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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的慈善事业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项目。一是弃婴养育。自宋代设立慈幼局、婴儿局后，历代都有全婴堂、育婴堂的历史记载。清代雍正皇帝曾亲书《育婴堂碑文》，要求将京城广渠门内的育婴堂规制加以完善，号召士庶“捐资为善”，并向全国推广，严饬地方官吏切实做好弃婴养育工作，毋使坠入沟壑，并且规定了养育八十名弃婴及其相应的常平补贴数额。明清以后，地方官履新按临，都要仔细过问善堂设立位置，并核对在籍名单和拨补实数。二是助学济困。宋元以后，政府备有学田、膏火田等公产收人作为膳凛资助家境贫穷的优秀学子。地方与宗族内部所建立的义学、贡士庄、希贤庄、青云庄则为本地或族内贫寒子弟完成学业解除后顾之忧。欧阳守道和文天祥为庐陵、吉水等县贡士庄所写散记，都高度肯定了它们在助学济困与振兴庐陵文化中的积极贡献。直到明清时期，繁荣的庐陵文化阵营中，贫穷子弟代有巨儒名宦，并非偶然，他们往往得益于这一善举。三是贫病救治。政府和社会各界如何去拯救这些贫病者，是从佛教寺院的善业中得到启发的。自北宋政府大力兴办义诊慈善机构后，至南宋蔚然成风，并作为地方官员的重要善政加以鼓励。 晚清和民国期间，我国出现了近代的慈善事业萌芽。与古代慈善事业相比，近代的慈善事业呈现出一些新的基本特征。一是出现了全国知名的慈善家群体。这是近代慈善事业兴盛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传统慈善事业中，虽然也有少数绅商开展过赈灾救济等善举，但贩济的对象多限于原籍和邻近地区，因而在总体上属于个别的、临时性的慈善活动中。二是诞生了多种多样的民间慈善组织。三是广泛开发慈善资源。近代慈善资源有官款和社会捐助两大类。官办慈善机构在晚清依恃的主要是官款，像湖南省城的养济院、百善堂，“向由盐道衙门、牙厘局、督销局拨款”，民间的捐助只是其经费中的一小部分。至光绪后期，因巨额赔款和浩繁军费，清廷财政日益枯竭，各地用于慈善事业的官款就十分有限。而对于民间慈善组织而言，几乎全靠社会捐献。四是应用当时先进的技术手段。近代慈善事业已广泛运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五是突破救济的珍域。近代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已不再拘泥于本地区内，而是超出空间界限，对全国各地的大灾奇荒都相互救济，并延伸到了域外。随着慈善资源的改善，中国的慈善组织已走出国门，给遭受重大灾害的国家和地区予以人道主义的慈善救助。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代变迁中便渐渐融入到国际社会，并且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加快了自身近代化的步伐。 我国古代和近代的慈善事业，对于穷困的人民提供了一定的生活帮助和感情慰藉，对于矫治社会过度的两极分化、缓解阶级矛盾、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在封建社会的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慈善成为封建王朝实施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明末清初的同善会的救济条款就明确地贯穿封建的道德取向。它规定：同善会以劝善为主。善款得优先发给孝子、节妇等无靠之人；其次为养济院不收，但又不愿沦为乞丐的贫老病人，所谓知廉耻者。而“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禁止施济。条规还列举了四种“宜助而不助”的人：一是衙门中人，因为这些人年轻时不劳而获，年老时如果贫困，只是“稍偿其孽”；二是僧道，因为他们不耕而食，而且可自行广募；三是屠户，因为这种人“仁心必短”；四是败家子，因为其败坏风俗。正因为慈善机构成了道德教化的场所，扮演了封建主义卫道士的角色，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社会控制，所以，即使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进一步加强的明清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也能容忍民间慈善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但是，由于生产力所限，慈善事业总体上处于低层次水平，其救济的范围很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不聊生的问题。加之，由于政治腐败，无论是官办救济，还是民营慈善，都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贪污腐化之事不胜枚举。还有，近代以来慈善事业一定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成为其教会的神化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的工具。慈善机构的运行机制的可持续性差，宋代刘宰三设粥局赈济灾民，由于没有社团的帮助和支撑，很快就难以为继。因此，对古代和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功能不能估价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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