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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和他的老师陈垣先生 治学之道 陈垣对陈约在学术上的引导与规劝甚至批评使他与陈约更像是师生而非父子。陈垣家书中有关为学、为人的话语足可以展示他作为一名伟大的教育家的一面。 陈垣常常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句来教导陈约，如1932年11月16日在给陈约的信中说道： 近日读何书，并须告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你有问我然后有答也。最怕浅尝辄止，各得其皮毛，则废物矣。人不可一日闲，心必须有所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废人矣。 陈垣最担心的是陈约产生浮躁的情绪。1933年4月1日陈约在信中对于自己学问不足表示自我安慰：“其所可自慰者，则此为大众问题，盖较儿不通者，尚大不乏人。”此语遭到了陈垣的批评： 孔子曰，无友不如己者。今以有不如己者以为自慰，系大错误，若自己境遇不好，可以拿不如己者自慰。学问不好，不能作此想也。 陈垣批评陈约的时候往往是毫不客气的，有时候甚至很严厉。 1933年6月25日陈垣在陈约的来信中批复道： 又想读书，又多思虑，一肚俗气，何能读书？读书要挨得饥，抵得冷，并受得世人讥笑，方能成学。 浮躁之人不能读书，何谓浮躁？如三日来信至十七日再来信，乃云前奉一函，前者何日也？此所谓浮躁不经心也，……浮躁不精细，令人不能看重也。 1934年8月12日，陈约在家书中聊及近日读书情况，因觉严氏《通鉴补》太难，希望选择稍易的书籍。陈垣就此批评他： 若图易，则天下无易事，易必不能长久。松柏一年不长一尺，蒲柳一夜可长数寸，然则其寿命之长短亦如之，为学何独不然。 关于做学问的途径与方法，也是陈垣经常提起的。陈垣在1930年11月14日陈约来信中批复道： 学问要就自己环境。如果家藏书籍丰富的，则宜于博览；如果家中书籍少的，则宜于专精，余藏书不算甚少，但你则可算甚少甚少。无力多购，又无图书馆可利用，则唯一方法是先专精一二种，以备将来之博览，此所谓就环境，古人所谓素其位而行，不能因未有书遂停止不学，等有多书乃学也。习书亦然，家多藏帖则博观，家无藏帖则先专临一二种，以求将来之博观。 毛主席在国宴上向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垣还常常就陈约所学推荐各类典籍给他，如1932年11月28日在信中说： 《论》《孟》《庄》、司马之文皆可背诵，《骚》陶则纯文学而已，归有光等则浏览足矣。《韩非》《商君书》不可不读（论严谨，韩胜于庄）。其文深刻谨严，于汝学文有益，余生平喜阅雍乾上谕，其文皆深刻入里，法家、考证家均不可不阅也。 1933年9月18日，陈垣在陈约家信中批复道： 《孟子》《论话》宜熟读，文气自畅；曾读过之古文，亦宜常温。此古文也。至于今文，吾极欲汝看一家好论说之报纸。天津有《大公报》其社论极有法度。未识粤中有此类好社论之报纸否？宜留意。 1936年9月6日，陈约写信询问父亲研究法律史应如何入手等等。陈垣在此信中批复道： 先断代或各史《刑法志》。汉晋魏隋两唐旧五代宋辽金元明凡十二史皆有《刑法志》，先读《元史》何如？ 三 为师之道 1933年起，陈约在广州圣心中学任教，教的是初中国文，陈垣常常给陈约一些教学方法上好的建议。1933年9月14日，陈垣在家书中说： 国文所要者，系教授法，如何得学生明白有兴趣，能执笔达心所欲言，用虚字不误，不论白话文言，白话必要干净流利，闲字少，的字呢吗等字越少越好。文言至要句法，讲文时必要注意造句及用字，改文必要顺作者意思，为之改正其错用之虚字，及不达之意，与乎所写错之字。非万不得已时，不可改其意思……教习须自有日记，记某生佳，某生劣，某生有何毛病，某字错若干回，有可检查，方能得益。至于讲文，最要紧注意学生听懂否。如有一二人不在心，是学生之过。若见全班都不在心，则必定教者讲得不明白或无兴趣。即须反省，改良教法，务使全班学生翕然为妙。至于批文章，尤要小心。说话宜少，万不可苟且。 陈垣还将《字学举隅》一书寄与陈约，让他参考其中的辨似、辨异字，以防教学中出现错字笑话。信中还强调： 自己读书尚可，教人则要另用一番工夫也。 可见，陈垣迫切将自己教学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传授给陈约，其中有很多都是他长期实践、反复摸索的成功的方法。 