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命中贵人”蔡元培

鲁迅谈与蔡元培萧伯纳合影

鲁迅是人不是神，是人就难免具有人与生俱来的人性的某些弱点。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只会使鲁迅形象在国人心目中更为可亲可敬！作为鲁迅的同乡和前辈，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对于鲁迅可谓有知遇之恩。在鲁迅两次陷入困境时，蔡元培都伸出了援手，并在鲁迅逝世后，不顾他人非议，高度评价鲁迅并为《鲁迅全集》作序。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则在查证资料后指出，鲁迅在与蔡元培的交往中，并没能显示“君子之风”。他在追溯往事的同时，期以此文抛砖引玉，与研究鲁迅的学人商榷，以求更接近历史原貌。

“木瓜之役”

第一次帮助是在1912年。1909年“海归派”鲁迅回国后，谋职并不顺利。先是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员。参与了学潮，反对校长夏震武。结果两败俱伤，校长辞职，而鲁迅也被炒了鱿鱼。

这就是有名的“木瓜之役”。

“木瓜之役”后，鲁迅的处境相当不顺，他在与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话说得很辛酸，把故乡说成“棘地”。有意思的是，信中还一再关照许不要把自己落魄的情形告诉某人，因为此人“善扬人短”，会看他的好戏。由此可见，鲁迅当时的狼狈。

暑假过后，鲁迅开始了他第二份工作，任绍兴府中学堂博物教员。但薪水微薄，“不足自养”。家境更没有因为鲁迅归国而好转。1910年，不得不卖地罄资，1911年初，甚至到了“分析公田”的地步。

就在鲁迅不知去何方的时候，接到孑民先生的邀请。1934年鲁迅在《自传》提到过这件事，说：“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在“精兵简政”的当时，“科长”已经是不小的官了——尽管鲁迅对这个职务并不太满意，一再地表示“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这个京官，他一做就是十四年，直到“三一八”事件之后丢掉了这个位子。

聘其为“特约撰述员”

第二次提携是“丢官”一年之后，即1927年年底。

当时鲁迅从厦门到广州，因为不愿与顾颉刚共事，离开中山大学。在广州闲居到9月，便决定到上海暂住。刚到上海，便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又是蔡元培帮了他大忙。1927年12月8日，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给了鲁迅“特约撰述员”的美差，月薪300大洋。这是一笔极其丰厚的固定收入，它成了初到上海的鲁迅的救命钱。

这个闲职不需要上下班，不受制约，没有具体要求。赐予的对象，唯一的条件是要求受聘者埋头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从书信中显示，鲁迅的这一职位并非顺利获得，而是通过关系“争”来的。

章廷谦曾在北大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在这中间起了作用。当鲁迅通过许寿裳获知蔡元培已口头表示要聘其为“特约撰述员”的消息后，曾先后在给江绍原、章廷谦的几封信中，怀疑天上真的会掉下这么大的馅饼。

10月21日，他在致同样有可能被受聘的江绍原的信中问道：“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

10天后的信中又说：许寿裳“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情绪多变的鲁迅，这时怀疑消息的可靠性，表示不想去端这个金饭碗了。

又过了7天，他致信章廷谦说：许寿裳说“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许寿裳）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鲁迅真正关心的是南京方面聘不聘“我”的事，这里却单说绍原，省略了“我”；而且怀疑蔡公在“敷衍”他们。

又过了一个月，也就是蔡元培的聘书送达前的十几天，盼聘书盼得六神无主的鲁迅，实在无法按捺心中的怨气，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尽情发泄了对蔡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然而，最后的结果是，蔡太史没有食言，鲁迅也没有拒绝这个“无聊”的饭碗，而且一吃便是4年多，直到因“绝无成绩”被裁撤。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

其实仁厚的蔡元培对鲁迅的关照，还不仅在他生前。

鲁迅死后，孑民先生列名于治丧委员会，并为他写了挽联：“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鲁迅全集》初版时，蔡先生还为之写序，称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据悉，蔡先生终其一生，只在人前赞扬周树人，没有在人前臧否过鲁迅，更无一书面文字贬抑。

众所周知，元培先生是公认的长者。他去世时，毛泽东也发电文，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哲学家冯友兰写回忆录，说当年只是从蔡校长的面前走过，就感受到他那“如沐春风”的气象而终身难忘。可见先生的人格魅力。

照例，生活中能遇到这样一位长者，是天大的福分。对于这样大的恩典应该感恩戴德，敬重有加，没齿不忘而唯恐不及。但，鲁迅没有。

1926年2月，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蔡元培从欧洲考察回沪。记者报道了他的谈话，“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谓现实问题，固应解决，尤须有人埋头研究，以规将来。”

鲁迅便在《无花的蔷薇》里刺了他一下：“蔡孑民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1927年6月12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对蔡先生很不满意：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1927年10月21日，许寿裳告诉鲁迅向蔡元培推荐的事。鲁迅在致江绍原的信中表示怀疑，说：许寿裳“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兄）与人斗争之事较少”。

鲁迅表示：我不是君子

一年以后，研究院这个饭碗在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里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鲁迅一面骂国民政府，一面还是领取津贴。直到1931年12月，行政院长以鲁迅4年多未研究学问为由，予以裁撤。

蔡元培为此事再度出面补救，以失败告终。

这次鲁迅是表示感激的，但同时又托蔡元培设法为自己的弟弟周建人谋职。1932年3月2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写道：“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不怨……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可否乞兄转蔡先生代为设法……”

鲁迅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白拿了4年多津贴。不过，信上说“没齿不怨”，心里是否有怨，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蔡先生还是帮了他。由于有“蔡先生设法”，周建人终于保住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位。

人要懂得感恩。中国人传统文化讲究一个“义”字。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过，鲁迅是不屑的，在鲁迅看来，这是“吃人”的封建礼教。鲁迅一贯鄙视“正人君子”，并一再表示：我不是君子，我“无君子之风”。鲁迅对自己的评价，不知道是否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