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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73到1976年在山西大学艺术系上学，属“工农兵学员”。当时，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开门办学”都严重地干扰了正常教学，课程设置和内容也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还是想在业务上好好教，好好学的。这种矛盾在那几年一直存在。下面是我大学生活的概况和一些片段。 在各种干扰中坚持业务学习 那几年，各种政治运动不断进行，有时甚至是半停课或停课搞运动，同学们只能在政治运动之余，自己抓紧时间搞业务学习。当然也有些抵制的小动作，比如在开会时，学美术的在笔记本上画小画，学声乐的悄悄练习深呼吸等等。我也不例外，没少一边开会一边空手练习琵琶的轮指。 对正常教学的另一种干扰是“开门办学”占用了太多时间。那几年，我们先后赶上两次“学农”，一次“学军”，每次都用几个星期；还有一次到地方办师范班，时间长达几个月。虽说是“办学”，但离开学校，课堂教学就基本停了。在外面的环境中，同学们只能尽量坚持自学。 另一方面，课程的设置和内容本身也受到那个年代的严重影响。首先学制从以前的四年缩短为三年；同时，本应有的史论方面的课，如中外音乐史，民族音乐概论（应包括民歌，戏曲等中国传统音乐），都不开了。这对学生知识结构上造成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同学们只能在下面各自找点有关的书籍和录音读读听听，勉强对此做一点补偿。 我自己的业务学习当然也是在上述各种干扰中进行的。我的主修是琵琶演奏，师从艺术系唯一的琵琶教师梁世侃先生。他曾在国家的建筑文工团任琵琶演奏员；六十年代初调到山大任教，是当之无愧的山西琵琶第一把。我入学前只学过两年琵琶，入学后在梁老师的指导下，基本功练得更加扎实，同时大大拓宽了演奏曲目。毕业后我在艺校教书期间，琵琶教学中的很多东西都是从梁老师那里学来的。 音乐专业从二年级开始每人要选一门副修，我选了钢琴，师从于立老师。她是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本科毕业后到山大任教的。于老师主要指导我练习车尔尼的钢琴练习曲，从初级到有点难度的都有。曲子她不主张多弹，只教了我两首巴赫的《二部创意曲》。这些为我以后自己练习钢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我对作曲理论也有兴趣。除了二年级时上了“歌曲作法”和“和声”的大课，我私下里还在主修作曲的姚恒璐同学的指导下，学习了苏联斯波索宾的《和声学教程》上下册，并作了部分习题，姚恒璐还帮我改了题。三年级时，我旁听过作曲专业的复调课，自己还阅读过配器课的教材。这些也都成为我以后继续学习音乐理论的基础。 我要感谢梁世侃老师，于立老师，以及所有在大学期间教过我的老师们。感谢他们在那样艰难的年代和矛盾的环境中坚持教学，给了我宝贵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也感谢姚恒璐等在业务学习上帮助过我的同学们。 得病住院做手术，多亏同学们的帮助 记得二年级第一学期，我的老毛病痔疮又犯了，每次大便都出血，很痛苦。当时看病难，我在太原又没有熟人。幸亏有家在太原的M同学帮我找了医生，经检查，需要住院并做手术。当时这些都很难，需要排队。这时另一位S同学通过关系找到另一家医院，能较快安排住院和手术。 记得手术是在住进医院的第三天上午进行的（因为手术前要洗肠，备皮），是S同学到医院来陪我。手术进行得不算太顺利，局部麻药就打了好几次，但我总还有明显的痛感。后来医生说，不能再打了，再打就会出现水肿，不能手术了。稍后动剪子时，我疼得直哎哟，上身的衣服都让汗浸湿了。 下了手术，医生说麻药劲儿过去后还会很疼，我可以要求护士注射杜冷丁止痛。下午，Z和W两位同学接班来看护我。医生查房时对他们说，今天上午刚做了手术，晚上最好留一个人，万一有什么情况好及时发现。我知道当时同学们正在准备各自的期中业务观摩，都很忙，就连说“不用，不用”，但两位同学已经在商量晚上谁留下了。我实在过意不去，一阵激动没忍住，竟抽泣起来，忙用被子遮住脸。（这里还是解释一下，我并不是一个泪点很低的人，但那天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一下子就忍不住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是不是和注射了杜冷丁止痛有关。）Z同学见了安慰我说：“你哭什么呀？！有那么疼吗？！” W同学小声说：“不是疼。”…… 那天Z同学就在我病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一夜。 手术后在医院住的那几天，每天都有同学来看我，还带来糖果香蕉等好吃的。出院后，由于学校没办法解决我需要的半流食，系里批准我回家休养，直到完全养好。回想那次我住院做手术，完全是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的，否则根本不可能。对此，我永远心存感激之情！ 一场难忘的足球赛 记得三年级第一学期，全校各系的应届毕业生都被分成小组，到山西各专区去办师范班，对当地一些中学教师进行为期几个月的培训。我参加的是雁北师范班，地点设在神头师专。当时除了艺术系，至少还有数学系，中文系，历史系和体育系的小组，分头给各科的学员上课。各系同学共用一个伙房，同住一个院子，大家很快就互相熟悉了。 有一天体育系的W同学问我，以前踢过足球没有。我知道他是山大校队的守门员，以为他要和我聊足球，就牛哄哄地回答，中学时在班队踢过后卫。没想到他说，要和神头电厂队踢一场，人不够，叫我也上。我连忙说，多年没踢了，怕不行。他说，没事，对方的实力有限，你上场踢后卫，就顶个数，历史系L同学也上。我被说动，也想过过踢球的瘾，就答应了。 那天比赛开始不久，我得到球。按说大脚开到前场就行，可我觉得那样忒土，想来个短传配合，结果没传好，球被对方的前锋抢断了。人家再一晃，把连人带球把我过了。等我回头再一看，那叫个惨：我们大门儿也趴下了，球也进了网窝。 当时我都懵了，完全没想到由于自己的失误造成对方进球这样严重的后果，也完全没有比赛经验，只觉得浑身发紧，手和腿都直抖，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场上的哥儿几个利用中场开球前的片刻过来安慰我说，“没事，下次再有这球，大脚开出就是了。” 我当时连感动带着急，眯着眼咬着嘴，使劲绷着。 等再一开球，我就跟疯了似的，在场上乱跑乱抢，就想快点“立功赎罪”把球捞回来。没过多一会儿，担任场外指导的体育系申老师请求换人，让我下来 “休息休息。” 我低着头走出场外，真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 幸好后来我方队员在对方球门前狂轰滥炸，才使得比分反超，最终赢了那场比赛。 那次经历至少让我明白了两件事：一是自己其实不会踢球，所以以后再也没参加过足球赛；二是体会到遇到挫折时的心理素质是多么重要。尽管那是一次教训，但每每想起当时体育系W同学等哥儿几个过来安慰我，心里总是暖暖的。如今闭上眼睛，脑海中还能浮现出他们当年的英姿。 在那特殊的年代，同学之间的深厚友情更显得真挚可贵。  上图是大学期间在校门与几位同班同学的合影，约1974-1975年。  上图是2019年4月我们山西大学艺术系73级音专同学返校聚会时，与几位当年的老师及现任山西大学音乐学院领导的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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