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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是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后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然而，曾国的历史，在历史文献中却鲜有记载。虽然在宋代文献中，就著录了有“曾”字铭文的青铜器，但对其脉络的厘清，基本依靠考古发掘来实现。因此，曾国历史的研究，是建立在出土材料的基础上的，是通过考古发掘推动的。1933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遭军阀盗掘，嗣后的1935年和1938年又两次被盗，流散千余件青铜器，包括著名的曾姬无恤壶。这个“曾”字铭文引起刘节（1901-1977，史学家）等学者关于是否存在曾国的思考。  苏家垄墓地出土青铜器
1966年7月，在京山坪坝镇开挖郑家河水库干渠时，苏家垄出土一批古代青铜器皿，经鉴定为西周晚期青铜器。这批出土青铜器有鼎、鬲（lì）、甗(yǎn)、簋(guǐ)、豆(高圈足盘子)、方壶、盉(hé)、匜(yí)、盘和车马器等，共计97件。其中，两只方形青铜壶各通高66厘米、底长30.4厘米、底宽23.8厘米，32千克，口沿外撇为莲瓣，顶部内缩、鼓腹，通体饰相间的窃曲纹与环带纹，双耳为兽头，并附耳环，盖内及壶口内壁有“曾中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 十二字铭文，气势凝重而华丽；九件规格不一的青铜鼎，为新中国考古首次发现文献记载的列鼎。九鼎在古代埋葬习俗中代表着最高礼制。通常天子为九鼎八簋，诸侯为七鼎六簋，卿大夫为五鼎四簋，仕则为三鼎二簋。苏家垄出土九鼎七簋，意味着这里埋葬着一位国君。石破天惊。大批带“曾侯仲子斿父”、“曾仲游父”等铭文的青铜器，引起郭沫若（1892-1978，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俞伟超(1933 -2003，考古学家,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等学者以及学术界高度关注。其中，青铜壶上十二字铭文由郭沫若辨释。文献记载，历史上曾有三个曾国:姓姒者有两个，一个在今山东，一个在今河南；第三个姓姬，在今湖北境内。宋代在安陆县发现两件楚曾侯钟，这次在与安陆县相距不远的苏家垄发现大批曾国青铜器群，它不仅证明在湖北境内确实有一个姬姓曾国存在，而且这里是曾国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尤其是“曾侯仲子斿父壶”及“九鼎七簋”等高规格青铜礼器及铭文，暗示这里存在作为曾国都城的可能性。据考证，西周晚期，青铜器制作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青铜器的制造，主要是由周王室和贵族所控制。苏家垄发现的这批青铜器，是当时曾国贵族用来祭祀祖先和生活用的器具。鼎、鬲、甗是烹煮炊器，豆是盛肉的，簋是盛饭的，方壶是盛酒的，盉是温酒的，盘和匜是盥洗用的。这些都是曾国贵族显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京山苏家垄出土的曾国“九鼎七簋”，已是考古学界研究西周青铜器礼器组合的范例。1973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曾中游父方壶”邮票，是新中国第一件在“国家名片”上亮相的湖北出土文物。曾仲斿父壶与后母戊大方鼎、五羊方尊一同被列为中国十大国宝青铜器。两只曾侯壶现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现在，京山曾侯壶与随州曾侯乙编钟和荆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是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2013年苏家垄墓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探秘曾国 一石激起千层浪。古曾国初露端倪，漫长的曾国考古探秘从此起步……进入上世纪70年代，在湖北、河南等地先后有曾国青铜器零星出土。随州熊家老湾先后两次出土“曾伯文”铜簋。襄阳枣阳段营、枣阳曹门湾分别出土过曾国铜器。河南新野小西关也出土过曾国青铜器。1975年随州涢阳出土“曾子原彝”铭文铜器。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现掀起曾国历史研究高潮。考古发现，消耗大量财富所营建的墓室体现出当时曾侯相当高的地位；墓中丰富的随葬器物，包括九鼎八簋、成组编钟、编磬等，证明曾侯的等级和曾国的国力；不同曾侯的铭文铜器反映了三代曾侯的前后相继。