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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草书之美

 昵称32901809 2019-11-25

郝俊/文

草书是中国书法众书体中最富于艺术表现力、精神表现力的一种,草书书体的确立与变化发展也都与士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草书之所以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很大一个层面便是其对于士人精神的艺术化映照,以及作品中所流动的人的心灵之韵律,精神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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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居延汉简

一、草书的源与流

关于草书的起源,赵壹《非草书》中这样记载,“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草书体确立于汉,大致于西汉末、东汉中后期。“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讲到一种书体的产生之时所可述者,只是大致的时间段内,其面貌变化的过程,以及在关键节点时,对于该书体的最终确立及普遍化起到推动作用的人物。

张怀瓘《书断》中引王愔语,“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史游之前便应当已有了草法出现,只是史游作《急就章》进一步确立了草书的形态。裘锡圭先生说:“草书的形成至迟不会晚于元、成之际,很可能在宣、元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而在考古发现中所见的汉简,也对此看法进行了佐证。居延、敦煌出土汉简中草书以王莽时代居多,因此推测草书的产生定会早于此时。陆锡兴《论汉代草书》中提到,在海州花果山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有两枚纯为草字,体式和章草相近,为哀帝元寿二年之物,并据此推测章草的形时期便在大致在稍早于此时的元帝、成帝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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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 古隶

虽可推测出草书形成于元帝、成帝时期,但并不代表着当时草书已经流行普及。徐华《东汉草书艺术的演变及其精神内质》中说,“然而,草书作为一种新兴的书体,并不是一兴起便流行于社会的各阶层,而是集中流行在书写任务相当繁重的下层书吏和民间抄书者的笔下,流行在边陲的竹木简牍中间”。当时的书写用具主要是竹木简牍和帛,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中诗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所说的尺素书便是帛。然而丝织品贵重,并非人人可用,在纸普及以前竹简便作为文字的重要载体,是政府机关公文及往来函件的通用工具。从材质上也可以推出两种不同文字载体,相对应会有不同的书写风格,帛书为贵族所用,其字体必当庄重严谨。竹简则相对更为随意自由。但对于竹简的书写,也只是相对的随意,当时官方有同行的字体篆书或隶书,对于官方文书的字体也都会有规范要求,所以草书的生存空间便是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陲地区,在这里,或会因为远离中心的控制而拥有自由发挥书体的空间。所以历史上见于记载的东汉中期以前的书家,并没有擅长草书的记载。“两汉之际王莽使大司空甄丰校文书之部,归纳字体为六书,其中便不包括草书。东汉中期以前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许多书家及书论家如扬雄、陈遵、刘睦、曹喜、许慎等,都以擅长篆书、隶书而著名”[2],可知这一时期的草书处在自由发展的阶段,尚未受到士大夫书家的重视。

元帝、成帝时期,仅是作为草书的形成期,草书艺术的真正确立则是东汉以后。张怀瓘《书断》载,“后汉北海敬王刘穆善草书,光武器之,明帝为太子,尤见亲幸,甚爱其法”,其后又有章帝时期的记载,“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从这两则记载可见,草书已从边陲民间走向庙堂,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关注,并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赞赏,而其后,崔瑗《草书势》则明确地探讨了草书的审美价值,从而使草书完成了由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的标志性转变,至此草书艺术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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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就章 章草

确定一个书体是否成为艺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否有相关创作的产生。草书艺术在东汉中后期,变得十分流行,甚至形成流派,“在东汉末,旧京长安以西地区出现了一批以张芝为代表的草书名家,他们执着痴迷地专攻草书,既有领袖人物,又有许多追随者和继承者,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并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和一致的艺术追求,这是书法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流派”[3]。草书到张芝已经发生了面貌上的改变,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对于汉代草书评述如下,“有隶草,是隶书的变体,书写比隶书更简易。两汉文字除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东汉末,张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独立,今草前后字相连),刘德升作行书(草书兼真书),字体有些改革,其余沿用秦文字,并无创新”。说张芝所作的为不同于章草的今草,今草不同于章草的字字独立,减去了章草的波磔之势,笔意上更具连绵意韵,至此完成了草书各种形态的创造。

从赵壹的《非草书》更可见时人对草书观念的转变及对草书艺术的痴迷,“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惶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壁穿皮刮,指爪摧折。见䚡出血,尤不休缀”。

草书得以流行的背后反映的是士人观念的变化,草书所表达的更多的是个人的情感、性情及审美情趣,它可以丰富地变化形态,传情达意,愉悦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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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 冠军帖

二、草书之美感所在

草书之美,美在哪里?

