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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话桑梓情（231） 纪元.时节习俗 时节庆典休闲娱乐 2、戏曲化的形式与演变 清乾隆六十年刊印的《霓裳续谱》云：“秧歌凤阳鼓、凤阳锣，凤阳姐儿们唱秧歌。”祁太秧歌《打花鼓》中也有：“夫妻双双出府门，海走天涯唱秧歌。”唱凤阳花鼓艺人到了北方，也随着北方的风俗习惯唱秧歌了。虽然凤阳歌与秧歌的曲调，在调式、调性、音韵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互相吸收、溶化，逐步成了一体，统称秧歌，而凤阳歌的名称在北方也逐渐消失了。另外，还吸收了“莲花落”的格调，按《津门杂记》云：“北方之唱‘莲花落’者，谓之‘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戏也。”又云：“后有人改名太平歌词云”。“莲花落”是夹说夹唱的一种说唱艺术，用竹板打节拍，每段常以“莲花落、落莲花”一类的句子做衬腔或尾声。祁太秧歌《烙碗计》剧中，丑角学唱“莲花落”词：“呱哒儿呱，呱哒儿呱，花鼓汉子把话明，再把妻儿叫一声。”这是以“莲花落”形式唱《打花鼓》中的唱句。 又如《小放牛》唱词：“打个什么锣？打个太平锣；打个什么鼓? 打个凤阳鼓。”念白中有：“口儿里唱的都是莲花落吆降呀咳。“又唱，“一喷一朵莲花，花开一朵美。”又《打花鼓》中唱，“转过这条臭胡同，咱们再唱莲花落。”这说明凤阳花鼓艺人流串到北方后也唱“莲花落”。这都对祁太秧歌的丰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此，祁太秧歌曲调增多了，剧目也丰富了，并且增加了数板与念白和唱完有说，说完再唱的节目。当地艺人也编出不少剧本，如：《吵街》、《东六支赶会》等，还有另一种形式，丑角上场先说一段与剧情无关的杂说，如：《双唤妹》、《碾糕面》等。这种有歌有舞有说的三结合节目出现后，对祁太秧歌又是一个大的发展，而且孕育了戏曲化的胚胎。 清嘉庆、道光年间，祁县、太谷、平遥等县的商业蓬勃兴 起，商人四处经商，外地商人也频繁来这里通商。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交流传播。当时人们对时兴小曲，流行小戏倍感兴趣。如：《走西口》、《金全卖妻》、《小上坟》、《放风筝》等剧目，都是这一时期由外地传来的。在这些剧目的影响下，启发了民间艺人编唱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口头剧目，如《割田》、《回家》、《柚筒记》、《换时花》等。这说明秧歌戏曲中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道光年间，晋中平原农村，成立了许多“自乐班”组织；据晋剧票社活动家郭少仙（已故）讲，他在太谷韩村时曾看到该村“自乐班”的一只衣箱，上写：“道光十九年立”等字祥。又据93岁的离休老教师张景芳谈：“自乐班的组织，最迟是在清朝中叶，即祁太商业发达时就有了”、当时农村一般是踩街秧歌活动，后即登上台子演出。台后设一卯桌，上插“同乐班”、“喜乐社”等类的幔帘。节目有小曲曲、歌舞小戏、杂说、秧歌等。不过秧歌戏是占主导地位的，并有武场配合，如《埋儿》、《巫神》、《劝女》、《缝袍子》、《骂鸡》、《卖豆腐》等。从此，秧歌戏的胎儿产生了，这也是祁太秧歌的发展，由渐变到突变的重要标志。秧歌艺人登台演出后，起初在本村演出，后出村出县演出。据晋中地方志办刘俊礼同志从清徐县尧城村见到舞台墙壁上记录有光绪二十二年的演出剧目：“五月初七日， 祁太德胜社，首日《吃油漠》、《采茶》。午《换碗》、《求妻》、 《哭五更》。晚《翠屏山》、《火算命》、《卖豆腐》。”祁太德胜社，据说是由祁县名艺人“老双龙”、“四杆旗”两师傅组织的半职业性班社。这类班社的出现，说明祁太秧歌的发展又前进了一步。 民国15年前后，祁县、太谷秧歌艺人，根据当地真人真事编出了一批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生活的秧歌戏，并创作出一些新曲调，一直流传至今。如：《唤小姨儿》、《做小衫衫》、《十家排》、《送樱桃》、《跟大嫂顶工》等曲调。但其中的一些剧目，有淫荡低级下流的内容和表演动作。如“钻幌帐”、“脱裤子”等，这是祁太秧歌发展中出现的一股逆流，它败坏了祁太秧歌的声誉。 在这一时期，有些晋剧艺人，曾与秧歌艺人合作，改编和创作过不少优秀秧歌戏。如祁县谷恋村的晋剧名鼓师高锡禹（狗蛮），与村中秧歌艺人创作的《恶家庭》、《锄田》；改编的有：《改良算帐》、《回家》等。这些剧目，不但生活丰富、内容健康，在音乐和唱腔方面，也大有改进，戏曲韵味也浓，是祁太秧歌中的优秀节目。除《恶家庭》外，其余节目，仍流行演出。晋剧和秧歌，这两种姐妹艺术的艺人，还一起组织“风搅雪”班子，同台演戏，既演晋剧，也演秧歌。 晋剧艺人在表演、化妆、服装等方面，给秧歌以重大影响，对提高秧歌艺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晋剧和秧歌艺人，互相配合，共同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祁太秧歌剧种，很快推广到了晋中10多个县，它在群众中的声誉，也越来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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