1979年，随州城郊义地岗出土了“周王孙季怠”、“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尹季怠”铭文戈。1981年，在距离曾侯乙墓仅102米的地方又发掘擂鼓墩二号墓，出土包括九鼎八簋、36件编钟在内的大量曾国铜器，进一步推动以曾侯乙墓为重点的曾国历史研究。此后，湖北地区曾国墓葬、遗址不断被发现。1983年擂鼓墩砖瓦厂和吴家湾墓地，出土大批战国时期陶器。1994年，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出土“曾少宰”和“曾侯 ”铭文铜器；1997年，通过调查勘探，发现擂鼓墩一带周围的八处岗地上均分布有东周墓葬，并发掘擂鼓墩砖瓦厂，又出土了一批战国陶器。1999年至2008年，先后在随州擂鼓墩、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进行零星发掘。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曾国考古也取得了重要收获。2009年，发掘春秋晚期随州义地岗墓地文峰塔M1，墓主为曾侯乙的先君曾侯與。出土一套较为精美的青铜编钟和铭文为“曾侯與之行鬲”的铜鬲，直接说明M1的墓主为“曾侯舆”。其中，青铜编钟共10件，钟铭直接记载了关于曾国始封、曾楚关系等重要问题。2011年9月，发掘文峰塔M4，据其墓葬规模、出土器物分析，应是春秋晚期一代曾侯墓葬，其中一件青铜甬钟上有“左右楚王，弗讨是许”铭文，是研究曾楚关系的重要史料。以2011年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发现为标志，曾国历史研究迎来了又一高潮。2011年至2013年，通过对叶家山墓地的两次发掘，首次揭露了西周早期的曾国公墓地，关于曾国始封问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M111作为整个叶家山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丰富的有铭青铜器，据铜器铭文，该墓可能为“曾侯犺”墓。据铜簋上“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铭文，曾国的始祖为“南公”。据推测，南公是西周初年历经周文王、武王、成王三世，且极具政治和军事才能的南宫适，而曾国就是西周初年南宫适的封国。为了配合寻找曾国早期都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续开展了庙台子遗址的发掘。完整的壕沟、大型建筑基址与大型聚落表明，庙台子遗址是与叶家山墓地同期的西周早期曾国都城，与调查发现的同时期相关遗址共同组成一个大的聚落遗址群，形成了西周早期的政治中心。春秋早期的曾国考古也取得了重要进展。2014年、2015年、2016年，先后连续发掘了枣阳郭家庙墓地和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郭家庙墓区和曹门湾墓区清理墓葬110余座，其中不乏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墓葬。2002年及近年的发掘资料显示，郭家庙墓地是存在诸侯级别墓葬的一处曾国公共墓地，其考古学年代为两周之际。周台遗址包括新石器时代遗存与两周遗存，其中两周文化层发现有房址、水井、灰坑、墓葬、窑址等遗迹现象。从种种痕迹看，这么大的台基式建筑很可能是大型宫殿式建筑台基，表明该地或为两周之际的曾国国都。对忠义寨遗址的调查发现，在战国文化层下叠压着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的遗存，并有夯土遗迹；经过系统调查，确认忠义寨是一个四周有环壕的台地，当为郭家庙墓地的曾国都城。2018年秋，考古人员发掘随州义地岗墓群曾侯得墓北侧168号墓，出土极为丰富的随葬品。其中，在铸有龙纹的镈钟上有铭文“曾侯宝”，在铜鼎上发现了另一段铭文“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宝择其吉金（自作）”。出土器物上的铭文相互映证， 168号墓的墓主人为曾侯宝，年代为春秋中期早段。在168号墓北侧的169号墓出土的铜缶有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表明这件铜缶是楚王给楚国公主芈加的嫁妆。同时，也证明了这座大墓，正是曾侯宝的夫人芈加之墓。文字中提到的随国，实际就是曾国的另一种称谓。这也说明曾、楚两国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过姻亲关系。此外，169号芈加墓的编钟上，有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侯元子、出邦于曾”。这就说明曾国的族属源自周文王。这也为研究曾国的始封、确认曾为姬姓等问题提供了更直接的考古资料，破解了关于曾侯是周文王还是周武王之后的争议。曾国故都 随州庙台子遗址是与叶家山墓地同期的西周早期曾国都城，枣阳忠义寨当为郭家庙墓地的曾国都城。