刘熙载《艺概ž书概》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是对书法艺术的高度概括,千人千面,千书亦千面,优秀的书画家,作品中所呈现的总是自己的独特风格。贤哲之人,书法风格会温醇骏雄,而寥落之士的书法,则会呈现出历落才子的面目。草书作为高度的传情达意的书体,各个书家的风格特征更是旗帜鲜明。这从历代书论中关于草书的评论就可以看出: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有许多对其前书家的评论,如评张芝草书特点为“精劲绝伦”,对皇象的草书评价是“世称‘沉著痛快’”,并写到了王羲之对王修书法的评价,“咄咄逼人”。

王僧虔《论书》云,“虽太傅之婉媚玩好,领军之静逖合绪,方之蔑如也”。

袁昂《古今书评》,“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不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并在其后对诸多书家不同风格加以点评。

也正是因为如此丰富的草书风格,才让草书更具审美品格。相对于其他书体而言,评论到草书时的语言总是更为丰富、活泼生动,且多比拟修辞——

索靖《草书势》所云,“芝草葡萄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娆廉苫,随体散步”。

虞世南《笔髓论ž释草》:“既如舞袖挥拂而萦纡,又若垂藤樛盘而缭绕。蹙旋转锋,亦如腾猿过树,逸蚪得水,轻兵追虏,烈火燎原。”

张怀瓘《书议》也有诸多比喻,“有类云霞聚散,触遇成形;龙虎威神,飞动增势。岩谷相倾于峻险,山水各务于高深,囊括万殊,裁成一相”。

何以抽象的字体,在书论中都被赋予了如此形象化的特征呢?蔡邕《笔论》中有这样的话,“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作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世界密切地连接着,草书中包涵着动静,也包涵着山川河流飞禽走兽的气象。这些想象力丰富,开阔浪漫的书论语言,如今读来也是一篇篇优美的文学作品,奇伟瑰怪之处可以开阔人心,和风纯净之语读来又使人心境安和。创作草书作品之时,唯有放松开阔的心灵状态,才能让作品传达出如此丰富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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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而欣赏者,在静心欣赏之时,也可以从作品中感受到字里行间传达出的气息。无论是写作品,还是欣赏作品,都当有着平和安闲的心境,张芝所谓“匆匆不暇草书”,就是这个道理。蔡邕《笔论》中亦有言,“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

对于书法艺术,刘熙载《艺概》主张中庸之道,认为“揖让骑射,两人各善其一,不如并於一人,故书以才度相兼为上”。在书概篇文末,相对于“才度相兼”,刘熙载又提出了另一个概念,“清而厚”。“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於心行。不然,书虽幸免薄浊,亦但为他人写照而已”。

“清厚”之外,又要本於心行,以避免模仿他人面目。郑板桥论绘画,有这样一句话,“无古无今,亦不重复自己面目”,不仅不学古人,不学今人,今天的自己也不去重复昨天的自己。书画同源,郑板桥所论的绘画道理,运用到书法上也是可以的。不去模仿,不去追寻某种面目,便是避开了刻意,亦是回归自然。“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於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张怀瓘论书所言之“无为而用”便也是一种由人复天的自然。虽言语各有不同,且比拟形容都很丰富,但核心都是相通的。

孙过庭《书谱》云,“草贵流而畅”,可谓简到,流畅是基本的形质,而意味上,草书不同于其他书体,则应余韵悠悠,行尽而势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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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大草千字文

结语

郑振铎在《中国书法史》中这样写,“最初的文字,大都和实物是相差不远的。中国古代的象形字,如日、月、山、川、鸟、马等等,皆不过是绘画而已。埃及的象形字,如说两匹马,便是实在的绘着两匹马的。但后来,这些绘画的字形,渐渐的简单了,离开图画便一天天的远了”[4]。离开了象形图画的拘谨,文字趋于抽象,书体的发展趋于简洁,变化的初衷是为书写的快速便利,至后来为士大夫书家发掘到快速书写中所伴随的情趣与艺术,于是书法的艺术价值凸显确立。草书作为书写线条最简单,书写速度最快的书体,其所具艺术性也最强。了解草书的源流,以及众书体的演变过程,对于透彻理解草书之美,欣赏草书之美都是十分必要的。

“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中国古典艺术从来不是孤立的,“书外功夫琴外琴”,观物而可以领会到万物普遍的共通的美感,观我则了解自身,使书法与自己的德行相通,并在审美境界不断地提升中,修养自己的品质德行。

[1] 参见徐华《东汉草书艺术的演变及其精神内质》

[2] 同上。

[3] 《中国书法史ž两汉卷》华人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186页。

[4] 郑振铎《中国书法史》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p18

转自《书法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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