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它的“隐”
梦也无声
现在教诗者多强调隐、藏，把直接透彻当作忌讳，刻意抬高隐和藏的地位，把曲笔、隐笔搞得过于神秘，大有把隐和藏与婉约词风混为一谈的趋势。
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想要千八百字就说清楚，很难的。只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与诗友共享。
隐和藏与婉约诗风是有点关联，婉约中有直笔，如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是直笔抒写，婉约中更多曲笔，如贺铸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婉约与豪放更多的时候不是指用语造境等表现方式，而是指“气”的流动方式，不了解诗文中有“气”的因素，就难免会把婉约与隐和藏混为一谈。
在直笔中也有隐和藏，用直笔的例子来说隐和藏的意义可能更便捷直观。
比如大雅，一般肯定不会归入婉约者流，但是大雅中更多隐笔、曲笔和藏锋。
心里有而不便说心里有也不能说或者心里有十只能说三、五、七成，表达出来就有了隐笔曲笔和藏锋，这样的隐和藏，与婉约毫无关联，要么是为尊者讳，要么是为形势计，总之，不是不会说而只是不能说。
所以，通常我们说到隐和藏，它的真正含义多半是指诗人有意为之，是一种主观选择主观取向，这也是隐和藏的本意。
以诗为心声的观点来看，好的诗词，都是作者心声的直观呈现，有些性情特质的人，善于逻辑思辨，长于判断，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有形的，他表达自己的时候，不论正确与否，都能指向一个明确清晰的方向，以“事”或“理”见长。而另有一种性情气质，凡事以感受为先为主，他内心明确的是感受的程度，却不是事理的轮廓，这样的两种不同的性情气质，就产生了不同的文风。
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明确清晰，他的无限情思仿佛可以通过“人长久”来“一刀”解决。
再看《古诗十九首》，“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只是说了这样一种现象，相应地传达了一种感受，“衣带日已缓”和“浮云蔽白日”这是一个比附，需要我们联想才能明了作者的心情，也因此，诗人常要循回往复地咏叹来强化这种模糊的感受，不像豪放派能一刀定位那么简单。
再看《蒹葭》和《黍离》，《蒹葭》中有“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描述了一种反复“烙饼”辗转反侧的情绪状态，却不能明确指出任何有形有据的东西。
而《黍离》中，就有明确的方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个结论性的断语，清晰精准，没有歧义。
无论是苏轼，还是“行行重行行”的作者，都在直笔抒写自己内心的感受，清晰明确者有清晰明辨的能力，委婉曲折者，长于感受感应短于明辨决断，能精准表达自己的感受却无法给这感受以明确精准的限定。
《蒹葭》和《黍离》则更鲜明地呈现了这两种文字的作者的个体差别。
就大多数描写生活感受的诗词而言，并没有那么多刻意为之的隐笔和曲笔，《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多是长于感受短于思辩的气质，他们之所以写的温婉曲折，不是刻意要和大家玩捉迷藏的文字游戏，而是性情气质使然，对于自己的情绪感受，对于世事变迁，他们并不能有清晰明确的认知和判断。
曹操说“势利使人争”，得力于他的清醒的思辩能力和对世事政局的深邃而透彻的见识，对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而言，他们只是感受到了各种不快不爽压抑和绝望，他们未必能深刻明确地解读当时社会的诸多弊端，清晰明确地阐述时局形势如何令人绝望，他们只能表述自己的绝望，他们以真诚的心，真实的情，真切的感受和体验，传达出那个时代的特征，这种没有明确说出的“背后的故事”，未必是十九首的作者刻意隐藏，而是——他们极有可能真的不知道。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就是有这样两种不同大脑、心念性情气质的——诗人，就象大观园里有情绪化重感受的林妹妹，也有现实冷静的宝姐姐，更有直爽通达的史大小姐，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精明果断敢作敢为有担当能理事的探春小姐。
我们更多的人喜欢林妹妹，就像喜欢婉约词，那多半是一个男人的眼光的话语权造成的，这是千百年封建的男人世界长期“教化”濡染的副产品，在《西游记》的女儿国中，或许就以果敢干练为大众偶像也未可知。
如果我们说林妹妹的情绪化表现不是真性情使然，而是故意做出来给大家看的隐笔和曲笔，大家一定有要“呕”的反应。
所以，不要说《古诗十九首》是隐笔曲笔，那不是故意做出来的不明晰，是真的感受真的性情，倒是大观园里的探春，碍于身份地位角色性别，可能有些时候要用到“隐”和“曲”，不得不刻意地收敛些锋芒，或者如秦可卿者流，有些事实在是让人难以启齿，非说不可的话，才会刻意地去隐去藏。
学诗作诗不从努力恰切地表达自己的心声做起，却刻意地去追求隐笔和曲笔，那是十分令人作呕的尝试，也是目前很多诗教“从业者”的无知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