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古格王都的卫星城——“插箭之地”达巴遗址

在西藏千沟万壑的扎达土林中，不知隐藏着多少秘密。

那些古代藏族先民们生活、歌唱过得的家园；那些工匠、画师精心打磨描、绘过的珍品；那些君王、将相勾心斗角争夺过的城堡，都在岁月的剥蚀下渐渐隐去，只剩下沧桑厚重的土林，年复一年迎接着晨曦日落。

当古格扎不让王宫遗址惊现于世时，所有人都为它宏大的建筑气魄，精美绝伦的壁画所倾倒。

但很快，就像著名女作家马丽华在《西行阿里》一书中写到的那样，“除札不让的古格王宫遗址外，还有著名的达巴遗址、多香遗址、香孜遗址，还不时发现规模宏伟的未名的遗址……

随即，马丽华在书中提出了“古格卫星城”的概念，即围绕着古格王都周边，存在一系列建筑遗址，以西30公里的多香遗址、西北40公里的香孜遗址、北方20公里的东嘎皮央遗址、东南30公里处的达巴遗址。

这些已经发现的遗址和目前依旧藏在土林沟壑里尚未发现的遗址，在王都周边构成了一个环形的拱卫体系。

“这些遗址本身的建筑形制也极为相似——古格鼎盛时，显然已形成众星捧月的卫星城格局”。它们就是古格王都的“卫星城”。

一、达巴遗址的考古分析

作为马丽华书中首先提到的遗址，“达巴”距离古格扎不让王都，只有一天的马程。

其遗址周边的自然环境几乎和东噶、香孜遗址一样，也是建筑于高绝壁立的土林山顶之上。

同样，就像香孜遗址毗邻香孜曲，托林寺毗邻象泉河（朗钦藏布）支流一样，达巴遗址也紧挨着象泉河的另一条支流达巴曲。

奔腾的达巴曲在沟壑纵横的土林中，拓展出一片宽大的河谷盆地，达巴遗址便在高高的土林峰顶，俯视着这片难得的土林绿洲。

在达巴曲的西岸，达巴遗址的建筑分布于南北对峙的两座坡地之上，其间有一条呈东西向的山谷相隔。

达巴地貌

整个遗址分布大致呈倒“Ｙ”字型，与河谷的垂直高差达到了300米以上，形成天然了防御优势。

其中，遗址南侧主要为佛殿、民居、碉堡、洞窟以及防卫墙等建筑遗址，北部则主要是建筑遗址和生活洞窟，整个遗址的总面积达到了15000平米以上。

目前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达巴遗址城堡式的建筑功能已初步探明。大致可分为四大区域——即王宫、佛殿和议事殿及行政机构遗址和防御机构。

从这一点上看，达巴遗址的功能性布置，显然比东噶和香孜遗址更为明晰。

这也说明，达巴遗址在建设的时候，有着更为明确的目的性。

其中，王宫遗址处于城堡中心位置，是整个遗址中建筑结构最复杂、残存房屋最多的遗址群。

整个王宫遗址高度都在五层以上，显然建筑的最上层是给最为尊贵的主人居住的房间。

虽然，现在木质的阁楼早已湮灭在岁月里，但从大门处依旧残存的朱红色外墙向上望去，依旧能感受到王宫的恢宏与森严。

在王宫建筑的外墙上，面向峡谷方向依旧保留着箭垛和窥视孔，这也可以看出防御依旧是达巴遗址重要的作用之一。

达巴遗址残墙和玛尼石

佛殿和行政大殿并排建在城堡宽阔处，寺前建有3座土砖砌筑的佛塔，佛殿高度至少有两层，虽然在风雨的剥蚀下只剩下断壁残垣，但从建筑的体量、规模以及残存的壁画上看，这处佛殿当年应该是一处器宇轩昂的佛学圣地。

在当地人口中，这处被称为“扎什伦布贡巴”的寺院，曾供奉着强巴佛的铜像。

所幸，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于1907年曾经到过达巴遗址。

在他所撰写的《穿越喜马拉雅》一书中，保留了他在达巴遗址速写的手稿和照片。

从斯文·赫定留存的图像资料上，尚可隐约看到达巴寺院往日的辉煌。在书中，他还认为寺庙供奉的是宗喀巴大师的铜像，并以此认定达巴寺院为格鲁派寺院。

达巴建筑中高大护墙与城堡——斯文·赫定速写画，1907年

达巴建筑中的塔林——斯文·赫定速写画，1907年

达巴遗址的军事防御设施，处于城堡北面最高处，残高十米，估计至少有五层，正方形碉楼一看便是用于军事目的。

碉楼的形态和遍布藏地的碉楼几乎一般无二，只不过因为土林地区石材稀缺。

古格王国碉楼的建筑形制，基本都是片石（卵石）垒筑基础，土砖砌筑墙壁。

不过，古格碉楼的土砖墙体异常厚重，同样具有很强的防御能力。

碉楼外墙残留着朱红色的涂料，下部有和战壕和其他建筑联通，高处设有瞭望和设计孔，壕沟里有洞窟，可能是藏兵或者储藏兵器的仓库。站在碉楼上举目四望，周边情景尽收眼底，峡谷内赖以生存的水源地，也在碉楼的控制范围之中。

