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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歷程 及其經典地位的下降 石立善 內容提要:歷來研究《大學》與《中庸》，多關注這兩篇脫離《禮記》作爲四書獨立之後的情況，卻無人注意《大學》、《中庸》在明清时代重返《禮記》的運動，這場運動的影響甚大，在思想史與學術史上的意義也非同尋常。本文通過詳細考察《大學》、《中庸》在明清重返《禮記》的歷程，指出：《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運動，在經學史與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大學》、《中庸》回歸《禮記》，由明代祝允明、郝敬及清初王夫之提倡，在古學興起的雍正、乾隆時代的官方修撰《禮記義疏》中，《大學》、《中庸》正式重返《禮記》。《大學》、《中庸》重返《禮記》，其積極的一面是恢復了《禮記》的文本完整性，豐富了禮學研究的內涵，而消極意義則在於直接地削弱了《大學》、《中庸》的權威性與特殊性，導致兩者所具有的理學色彩的消退及經典地位的下降，有關兩者的性質及研究也被經學化、禮學化了，導致《四書》的地位亦爲之下降。《大學》、《中庸》重歸《禮記》，有著漢宋學術之爭的背景，也是清代學術轉向的一個重要標誌。 關鍵詞：《大學》；《中庸》；《禮記》；《四書》；《三禮義疏》；漢宋之爭
緒 言 學界關於《大學》、《中庸》的文本研究，一直集中兩書的作者、成書年代以及歷代《大學》改本、補傳、朱子《章句》本與陽明古本之爭、《中庸》經傳分離的爭辨等問題上，尤其集中在《大學》、《中庸》兩篇脫離《禮記》作爲四書獨立之後的情況。然而，迄今無人關注《大學》、《中庸》在清代重返《禮記》的事實。筆者認為，明清時代《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重要性決不亞於上述問題，本文通過詳細描述並考察這兩篇重返《禮記》的歷程與經典地位的變化及相關問題，試論其影響及經學史、思想史上的意義。
一、《大學》、《中庸》於元代脫離《禮記》及明代的狀況 北宋二程表彰《大學》與《中庸》，朱子（1130—1200）繼起爲撰《章句》，將此兩篇從《禮記》中抽出，與《論語》、《孟子》合併爲《四書》。程朱認爲，《禮記》一書雜出漢儒之手，《大學》、《中庸》是混入《禮記》的重要思想典籍。 《大學》與《中庸》脫離《禮記》而獨立，同時也宣告此二篇脫離傳統經學的範疇，成爲理學之寶典、道統之淵源。朱子歿後，《大學》與《中庸》在文本上，至南宋末尚未完全脫離《禮記》，如魏了翁（1178—1237）《禮記要義》[1]節編注疏，亦載錄《中庸》（卷二十七）、《大學》（卷三十一），此書乃其《九經要義》之一，是從經學研究著眼的經文及鄭注、孔疏的節錄本，屬於特例。而衞湜輯編《禮記集說》[2]仍錄《中庸》（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六）與《大學》（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三），並會聚鄭玄《禮記注》、孔穎達《禮記正義》、陸德明《經典釋文》及程朱爲首的兩宋學者之學說。 其實，對於衞湜《禮記集說》處理《大學》、《中庸》諸家注解的態度，黃震（1213—1281）已提出質疑，云： 晦庵《章句》雖亦參錯其間，意若反有未滿於晦庵者。天台賈蒙又爲《集解》，雜列諸家，晦庵《章句》之說又特間見一二而已。[3] 衞湜《集說》採錄諸家之說，而朱子《章句》僅爲其中之一家，黃震感覺到衞湜對《章句》懷有不滿。至於天台人賈蒙編撰的《禮記集解》仍是雜列諸家之說，而所引朱子《章句》的學說只是零星一見而已。賈蒙的《禮記集解》久佚[4]，從黃震的記載中可知，他也僅僅是將朱子《章句》作爲其所選取的二十六家說解之一而已，採錄很少。黃震的潛臺詞很清楚，衞湜、吳蒙的書對於朱子《章句》重視遠遠不夠，《大學》、《中庸》的部份專尊朱子一家之說足矣，但他並未提出讓《大學》、《中庸》完全脫離於《禮記》。