最早为当今世人熟知的京山苏家垄遗址，仅仅存在作为曾国都城的可能性？2014年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京山苏家垄进行大面积勘探，在1966年出土九鼎七簋的水库干渠两边南北岗地发现大批墓葬。2015年开始，历时近3年多，先后发掘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清理墓葬119座、车马坑2座，出土包括青铜器1000余件，玉器300余件，陶器40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500余件，有铭青铜器多达50余件，其中多篇铭文涉及重要史料。M79出土的鬲、簋、壶等多件铜器上有铭文“曾伯桼”，墓主人当为“曾伯桼”。M88出土有3鼎4簠，器物有“陔夫人芈克” 铭文，紧邻M79分布，规模、墓向与M79一致，为“曾伯桼”夫人墓。M79、M88两墓各出“曾伯桼”铭文壶2件，铭文位于壶盖、壶腹内壁，单壶铭文计161字。4件壶造型一致，铭文完全相同，在春秋时期青铜器中极为罕见。壶腹铭文83字(含两重文)，内容释读为:“唯王八月，初吉庚午，曾伯桼哲圣孔武，孔武元屖，克逖淮夷，余温恭且忌，余为民父母。惟此壶章，先民之尚。余是楙是则，允显允异。用其鐈镠，唯玄其良，自作尊壶，用孝用享于我皇祖，及我文考，用锡(赐)害(匄)眉寿，子孙永宝。”初步研究，铭文中“哲圣孔武，孔武元屖”，为对曾伯桼品德的赞美之词;“是楙是则，允显允异”，意指曾伯桼自我勉励，以身作则;“克逖淮夷”表示曾国能够治理淮夷;“温恭且忌，为民父母”，是指曾伯桼性格温和恭敬且有威严，统治一方民众;“用其鐈镠，惟玄其良，自作尊壶”，说明挑选上好铜料，制作了这件铜壶。盖部铭文78个字，内容与壶腹基本一致，壶腹首句“唯王八月”比盖铭多一“王”字，另壶腹多最后祝语“子孙永宝”。壶铭中“克逖淮夷”和M88出土的簠铭中“陔夫人芈克”等都是重要的出土文献资料。经过对其周边区域考古调查，确认该地区是一处以苏家垄墓地为主体，兼有与墓地同期的居址、冶炼遗存的大型遗址，总面积达231万平方米，其中遗址内分布的铜矿炼渣遗迹达75万平方米。检测结果与初步研究表明，铜渣主要是当地进行冶炼的炼渣。目前已发现炼铜炉一座，炉址上清理出与墓地同时期陶片，可见冶炼遗迹与墓葬同期。遗址内距离炉址1000余米处出土了一块铜锭。从1966年猜想曾中斿父是一代诸侯，到现在发现曾伯桼为另一位诸侯，以及出土的大批带铭重要青铜礼器、发现的与墓地同时期大型曾国居址、首次发现的同期大规模曾国冶铜遗存，50多年的发掘、研究，初步厘清了苏家垄遗址性质与布局。苏家垄为周王朝南方铜锡之路枢纽。曾伯桼器群与传世的曾伯桼“金道锡行”青铜簠对应，揭示了周王朝管理经营南方及南方铜、锡原料的重大史实。所谓“金道锡行”，古人把铜、青铜当做金，称为“吉金”，而锡则是铸造青铜所必需的一种物质，因为青铜基本上是铜锡合金，或者铜铅合金，“行”就是道路的意思。“金道锡行”就是铜锡之路，这些铜锡之路通到都城，然后又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传世曾伯桼青铜簠，早年系陈介祺 (1813-1884，清代金石学家)先生收藏，现存国家博物馆。此次出土曾伯桼铜壶，与之均有“克逖淮夷”等铭文，铭文诸多语气、用词相似，可以确认M79墓主人“曾伯桼”即与传世曾伯桼“金道锡行”簠器主为同一人。这一发现，实证了周王朝早期通过曾国，管理、控制随枣走廊，进而控制淮夷并掌控“金道锡行”铜、锡资源的史实。遗址大面积的冶炼遗存、出土铜锭及厚重的青铜器等，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为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对探讨春秋时期诸侯国青铜手工业的生产和管理、汉淮与中原地区之间金属资源的流通有着关键的意义。苏家垄遗址是与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遗址并存的曾国重要遗址。这些考古发现建构了传世文献并不明确的曾国，并使之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明晰的诸侯国之一。这处高等级聚落与同时期的郭家庙等曾国遗存并立，显示当时曾国复杂的社会结构。此外，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涉及诸多历史信息，发现的“番”、“黄”、“宋”等铭文提供了研究曾国与诸侯国国关系重要史料，尤其是M88墓的“陔夫人芈克”铭文簠，是现今可见较早的反映曾国与早期楚国关系的考古实证。根据礼制，只有国君配偶才称夫人，我们可以反过来证明，曾伯桼就是诸侯国的国君。京山苏家垄、随州庙台子、枣阳忠义寨同为不同时期的曾国故都。在苏家垄墓地北端邻近水渠清理的埋葬7车的车马坑，墓地现有周边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墓葬，结合整个墓地布局，推测其应当是1966年发现的M1袝葬车马坑，这进一步佐证了1966年发现的M1应该是一座大型墓葬。