达巴遗址的北部区域，大多为居住洞窟，建筑等级明显低于南部区域，估计应为当时的属民居住。

属民生活洞窟的排列十分紧密，层层叠叠的堆积在山体南侧的崖壁上，上下五层，估计总量超过两百座。

二、达巴宗的烟云过往

“达巴”在藏语中意为“箭头落地的地方”。

据传说，古格时期的“达巴王”达巴曲杰，为了确定王宫的位置。在占卜献祭之后，弯弓搭箭射向远方，箭头落地的地方，显现出和之前占卜时一样的种种祥瑞之兆。

于是，“达巴王”认定此处为吉祥之所，有利于王业兴盛，便在此构筑王宫。

而且，当地人传说，达巴曲杰及两位王后的肉身，一直保存在达巴寺庙的灵塔之中，直到文革时期才被毁坏、消弭。

斯文·赫定拍摄于1907年

但其实，这位传说中的“达巴王”，很有可能根本达不到国王的等级。因为，在目前保存的古格历史中，从未有达巴曲杰的名字出现。

另外，以当时古格王国，执阿里地区国家联盟牛耳的地位。

也很难想想，距离其王都不过几十里处，会出现一个独立的王国。

这种卧榻之侧，任谁也不会允许他人酣睡。

因此，传说里的“达巴王”达巴曲杰，大概率可能是古格王国的地方领袖，甚至干脆就是王国派出的地方长官（类似于刺史或节度使之类）。

如果猜测属实的话，那达巴遗址鲜明的防御性特点，便可以得到完美的解释。

它在古格王国行政规划中的设置，便是王都东南部的防御要塞，是一处集宗教、政治、军事以及民居于一体的战略支撑点，遥遥拱卫着古格王都东南部疆域。

不管构建达巴城堡初创者地位究竟多高，应该说达巴曲杰的目光相当锐利。

达巴城堡的位置非常适合，作为扎达土林中难得的河曲冲积平原，河道两侧现在依旧保持着古时耕种的遗迹。谷地周边也有牧场草原，还拥有阿里地区难得的红柳在河边生长。

不过，如果作为一个国家首都，达巴谷地还是过于狭小了，难以维持王都规模的人口聚集。

而且，后山的水源也难以满足大量的人口饮用。从现在的洞窟数量分析，达巴城堡能够承载的居民数量不会超过2000人。

这点人口基数，作为一个国都显然太少了。

更重要的一点，达巴城堡的位置处于来往于普兰和后藏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上。

虽然，沟通南北的商路可以带来贸易和税赋，但也使达巴成为一处四战之地。

在古时，这肯定不是一个成为王都地址的好选择。

古格王朝崩溃后，达巴城堡并没有随着古格王朝的落幕而逝去。

17世纪末，当阿里地区纳入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噶厦政权将阿里划分为“四宗六本”。

达巴凭借着其重要的战略价值，成为“四宗”之一，与“扎布让宗”并列为“达巴宗”（相当于现在的县）。

这种“达巴宗”的行政设置一直保持到建国之后，从达巴遗址中发现的，有大清康熙年制落款的瓷器碎片和遗址墙壁上子弹的弹孔，也可以表明直到近代达巴遗址依旧在发挥着作用。

二十世纪初年，斯文赫定来到达巴的考察记录也记载着，达巴遗址直到那时依旧保存的比较完好，并有居民、僧侣居住。

我们现在看到的空寂无人、断壁残垣的达巴遗址，算起来不过匆匆百年。

在夕阳晚照中，达巴遗址的残墙断壁直指青天，不由让人想起梅尧臣的《过开封古城》：

荒城临残日，鸡犬三四家。

岂復古阡陌，但问新桑麻。

颓垣下多穴，所窟狐与蛇。

汉兵堕铜镞，青血爲土花。

文中涉及达巴遗址的考古学资料，来源于李永宪、霍巍、更堆编写的《阿里地区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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