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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到选主:西方代议制民主怎样化解了雅典民主的弊端

 知行合一117 2019-11-24

我们前面讲到了雅典民主对雅典造成了怎样的危害,正因为雅典民主极大的副作用,导致之后西方思想家对于民主的评价一直不高,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西方思想家普遍将民主视为多数人的暴力,是群氓政治的体现。

但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虽然民主的缺陷明显,但他却是不可阻挡的大潮,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民众参与政治,掌管政府的欲望越来越强。虽然法国大革命中,民众大规模的参与政治造成了血腥与混乱,但是这股大潮不但没有停歇,反而其势更猛。

在民主的弊端以及民主成为潮流的夹击下,西方的精英们迫切需要一条可以让民众参与政治,但又能避免民主弊端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代议制民主被发明了,他通过变人民为选民,变民主为选主,让人民以选举的方式参与到政治之中,从而既保证了人民的权利,又让政治不被群氓所把控,这种代议制民主,直到今天,依然是西方民主的主流。

(法国大革命的血腥让单纯的直接民主被人厌恶)

变人民为选民

雅典民主实行抽签制,即所有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这种制度虽然让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大大提高,但是却导致决策的专业性无法保障,从雅典民主的实践看,这种抽签选择管理者的做法导致了严重的群氓政治和反智主义。而且,雅典民主有一个巨大的弊端,那就是让民众直接参与管理只适合在人口较少的城邦,而英法美等国当时都是数千万人口的大国,这种直接民主显然不切实际。

(苏格拉底之死让雅典民主臭名昭著)

为了避免由民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弊端,西方的思想家们将已经存在的代议制与民主相结合,形成了新型的代议制民主,代议指代表与议会,在中世纪时期,代议就已经存在,当时贵族们组成的议会与国王讨价还价,以集体决策的方式管理国家,英国《大宪章》签订之后就是典型的代议制。但是中世纪的代议制,都是贵族参与,贵族不需要民众的同意和选票,法国大革命后,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越来越高,于是西方的政治家就开始将代议制与民主相结合。

最早提出代议民主的是美国先贤之一的汉密尔顿,而另一位先贤麦迪逊则认为代议制是解决民主多数人暴政的灵丹妙药,而美国的思想家潘恩更是将代议制视为完美的制度。他说:“简单的民主制不过是古代人的公共会堂……如果人口太多,这样的民主制就行不通了,……而即使是小范围,代议民主也比直接民主更好“。潘恩认为,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不同数量人口的政府体制。

(《常识》的作者潘恩非常推崇代议制民主)

除了美国的诸位思想家,欧洲的边沁、穆勒等思想家也对代议制民主赞赏有加,其中穆勒认为代议制民主是一举两得的制度,它一方面提供政府管理所需的专业化和有特长的人才,另一方面又保证政府对人民负责。普通选民可以拥有对政府的最终控制权,但他们不用直接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政府的正当性可以通过民众选举自己的代表来实现。同时,穆勒还主张一种不公平的选举制度,即越聪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应该分到更多的选票,以此根治群氓政治。

最终,20世纪的思想家熊彼特完整论述了代议制民主,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把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从而彻底将民主的定义与选票和代议制结合起来,代议制和选举正式成为民主的代言。

(人民变为了选民)

可以说,此时开始,我们熟知的西方民主制度彻底定型,从此刻起人民变为了选民,民主变为了选主,民主和选举,深深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民主最大的标志。而在2000多年前的雅典,抽签才是民主的标志。

引入法治规范民主

除了将代议制和民主结合,西方政治家还引入了法治来规范民主,雅典民主一大弊端就是没有法治作为支撑,所有的判决全是民众的任性胡为,完全演化为了多数人的暴政,这是苏格拉底被处死的原因。

托克维尔就明确的指出:除了上帝之外,人间的一切都不应拥有绝对权威,……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种子。

托克维尔还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

(亲眼目睹法国大革命的托克维尔对于无限制的民主非常厌恶)

托克维尔处分表达出他对多数人不受限制权威的恐惧,他最惧怕的就是以人民的名义对少数人进行欺凌,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包括穆勒,美国的潘恩等,其观点大都与托克维尔类似。他们都主张引入宪政和法治,即用宪法法律来制约国家的权力,不管行使权力的是君主还是民主政府。

从这个时候开始,法治、宪政开始和民主结合,多数人不能在肆意妄为,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言论自由等人的基本权利开始受到法律的保护,多数人再也不能像雅典时期一样仅仅因为厌恶谁就可以将谁处死,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20世纪的西方,那么他绝对不会因何主流观点不同而遭到处死。

(辛普森杀人案,即使全美国人都觉得辛普森该死,但法院依然可以依照法律将其释放)

体现法治对多数人制约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美国辛普森杀人案,虽然全美国的人都认为是辛普森杀的人,都认为他有罪该死,但最终法院和陪审团依然因证据不足和证据获取不合法等原因将其释放,即使多数人都希望辛普森死,依然不能动摇判决。只有在宪政、法治的规范下,民主才是有序的,如果没有法治,民主能只是多数人的暴政。

选举权的扩大和互联网的兴起让群氓政治再次兴起


再将代议制、法治和民主结合后,西方综合几种制度的有点,不仅拥有高效专业的决策,还能让民众的利益得到一定保障。但是自从6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选举权大大扩大,所有人,无论贫富和教育水平,都可以参加选举。二是媒介的变化,电视乃至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民众短时间就能聚集起舆情风暴,对于决策进行干扰。这两种情况大大降低了民众直接影响决策的成本,还大大降低了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参与政治的成本。


选举权扩大,互联网兴起使得代议制民主渐渐丧失了优势,以前只有对政治较为通晓的精英才能影响决策和选举,但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最激进、最疯狂的一批人得以发挥作用,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面临着互联网带来的群氓政治的挑战。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和极度的非理智不仅使得代议制民主日渐失灵,就连专制国家也不得不屈服于民众的山呼海啸之下。
这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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