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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迷离恍惚的时代喧嚣往回望，中青年读书人大多还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坊间突然出现诸多地方教育出版社密集推出的重磅人文社科图书，可圈可点者如，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现代学术经典》、《全元曲》、《世界文豪书系》，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朱自清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朱光潜全集》、《宗白华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三思文库》、《旧踪书系》，大象出版社的《大象人物书系》，浙江教育出版社的《蔡元培全集》……大众读者一改此前对教育社“吃政策饭”、只会机械编教辅、面目平庸的成见，刮目相看。从当代出版史的角度来看，这场地方教育出版社掀起的飓风，可谓因缘合和的产物。大多成立于1980年代前中期的地方教育社，历经十年生聚，靠着计划经济时代出版专业分工政策的护佑，躺在教材教辅上坐收丰厚利润；而转型过渡之中，统筹上交利润的一定之规还没出台，教育社因此大多过上了腰包鼓鼓的幸福生活。但是，多金未必名高，在以文化含量为软实力的出版界，反而更容易招致“有钱没文化”的鄙夷之色，财大气粗的教育社一直处于有钱而无地位的尴尬境地。“仓廪实而知礼节”，出于孔夫子所说“既富庶”则教化之这一传统的人文主义也好，出于马斯诺所说在温饱之后则渴望“自我实现需求”的心理学也罢，那个年代的教育出版人普遍怀有自我超越的行业激情与心理冲动。加上那时还没有外行业干部大面积拥入出版管理层的情况，教育社的主事者，不乏身在业界摸爬滚打多年而以文化学术启蒙为志向之人。痛定思痛，他们凭着一种个人的书生情怀，更抱着改变教育出版人平庸地位、建立文化功业的渴望，追求“玩一把”，纷纷向非教育出版挺进。对这一教育出版大面积转型的潮流，有称“大教育”者，有叫“走出教育做出版”者，也有人认定为“多种出版经营模式的探索”，总之出现了教育社在人文学术出版领域表现不俗的新现象。记得翻阅那些年的读书报刊，到处都是教育社重点出版物的消息，有创意者甚至开风气之先，在北京地铁城市公共空间做起了图书广告。至于考核出版社实力重要标准的参评大奖，教育出版社更是绝对占据上风。学者叶新曾经在《教育出版社获奖情况分析》（刊《出版广角》2000年第5期）中对教育社90年代中后期获奖情况进行统计，以1993—1998年四届国家图书奖为例，31家教育社，占全国图书出版社566家的5.48%，但共获奖67.5个，占13.95%；从社均获奖数来看, 全国为0.86个，非教育社0.78 个；而教育社为2.18个，远高于全国和非教育社；在教育社的获奖图书中，所出图书涵盖人文科技等所有门类，以社科为最,非教育类的平均卷数都高于教育类。一时有人惊呼,这是教育社的集体“出击”与“越位”。自然，出版文化毕竟是考验脚程的马拉松长跑，而不是一时发力的百米比赛。尽管不少地方教育社的灵魂人物努力以商务、中华等出版老字号为标杆（有段时间，三联等社甚至惊呼地方教育社凭着财力抢夺出版资源的“威胁论”），但出版的风格、风骨、气象与传统说到底要依靠温火烹茶式的工夫与历史来养成，而远非速成可致。囿于人才、眼界等“一大堆文化细节”的不足，教育社耸动一时的图书很快在读书圈中遭遇了不少诟病。记得当时在读书人扎堆的“天涯社区·闲闲书话”网站，不少人批评《万有文库》、《现代学术经典》等书的编校质量问题。比如后来以《战天京》等书出名的作家谭伯牛，就直言辽教社是“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典型案例；经常在“天涯书局”贴出长长书单的藏书家木兆轩主人，在书话中声称：“找不到其他版本时，就先用辽教的对付一阵。有了更好的版本，就把它扔掉。”其间的褒贬自见。而对风头正健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卡夫卡、歌德、加缪等外国文豪全集，“闲闲书话”上的帖子更是冠以“金玉其外”的评价，“要知道一套真正值得收藏的好书必须是装帧、纸张、插图、注释、排版样样精美，而河北教育的书只有装帧精美这一项而已；至于内容，只不过是把一个人的全部文字收集在了一起而已，这只是一种熟练工人的工作，丝毫看不出编辑的贡献，失望啊失望”。上述叶新文章末尾意味深长地说，包括教育社在内的一部分出版社对国家图书奖评奖导向的理解上似有偏差,贪大求全,片面追求数量和规模，而在图书的内在质量上下工夫不够。有些社为评奖而评奖，评奖书部头大卷数多、印数少。有些教育社本来只能出教育类图书，其他类图书的编辑力量比较薄弱。但它们凭借资金雄厚的优势，出版了一些专为评奖而设的“庞然大物”，因此造成出版资源不应有的浪费。进入新世纪，世易时移，中国出版在产业化的时代主旋律中高歌猛进。出版的精神与理想，身历期间者感觉好像发生了一场断裂。资本运作、产业化、数字出版等新鲜话题弥漫于出版圈。教育出版社也很快就宣告“回归”教育。