黃震在《黃氏日鈔·讀禮記》中，《中庸》以朱子《章句》本爲主，略采諸家，間附己意；《大學》則先錄《禮記》古本，再錄朱子章句本，最後列董槐改本[5]。 衞湜、魏了翁、黃震等皆爲朱子學者，由此可知，在南宋朱子歿後，作爲《禮記》篇章的《大學》、《中庸》，與作爲四書的《大學》、《中庸》並行而不悖。 《大學》、《中庸》脫離於《禮記》，肇始於元代理學家吳澄（1249—1333）《禮記纂言》[6]。《禮記纂言》仿照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的體例，統合三禮，分別經傳，歸類“儀禮正經”、“逸經”、“儀禮傳”，又以其餘《禮記》三十六篇類別爲“通禮”、“喪禮”、“祭禮”、“通論”四類，而不載《大學》、《中庸》。吳澄在《序》中稱： 《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 經過程朱表彰的《大學》、《中庸》在併入《四書》後，地位驟然昇高，事實已不容許再留在《禮記》這樣的禮學典籍中。這是對理學新經典的尊重，也顯現了吳澄對程朱的無比尊崇。 此後，《禮記》專書之注本遂由四十九篇變爲四十七篇，陳澔（1260—1341）《禮記集說》[7]乃其濫觴。陳澔是朱子的四傳弟子，在撰於元代至治二年（1322）的《序》中謂： 《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學》、《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 “先儒”無疑是指程朱，陳澔認爲《大學》、《中庸》已成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地位崇高，與《禮記》中的其他禮篇不可同日而語，必須脫離《禮記》而獨立。陳澔在書中僅存篇目“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不錄經文，並注云： 朱子《章句》。《大學》、《中庸》已列《四書》，故不具載。 吳澄、陳澔皆爲理學家，其言行出於必然。元仁宗皇慶、延祐年間恢復科舉，《四書》成爲朝廷取士的必讀教科書[8]，進一步提升並確立了《大學》、《中庸》的權威性及程朱諸經注釋的地位。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則以《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爲十一經。《大學》、《中庸》與諸經並列，在元代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陳氏之後，元明兩代的《禮記》注本或禮書重編本等遂不載《大學》、《中庸》，儼然成爲慣例，而多仿陳書之體例，僅存篇目而已。明永樂年間，胡廣（1369—1418）等奉敕撰《禮記大全》[9]所用藍本爲陳澔《禮記集說》，並參用衞湜《集說》而成，《大全》自然遵守陳氏《集說》體例，不載《大學》、《中庸》。明人徐師曾（1517—1580）《禮記集注》卷二十五《中庸》存篇目，卷二十九則載錄蔡清考定《大學》致知格物補傳八十六字[10]，湯道衡《禮記纂注》[11]從之。貢汝成《三禮纂注》[12]之《禮記》部份分爲十二卷，存《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十二篇，不載《大學》、《中庸》。黃乾行《禮記日錄》[13]僅存《大學》篇目，《中庸》篇目亦不載，湯三才《禮記新義》[14]、姚舜牧《禮記疑問》[15]、朱泰楨《禮記意評》[16]、朱朝瑛《讀禮記略記》[17]等皆不載《大學》、《中庸》。 李經綸（1507—1557）《禮經類編》取《周禮》、《儀禮》、《禮記》合而匯之，以《曲禮》、《經禮》、《制禮》爲大綱，而各系以細目，三大綱後又有《三禮通傳》，合併《禮運》、《禮器》、《坊記》、《表記》及《哀公問》等篇，又冠之以《大學》，終之以《中庸》。這應當是沿襲了《儀禮經傳通解·學解》收錄《大學》、《中庸》的做法。明末劉宗周（1578—1645）《禮經考次》歸類篇章，援引《大戴禮記》之《夏小正》與《武王踐阼》入《禮記》，並以《孔子家語》補其闕，卻不錄《大學》、《中庸》[18]。