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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鸿 文 1979年8月下旬，我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可以踏入中文系教室了。家人期待着平安到达的喜讯，得到的却是我丢失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炸雷，整整半年都忙活着补办户口迁移证明和粮食迁移证明。
此后很长时间里，我都是被师生和族人指指点点的丢了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淘气鬼。
我自幼顽劣，胆大恣肆，直至奔赴高校途中依然秉性未改，最终酿成了在车站旅社将装着所有入学手续的黑色皮包丢失的惨剧。
在新生报到处，我面无怯色地叙述了丢包的经过，然后被领到系领导那里，得到了先报名上课再补办手续的承诺。住宿、吃饭的问题解决了，我的心一下子从半空中落到胸腔了。
家人在补办户籍证明和粮食证明，我在教室里从《现代汉语》的门缝里挤进去，钻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小屋，再拐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琳琅满目的精品室……
那一年我刚刚过了十六岁，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活自理能力。第一次洗了被子，放在乒乓球案子上就不知道从哪里缝起，急得直搓双手。班上两个现役军人之一的男同学很麻利地缝好了被子，还做了仔细的讲解，让我有种得到母爱的温暖。这件事情让我铭记了几十年，但微信与这个同学联系上说起此事时，他竟然忘得点滴不剩。
没想到那个年代补办户口关系证明和粮食关系证明非常严格，又要层层开证明，又要在甘肃日报申明作废，把家人折腾得一点脾气都没了。我这时候才意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报到时的那种满不在乎荡然无存，还有了一种负罪感。开朗顽劣的我变得寡言少语，课堂上也显得心事重重。班主任闫果智老师在办公室安慰我说，你急有啥用呢？你要分清主次。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学习。我一下子释然了，对啊，我是来学习的，要把所有心思用在学习上。
走出闫老师办公室，院子里，两个高年级学生目光揪着我，低着眉，嘟哝着“这就是那个丢了通知书的人。”
说到同班学生年龄差距大，我总会提到一个女同学，她大我十八岁。一次，我们排队打饭，看着离窗口还远，大家就聊天。这个女同学问我哪一年的，我就告诉了自己的生日。她似乎觉得与我为伍太吃亏了，眼珠瞪得牛眼似地说：“小王啊，我结婚晚，要是结婚早，都能生下你哎！”我个头小，微胖，有点气急败坏，也不甘示弱，气呼呼地反唇相讥：“你要是不要脸硬生的话，比我大的都能生下。”话一脱口，自知会挨揍，赶紧跑后面再排队。
女同学伸出巴掌，做出要痛打的样子。戴着高度近视镜的另一个女同学在旁边扶着眼镜大笑。
数学系的女生指着我对同学说，这就是丢了通知书的那个淘气鬼，打个饭都不安分。
家里依然被补办户籍证明和粮食关系的事情折腾得精疲力竭。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到兰州要翻七道梁，单程得三四个小时。我的愧疚越来越深，只能够寄情于学习，减轻自责。我至今都以当年的学习风气为傲。记得要是偶尔停电了，同学们就点上蜡烛，继续学习。这也是我以专科学历，能在儿子面前硬气起来的根由。阅历丰富的舍友这一茬儿人，更加珍惜学习机会，学起来更拼命。他也老拿丢失录取通知书来揶揄我，觉得我这个“尕娃”（临夏话）社会经验太缺乏，还要为皮包加个锁，那不是给贼娃子提示里面有重要东西呢呣。
寒假快到的时候，家里寄来了补办好的户籍证明和粮食证明，这档子事儿才算画上了句号。经过这么久的折磨，我原来的顽劣、恣肆已经大为改观，办事说话也不大大咧咧了。
幸好中文科领导和闫果智老师大度，没因录取通知书丢失让我回家，也没有给我压力，反而给了我安慰与温暖。否则，我会成什么样子呢？
真不敢想！
（图片摄影：我的恩师闫果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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