陈垣常常教导陈约教书要有良好的态度。1933年9月18日陈垣给陈约的信中说： 讲书态度，要稳重安详。最好有时自照镜一观，即知检点。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亦学也，学教人亦学也。勉之勉之。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教学相长，必大有益。 1936年4月11日陈垣在家信中批复道： 因既系教书，即要好好教，免误人子弟为要。教中学甚不易，教中学亦最好练习。今北大史学系教授钱穆先生数年前亦教中学国文也。……余意圣心是一立足地，不可骛外，专心教好之为要。 陈垣希望陈约在学校为人平实谦虚，与其他教员能相处融洽，反复告诫他“不可与人争钟点”。例如：在1936年5月7日陈约家书的批复中陈垣反复强调： 万不可与人争钟点，免招人恨。……不可争人钟点。须要听自然，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又语云，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势贵己。 当陈约在信中表示自己也能教历史学科，陈垣批复道： 先求自己能教，不可争人钟点，切切。 陈垣1924年4月于西山卧佛寺后园(《陈垣画传》) 四 鼓励 陈垣一直认为鼓励是使学生进步的有效方法。“现存的许多成绩登记单、作业批语充满了对学生的鼓励之语”（陈智超《陈垣与历史教学》）。虽然他的鼓励对于陈约来说稍显吝啬，但也偶尔可见于家书中。如：1930年7月10日，陈垣表扬陈约的书法有所长进： 你此次来字，大进步，可喜。可见你近来用功，至慰至慰。一个人总要有一样长处，免人鄙屑。 1933年10月9日，陈垣夸奖陈约的书法进步： 有心机写时，字的确佳，唯末行一忙，遂至马爪尽露。此吾常言之，人当注意于匆遽之间也，用心写时的确可爱。 1936年6月25日，陈垣鼓励陈约： 你字甚佳，可惜生迟数十年，不然可有状元之望，为之一笑。 1937年4月25日，陈垣鼓励陈约： 草书不可不学，……既有学书天分，正如百尺竿头，一气学好。如此则篆、隶、楷、草无不能，亦大足乐也。我见汝有可能，故以此勉之。 陈垣教子虽严，但却时时关注他的一丝一毫的进步，微有进步则即时加以褒奖，其教育家之誉绝非虚名矣！ 五 做人 陈垣先生有爱国之志与政治理想。日寇侵华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的他常常利用他的历史知识在课堂上宣扬民族气节，通过他的历史研究与教学为民族贡献力量。1931年12月6日，陈垣在给陈约的信中提到日本侵华之事，因陈约之前有“日本暴行如此，殊令人指发。现在全国既如是奋激，难免一战，在此情形，读书亦非其时矣”之言，陈垣对此不满。回信中，陈垣就“各人的本分”这个话题，以自己为实例，来劝导陈约做人要以各尽其本分为重，才可于国于民有补。信中道： 我本来就是一读书之人，于国家无大用处，但各有各人的本份，人人能尽其本份，斯国可以不亡矣。难道真要人人当兵去打仗方是爱国耶？ 陈垣的话，句句恳切。他奉劝陈约作为学生应以学业为重，读书同样可以救国。 1932年11月28日，陈垣在给陈约的信中反复告诫陈约“品格不可堕落”，不可“只知谋利，不顾良心”。陈垣还经常叮嘱陈约平时做人处世不可信托人情，1933年3月23日陈垣在信中嘱咐陈约： 尤不可去信托人情，令人生厌。余生平非万不得已，不求人。古人所谓介介，所谓有守者此也。切切！ 陈垣还十分注意陈约的交友，1932年12月15日在陈约来信中说道： 交友要紧，不交友则孤陋寡闻。但要识人，谁为益友，谁为损友，别择甚难。学问、道德、能力，三者最要，每交一友，必自审曰：此人学问能益我否？此人道德能益我否？此人能力能助我否？能则大善矣。反是则问此人能累我否？害我否？能则大害矣，此择交不可不慎也。 六 生计艰难 陈垣以他的品格、学问如严师一般无时无刻不影响着陈约，在其中，我们目睹了他作为史学大家、教育家的一面。但是，在家书中也会有陈垣作为一位父亲肩负重担、艰难奔波的一面。有时甚至令人心酸。 乱世之中，作为一名教师，陈垣的生活总是拮据的。陈约在外求学，境况也是可想而知。求学需要钱，而陈垣作为家长需要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这样的矛盾似乎一直存在。陈垣在学术上似乎无所不能，但是现实的生计问题摆在他面前的时候，纵有千般本领却也无可奈何。 1930年11月3日，陈垣接到了陈约寻求资助的书信，信中恳请他“最好能每年寄儿六百余七百余元”等等。