M1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铭文九鼎、大型车马坑，以及规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这里存在作为曾国都城的可能性。曾伯桼壶“为民父母”铭文，也显示了‘曾伯桼’可能为当时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历史上的曾国，是周成王分封给周朝开国功臣南宫适之子周朝宗室曾谏的封国。立国之初，曾国是周朝用以遏制楚国等南方势力的重要诸侯国。西周建立政权之后，周在中原的统治逐渐稳固，于是开始向外拓展疆域。为巩固对南方疆域的统治，周朝王室又把一些姬姓贵族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带，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曾国是这些姬姓封国中比较强大的一个。曾国位于江汉一带，与楚国、唐国、黄国等诸侯国为邻。在楚武王、楚成王治理下，楚国变得不断强大。强大的楚国，也在不断向外扩张。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40年，楚成王攻打曾国。最终，楚国和曾国签订和解盟约，双方重归于好。因曾侯乙编钟，一方诸侯曾侯乙为当今世人熟知。而根据年代，在京山苏家垄发现曾伯桼是曾侯乙300年前的先祖。迄今为止，曾国考古资料主要集中在西周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晚期（含中期）至战国中期三个历史阶段，而且这三个历史阶段都有国君级大型墓葬的发掘，有都城等重要遗迹的发现，但西周中期文化遗存暂未发现。2016年12月，在京山举行的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暨纪念苏家垄出土曾国青铜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称赞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两周考古最为活跃的，重要发现频出，学术活动频繁，在学术史上也是罕见的。他认为，50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理清了曾国的大线索，但需要探究的问题更多了。201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京山苏家垄墓群考古遗址公园名列其中。古曾国遗址首次被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计划，开始向北京圆明园、陕西兵马俑等知名遗址公园看齐、靠拢。2018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湖北京山市苏家垄周代遗址等六项目当选“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苏家垄遗址入选主要理由是:出土千余件青铜器，有铭文的多达50余件，涉及诸多历史信息，为解开有关中国青铜时代“金道锡行”之谜提供珍贵实证；苏家垄遗址是一处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考古发掘一批曾国高等级墓葬，其中一座大墓墓主人或为曾国诸侯。2019年2月，苏家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作为省级战略重点项目，被纳入湖北省《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2019—2023年）》。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展示、环境整治、安消防、标识导览系统以及展示馆（遗址博物馆）等工程项目建设情况，被列入综合考核体系。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的同时，增强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任重道远。由考古发现确认的曾国历史，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长达700多年，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也留下了诸多待解之谜，也给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我们留下了潜力无限的文化资源、提供了广阔无边的事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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