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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写作 陈大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董鼎山在《读书》上写评论，钱钟书看后说：“不是学术，是报道。”于是董鼎山谈到了自己对第三种写作的看法，他认为写作有三种：第一种是创作，如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是小说家或诗人。第二种是学术的写作。第三种写作是富实践性的写作，如书评、新闻、时评，也可称为杂文或随笔。当有人问及董鼎山为什么一直坚持写作时，他回答道：“你应该有些期待的事。”董鼎山在《读书》上开过“纽约通讯”“西窗漫笔”等专栏，都是我曾经十分喜爱的。 说起第三种写作，较为典型的例子恐怕是蒙田和培根了。蒙田，法国贵族出身，年轻时参政，中年以后过起了退隐读书的生活，平生只有两部书，一部《随笔集》，一部《意大利游记》，都属于第三种写作的产品。蒙田随笔以友谊、社交、孤独、自由、死亡等话题为主，他的特点是文章段落很长，娓娓道来，多引历史和典故，善于讲故事，有论者以为颇类中国的章回小说。蒙田认为，“人生的最高艺术乃是保持住自我。”茨威格说：读蒙田的书，不一定要读一个多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只要翻开他的书，我们每次都会找到一句言之有理和使人振作的话。他有一句隽言：“我知道什么？”对后人影响深远，譬如培根就是，在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中，是有蒙田影子的。 培根也是第三种写作的典型代表，同样贵族出身，二十几岁便著书立说。他有志作为，当过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后来仕途受挫，被削官为民，反使他可以放开来搞他的第三种写作，一本由五十八篇短文组成的《随笔集》，让培根在世界文坛奠定了崇高的地位。和蒙田随笔风格不同，培根多为短章，他的随笔没有散漫和随意，颇具诗的凝练，布局严谨，其文不卖弄风趣，作自己灵魂的絮语，而是如法官判案或高人赐教。 蒙田受过斯多葛思想的影响，随笔中触及人性的地方毫不留情，坦然言之，他的随笔集出版后，受到过追捧，也遭遇到攻击。一段时期里，粗通文字的乡下贵族，会在壁炉上放一部蒙田的书，附庸风雅。而1666年当王家码头学派猛烈攻击蒙田后，他的《随笔集》曾被列为禁书，自1669—1724年这五十几年间，原来畅销的《随笔集》没有再版过。 培根没有如蒙田冰火两重天的经历，他在哲学方面的贡献，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的随笔也是警句隽言篇篇皆有，像“美德如同名贵的香料，焚烧碾碎时最显芬芳”“幸运的好处令人向往，厄运的好处叫人惊奇”“学养可助娱乐，可添文采，可长才干”“夫妻之爱创造人类，朋友之爱完善人类，而淫乱之爱败坏、作贱了人类”……都是为人们至今乐道的。 在蒙田和培根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属于第三种写作的“随笔”，英语作Essay。 鲁迅的杂文当属于第三种写作。鲁迅曾因为杂文写多了，被人讥为“杂感家”。他在《华盖集》题记中谈到：“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鲁迅是不可能离开风雷激荡的现实，去做象牙塔中的艺术家或者文学家的，他宁愿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有人议论鲁迅，说从学术的角度看，鲁迅缺乏系统，不像胡适那样可以归入一定的学术谱系。其实，鲁迅是章太炎的高足，学问极有根底，只不过他不太以高头讲章为意罢了。陈寅恪去北大当教授时，也没有什么大著。假鲁迅以天年，会不会搞起学术来，是很难说的。总之，在当年，鲁迅在做学术和改造社会面前选择了后者。其实，说到学术的系统性，中国有“述而不作”的传统，讲究“默会”，强调一个“悟”字。孔子没有系统的著作，只有后人编纂的《论语》，老子只有五千言，谈不上系统。杜甫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注家称，读懂《论语》《孝经》可以为师。千百年来，想搞懂和研究孔子、老子的学者都费尽移山心力，相关著作早已汗牛充栋。孔子、老子都是有思想核心的，孔子的核心是“仁”，老子的核心是“道”，不是什么“学术角度”的系统，确是无形的大系统。鲁迅的第三种写作，也有一个核心，即对现实的批判。在我看来，这就是鲁迅的大系统。 对于第一种写作和第二种写作，我都是由衷敬佩的，但我最喜爱的还是第三种写作。不仅爱读，也喜欢去尝试，心存对先哲们的敬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所以如此，正如董鼎山所言：“你应该有些期待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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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冬天惠铃 > 《A00文学/创作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