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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写散文的作家，我服朱自清。 他在《匆匆》里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他也写《春》，第一句便是：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像《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绿》《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白水漈》等等散文，也是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而脍炙人口的佳作，当代作家能超越他的确实没几人。 他写《荷塘月色》：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当时的朱自清先生正在清华大学教书。 这里他写的妻，是武钟谦。 一年后，“拍着闰儿”的妻子因病去世。 光从文字来看，我们想象不到这位妻子的容貌。 好在，那个年代已经有了照相机，她留下过这样一张照片。 不管从外貌还是从文化层次来看，朱自清和武钟谦看起来都很不般配。也是，那个年代，没几门文化人和旧式裹脚女人的包办婚姻是看起来登对的。 （二） 朱自清的结发妻子叫武钟谦，受的是旧式教育，没有接触过什么新思想，做一个“贤妻良母”成为她的人生追求。 朱自清在北大读书时，她换了陪嫁的金镯子给丈夫做学费。 朱自清后来跟父亲闹别扭，带着妻儿离开老家，在外面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武钟谦大包大揽了所有的家务，她每天都把朱自清送到大门口，一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才回屋。 朱自清爱书，授课时离不开书，她在领着一家老小躲兵乱时，都带着那一箱箱沉重的书。 那时，温州兵乱，武钟谦已经带着一家老小逃了出去，可是当她听说时局缓和，又开始担心朱自清回来后见不到家人会很着急，所以又带着全家回到了温州。 她和朱自清结婚十二年，但与丈夫在一起共同生活却不足五年，但无论是离是合，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她甘之如饴，从不抱怨。 换今天的眼光来看，她多多少少有点包子性格。 如果遇上的是性子刚烈的鲁迅，可能她会成为另外一个朱安，可他遇上的是多愁善感、心地善良的朱自清。 朱自清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 这种又辛酸又幸福的感觉，被朱自清描写得非常到位。 朱自清和武钟谦婚后12年，一共生下三男三女。 1928年底，武钟谦生下了小六儿。由于常年劳累，她瘦得皮包骨，甚至自己生病了都瞒着朱自清，不让他知道。 朱自清发觉妻子生病并带她去医院检查时，医生说她肺部都烂了一大窟窿。医生劝她住院静养，她又舍不得花钱。 1929年，她与世长辞。消息传到北京，朱自清痛不欲生。 三年后，朱自清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给亡妇》。 只是，这篇文章在我看来全然不是滋味。看起来特别深情，但我总觉得，他在文中所怀念的，并不是妻子这个人，而是妻子对他的好，他再也享受不到了。 武钟谦是一个深受“夫为妻纲”毒害的悲剧人物，可朱自清一直在讴歌她的任劳任怨和伟大。那个年代的男作家（其实现在也是），普遍没有女性意识，朱自清也不例外。 朱自清很难意识到，武钟谦的“自我”是完全被妻子、母亲这样的角色给绑架了的。 她把自我看得很低，只有在对丈夫和子女的无私奉献中才能找寻到自己活着的价值，甚至连生病了都不舍得花钱，大概是觉得自己这条命不值钱，钱要留给丈夫和儿女花。 她终日为丈夫和儿女们操劳，又时常拖儿带女逃避战乱，积劳成疾，在1929年因患肺病不治而去世，年仅37岁。 当然，这怨不得朱自清，只能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朱自清对她的怀念，也是带有真情实感的。 相比那些出去找小三小四，对“有三从四德观念的原配夫人”各种嫌弃的男人，朱自清算是有良心的了。 （三） 如果说朱自清对结发妻子的感情更多是感恩，那么他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的感情便是真正的爱情了。 武钟谦去世后，留下六个孩子，最大的也不过十岁，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中。 一个靠教书养家的穷教授，要照顾身边的六个孩子，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朋友们看不下去，劝朱自清续弦，却每每被朱自清拒绝。 朱自清觉得，虽然他与亡妻是包办婚姻，可数年的相守，还是让他对亡妻念念不忘。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朱自清被朋友拉着去与陈竹隐相见。 