陈垣在此信中批复道： 非要逼死我不可，你替我想，我是干甚么的，月入有定，月出有定，非同做买卖可以发财，打工人如何能应付此？你知王国维先生是如何死的？就是为钱逼死也。……王先生月入四百元，仅够支家用及自己买书之费，他儿子死了，他亲家要他三千元交他寡媳，逼得王先生投昆明湖也。 1931年5月27目，陈约即将在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因想到毕业后前途茫茫，目前生活极为拮据，便在给父亲的信中请求父亲供给费用，陈垣在信中批复道： 大约可以，不过要极省才可。余渐老，不能为牛马走矣。 陈垣此番话实可悯矣！1932年9月20日陈垣写信给陈约责备其花销超额等事宜： 汝等不知稼穑艰难……负担亦累我而已，曷尝有良心为骡马一想耶？我今年八月起收入又锐减（比去年差三分一，比前年差一半），现计每月均须亏空，尚未有弥补之法。 1932年10月20日陈垣在陈约来信中批复道： 我近日处境，亦极困难。上不得两母欢心，下不得妻子满意，中不得弟妹怡悦。时时抚心自问，只觉读书一世，不晓做人。望我儿好自为之，勿效乃父也。 其实，陈垣平时很少悲观失落，他也常常告诫陈约不可有颓废情绪。陈约在信中曾感慨自己前途渺茫，与父亲说“不知命运如何耳”一句，陈垣却在旁边批注： 命运二字我不甚喜欢讲。 但陈垣上面的一番话却有明显的失落与颓废，让人读之不忍。 1933年9月14日，陈垣在给陈约的信中感叹世事艰难。当时的陈垣正在师范大学教书，登报招聘中学国文教员，仅录取两名，报名者竟有二百余人，考题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论”（语出《礼记·学记》）。 到考有老者年过六十，有少者年廿一二，亦有前清进士、候补道等，亦可见谋生之不易也。 1933年11月2日，陈约家信中提及在圣心中学教员薪水低，希望父亲能略加周济，陈垣在此处批复道： 我实无法，一猪母只有乳十二，奈何！ 陈垣子女共十一人 看到此处，我为陈垣为人父之不易大为感慨，他形象、幽默地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此信最后他说道： 父亲本是一个穷儒，素不善谋生，且亦不愿专于谋生。从前叫你们不要读书，本是有鉴于我，不愿子弟学我，且子弟亦不能学我，因我虽穷，我能处，你们不能处也。既不能处，何为要学我？我故曰：生计问题不解决，不能读书，而你又偏学人读书，又不能挨饿，所谓南辕而北辙也。 陈垣一生淡泊名利，品德高洁，安于贫苦，专事研究。他常常告诫子女不可请托求人。但是，当他回到了“父亲”这一角色上的时候，现实生活迫使他要做自己极不情愿做的事情。 1933年陈约毕业后想在圣心中学任教，恳请陈垣为之设法联系刘秉钧，此人可助成此事。陈垣反复告诫陈约：“切勿急，勿勉强……亦不可开口径求人也。切切。”陈垣一方面反对儿子求人，无奈何自己却要做请托人情之事。1933年5月4日，陈垣嘱咐陈约务将故宫明信片送与刘秉钧： 今日有故宫信片一盒寄归，收到后可送去老刘（刘秉钧）。此完全为你结纳之用，即管先相识，圣心事仍然未可讲出口，慢慢来，总要暑假后也。 陈约在圣心中学执教后，陈垣仍是时时惦记。1936年5月7目，陈垣写信给陈约，告之将《文渊阁藏书全景》一部交给圣心中学的朱校长，并附自己的名片一张。还嘱咐他： 收到后打开细阅一回（不知书有碰坏否，复我），即送去朱校长，云家父自北平寄来，物虽不值钱，但在广州或者算是第一部。因刚印好不久，市上尚未见有出售也。 约之是陈垣先生唯一留在南方的儿子，父子间的通信特多。 结 语 书信是研究个人及其所处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而家书本身的私密性使其具有更强的真实性，因此史料价值更高。在陈垣与陈约的家书中，我们看到的陈垣不仅仅是一位史学大家、教育家，更是一位父亲的形象，有着与普通的父亲一样的情感：对子女无私的爱，对他们寄予厚望，为他们的进步欢喜，怒其不争时的愤怒，毫无保留地付出……除此之外，陈坦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是非常值得研究与学习的，虽然他的时代已经远去了近一个世纪，但是这些育人的理念仍然是陈垣先生留给世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选自《紫禁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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