由于减负、限价、招标等政策因素导致教育出版利润减少，同时以教育出版为主打的民营出版汹汹而来；及至集团化转企以后，在整合资源的大局势下，教育社大多成为集团征收财政、抽取资金的水库。一时间，教育社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危机与压力，大多重回教育本业以求稳当地安身立命，而不再在已经颇有影响的人文学术出版中挥掷金银。至于当年教育社中倡导向教育外人文社科图书挺进的编辑精英，不少在名利双收之后跃升为出版集团的领导；或者大多在“回心转意”之中“迷途知返”，重回教材教辅本业，只是，名词好像新换成了“助学读物”；思想趋新者，则追求以更开阔的发展路径推动教育出版的产业化提升，其主流方向是由传统的教育类内容提供商向教育服务商转型。当然也有像俞晓群那样痛感远离出版一线而不接地气，终于选择“重归书林”的例外。由主政辽教到集团领导，再到重出江湖一意执掌读书人起初多不知何方神圣的海豚社；从不甘心于当年《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计划，一诺千书”却“遵道而来，半途而废”的命运，到如今“啸聚”人马打造《海豚书馆》，这样不甘于被时代“招安”的职业出版人，值得敬重。二十年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如今回头看去，1990年代教育出版的“集体冲动”是成功探索还是迷途歧路，是暴发户的挥霍还是唐吉诃德式的理想追求，这只能放在当代出版史的大视野中由方家来裁断了。但不管如何，作为曾经在那个年代疯狂购书的普通读书人，我等还是能感受到当时群雄并起、佳作迭出带来的人文冲击以及对读书风尚的激活。就像总结1980年代的出版，我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说及《走向未来丛书》、《走向世界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等标志性出版物一样，回望1990年代，《现代学术经典》、《书趣文丛》以及众多全集等，肯定是绕不开的话题吧。如果出版以十年为代际区隔，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与1980年代以激情启蒙为追求稍异，1990年代教育社的出版物，明显体现出了与学术文化的时代脉搏共振之处。比如，不少教育社都推出了国学类、传统文化类丛书，这与19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学界风尚明显关联；至于它们大多开始有意识地出版全集，除了“贪大求全”容易以其庄严厚重吸引眼球，无可否认的是，也多少体现了他们开始全方位盘点整理“国故”、大规模引进西学的雄心。这些为人诟病的出版物，毕竟为一二十年前的读书人及时提供了聊胜于无的精神食粮。有不少读者，如当年网名为“江东子弟”的学者严晓星，起初曾批评 《新世纪万有文库》，而在使用过程中心生“了解之同情”：“有些书中确实有错字，也有误标误点的地方，但是其中许多版本极其名贵，把几百年无人沉湮不显、若存若亡的珍本秘籍公之于世，功莫大焉。”在列举出诸多书籍的可贵版本后，他以鲁迅先生当年曾说过“吃烂苹果总胜无”，嘉许《文库》的价值不能忽视，不能人云亦云，连洗澡水带孩子一起泼掉。这样的评价，对当年唐吉诃德式的出版人，未免不是一种安慰。事实上，我们听到至今还有不少读书人仍在专门收藏那个年代教育出版社的人文书。自然，上述不少图书的版权在几度流转之后早已花落他人之手，在“版本升级”的浪潮中改头换面。平心说来，这也受惠于当年这些教育出版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努力。后出转精者，自然理应感恩于前行者的拓荒，而不仅仅是指责前修未密。在今天，除了一些实力派与老字号，人文图书的冲击，更多来自一些个性鲜明的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社似乎大多甘于在集团这一庞然大物中现实主义地积累“硬实力”，而不再轻易高扬“为书香社会奠基”一类的理想主义冲动出击。与其赚得书友的叫好声，还不如稳当地对股民负责，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从90年代到新世纪，恍如一场穿越。置身于此文化语境中，尽管当年教育社“以书养书”的路径不免于“土豪金”与“暴发户”的讥评，但作为普通读者，有时听闻今天的出版业大多“功夫在书外”，我还是相当怀念1990年代教育出版的“集体冲动”。它固然有些粗犷，但不失真诚。张国功，文学博士，曾从事出版工作十五年，编审，现任教于南昌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编辑出版学、语言文字规范等研究。著有《风流与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纸醉书迷》《温情与敬意——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等。发表论文及随笔若干。兼任《创作评谭》杂志特约主编、江西省新闻出版局书报刊审读专家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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