陈竹隐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派，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 陈竹隐是一位成都姑娘，比朱自清小不了几岁。 从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她赴北平深造，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算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陈竹隐对朱自清很是崇拜，而朱自清也觉得这个姑娘给他的感觉耳目一新。 两个人开始约会和通信。 朱自清之子朱思俞回忆说：他们一个在清华，一个住城里。来往不是很方便，所以那时写信写得比较多。 朱自清写给陈竹隐的情书保存下来的有71封，有些现在读起来还颇为肉麻。遇到陈竹隐，朱自清才算是真正的谈了一回恋爱。 恋爱归恋爱，让陈竹隐接受这样一个有六个小孩的男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最终，她还是说服了自己，和朱自清订了婚。 这一年是1931年，朱自清已经在清华大学任教6年。按照学校的规定，教授每工作五年，可享受出国休假一年的待遇。 朱自清不想放弃这次出国学习的机会，决定去欧洲一年。陈竹隐支持了他的决定，而朱自清在欧洲一年，也没有在那边乱泡妞乱花钱，始终放不下对爱人和孩子的牵挂和思念。 一年后，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村酒楼举行婚礼，文艺界知名人士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丰子恺等人都曾前往祝贺。 婚后，两夫妻住在清华园，过了几年清苦而又温馨的日子。 陈竹隐也是一个贤妻良母，婚后她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和爱好。这个喜欢画画、爱听昆曲的姑娘一心扑在家庭里。 家里孩子众多，朱自清是个穷教书匠，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为了给孩子们上学，陈竹隐甚至偷偷跑去医院卖过几次血。 我一直对朱自清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感到好奇。与第一任妻子，他生了三男三女；与第二任妻子，他又生了三个孩子。 大概是因为他潜意识里觉得“多子多福”，而嫁给他的女性也大多勇于奉献、不辞辛劳吧？ 换做自我意识更强大的林徽因或陆小曼，是断然不会让“多子”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的。 之后，抗战爆发，朱自清转载于成都、北平、昆明等几个城市，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济。 朱自清也没多余的钱买衣服，到冬天了，天气特别冷，他也买不起棉袍子，就去卖毛料的店里想买块便宜毛料。 在那里，他意外找到一件赶马车人穿的马皮做的旧披风，只花了很少的钱。 披风穿在身上怪怪的，但朱自清并没什么不好意思，甚至常披着这件奇怪的披风出门，也不管路人看他时怪异的目光。 为了减轻朱自清的负担，陈竹隐毅然带着孩子们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 朱自清晚年身患严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仅够买三袋面粉，全家12口人吃都不够，更无钱治病。 当时，朱自清的好友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遇害。国内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为了安抚知识分子，国民党政府发行了一种配购证，可低价购到由美国援助的面粉。这个陪购证遭到了很多大学教授的抵制。 一天，吴晗请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他毅然签了名并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 1948年，朱自清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 临终前，他嘱咐陈竹隐：“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这一节，被毛主席大赞很有民族气节。 （网传朱自清夫妇和三个孩子的照片） 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照顾陈竹隐在图书馆工作，每月工资六十元。 朱自清与武钟谦生的大儿子朱迈先被错杀，陈竹隐即拿出一半工资给大儿媳和她的两个孩子维持生计，自己用另一半来维持自己和三个孩子的生计。 1990年，陈竹隐去世，享年86岁。 （四） 朱自清身上，或许真的沾染大男子主义风气。 在家里，他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当然，这可能跟那个年代默认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有关。 他的两任妻子，都是非常典型的贤妻良母，这可能跟这两个女性本身的品行、思想观念有关系，但我总觉得，能让两个女人对他奉献至此，他应该也算是一个值得的人。 朱自清没有吃喝嫖赌的恶习，从不沾花惹草，他努力教书、写稿，担起养家的重任，也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了。 前一段婚姻里，武钟谦完全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她把朱自清服侍得妥妥帖帖。 每当他回家，武钟谦就把饭菜端上桌，照顾孩子吃完，洗好碗筷后，再去忙别的。 后来，他跟陈竹隐结婚了。有一次回家，朱自清看到桌上的饭菜凉了，脸色就有些不好看，因为以前武钟谦是如何也不会让他们吃凉饭的。 陈竹隐在家里照顾那么多小孩，本来就很辛苦，一见他嘟囔，心里也有气，于是，收拾碗筷时故意摔打锅碗。 陈竹隐的朋友宁太太来访，一直被家务和孩子捆绑在家里的陈竹隐很高兴，一时忘记将客人领到别处，而是在朱自清的面前聊起天来。 两个女人聊得兴起，而在一旁读报的朱自清被吵得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这场景也是他与武钟谦在一起时，从没有发生过的。在他看书写作的时候，武钟谦总会把所有的孩子带走，绝对给朱自清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 朱自清为此生了一回闷气，只顾把头埋在报纸里，和宁太太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样过上几回，陈竹隐也不爽了，找来朱自清哭诉自己心中的委屈。 朱自清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有点过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他开始学着调整和改变自己，抽出时间陪伴妻子，还陪她去听她最爱的昆曲。 两个人的感情重新变好，朱自清遣词造句时，还会征询陈竹隐的意见。 由此看来，朱自清并不是“朽木不可雕”的“直男癌”。 且不说别的，就单说他“心肠软，不乱搞”就胜过现在很多男人了啊。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两任妻子才能做到任劳任怨。 （五） 写民国故事，我最忌把一个人写得太过“高大全”，然后讴歌某个人在某一方面超乎寻常的忍耐能力、奉献和牺牲。 朱自清的两任妻子，无疑都是爱他的。只不过，这种爱稍有不同。 武钟谦爱的是自己的丈夫，如果她嫁了李自清、王自清，估计也会那么贤良淑德。 陈竹隐比武钟谦“有自我”一些，她和朱自清的关系更像是爱情。进入婚姻之后，男的有良心，女的够靠谱，两个人也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近些年来，总有一些文章在教导女性要如何调教老公。 我倒是觉得，能被调教成功的男人，其实都是“可塑之才”。 他的可塑性，就在于：他够爱你，够珍视你的价值，够在乎你的感受。 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你就是使尽浑身解数也没用。 说回朱自清，他虽然沾染了些大男子主义的习气，但他心地是柔软的。 换而言之，他是一个有内省力、共情力，对他人有关照之心的男人。 这一点，在看他写的那篇《笑的历史》时，你会感受得更加明显。 朱自清完全是以武钟谦的口吻在写这篇文章，扯的都是家长里短，而且一反常态的，文笔非常不优美，但他的换位思考能力也令人叹服。 在那篇文章里，他写了这样一句：“你在家时还好，你不在家时，我寂寞透了！只好逗着孩子们笑着顽儿，但心思总是不能舒舒贴贴的。我此刻哭是哭不出，笑可也不会笑了；你教我笑，也笑不来了。而且看见别人笑，听到别人笑，心中说不出的不愿意。便是有时敷衍人，勉强笑笑，也只觉得苦，觉得很费力！我真是有些反常哩！好人，好人，几时让我再能像‘娘在时’那样随随便便，痛痛快快的笑一回呢？” 一个能时时处处体谅别人苦处的男人，纵然偶尔任性一把，又能坏到哪里去呢？ 前段时间，作家韩松落在评论榆林孕妇跳楼自杀事件时，说到了“共情力”一词。 他说： 人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在财富、智商、情商的能力之外，应该加上一个“共情能力”的勘察。 你得找一个能探查你情绪的人，能设身处地的人，能将心比心的人，一个醒着的人，才有可能和他悲喜与共，荣辱与共，在时时处处和他共鸣共振，触摸到真实的生命。 一个没有共情能力的人，是睡着的人，是陌生人，是冬眠的蛇，是你身边的不解之谜，是荒蛮之地。 但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找到的，也正是这样的人。 韩松落说的最后一句话，真是让人心里一紧。 要不人们怎么会说“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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