在明代不僅是出於學者的《禮記》注本與重編本，甚至連坊刻白文本《禮記》也大都刪《大學》、《中庸》而不載，唯独吳勉學刊刻的白文十三經本，將《大學》、《中庸》摘出而特置於《孝經》之後，可謂平衡權宜之計。像爲科舉而設的徐養相《禮記輯覽》[19]、楊鼎熙《禮記敬業》[20]，像家塾講章一類的戈九疇《杭郡新刊禮記要旨》[21]、馬時敏《禮記中說》[22]、童維巖《禮記新裁》[23]、楊梧《禮記說義集訂》[24]，爲鄉塾課蒙而作的陳鴻恩《禮記手說》[25]、許兆金《說禮約》[26]以及注音本的王覺《禮記明音》[27]皆不錄《大學》、《中庸》的內容，其實況可想而知。盧翰《掌中宇宙》卷八《崇道篇》“十三經條”則以《中庸》、《大學》、《易》、《書》、《詩》、《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禮記》、《周禮》、《儀禮》作爲十三經。萬曆年間，吳勉學刊刻十三經白文本，《禮記》僅存《大學》、《中庸》篇目，卻在《爾雅》後列出朱子章句本《大學》、《中庸》之白文，與十三經對等並列，事實上已形成了“十五經”。可以說，《大學》、《中庸》的經典地位在明代達到了頂峰。 但是，恰恰在這一時代，有人開始提出異議。祝允明（1460—1527）率先發難： 自宋以來始有“四書”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議。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終是子部儒家之一編耳，古人多有刪駁，國初亦嘗欲廢罷，故愚以爲宜以《學》、《庸》還之禮家，《論語》并引《孝經》同升以爲一經。[28] 祝允明認爲《大學》、《中庸》應當歸還《禮記》，《孟子》則歸入子部儒家類，《論語》與《孝經》合併升爲一經，即廢除《大學》、《中庸》及《孟子》的經典地位，而以《論語》《孝經》取代之。祝氏之言，看似輕描淡寫，其實另有目的，因爲廢除《大學》、《中庸》、《孟子》，就等於廢除“四書”及程朱的四書學體系！ 祝氏的反對僅見於言，付諸實際行動的則是百餘年後的郝敬（1558—1639）。郝敬在《禮記通解》[29]書首所附《讀禮記》中云： 先儒以《大學》、《中庸》兩篇爲道學之要，別爲二書。夫禮與道，非二物也。道者，禮之匡郭，道無垠堮，禮有範圍，故德莫大於仁，而教莫先於禮。聖教約禮爲要，復禮爲仁，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道之至極而禮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謂之禮。”[30]冠、昏、喪、祭，禮之小數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見不越凡民，執小數，遺大體，守糟魄而忘菁華，如《曲禮》、《王制》、《玉藻》、《雜記》則以爲禮，如《大學》、《中庸》則以爲道，過爲分疏，支離割裂，非先聖所以教人博文約禮之意。自二篇孤行，則道爲空虛而無實地；四十七篇別列，則禮似枯瘁而無根柢，所當亟還舊觀者也。 郝敬強烈批判程朱擡高《大學》、《中庸》之舉，認爲禮與道爲一，《大學》、《中庸》與其他四十七篇相輔相成，不可割裂，應當亟還《禮記》一書之舊觀。郝書反對宋儒以《禮記》作爲《儀禮》、《周禮》之傳，過於重視《大學》、《中庸》，視之爲“聖人約禮之教”、“先聖傳心要典”。郝敬在爲唐自明《大學原本闡義》撰寫的序文亦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世儒疑其膚淺，别收戴聖《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補凑爲《四書》，専講性命、明德，以爲理學。夫理者裏也，一事一物之裏，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隱而道顯，理虛而道實，聖人言道不言理，道逹於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禮，則爲根蒂，禮失此二篇，則成枯槁，二篇離禮，則墮空虗。道與禮，禮與性命，非二也。”郝氏《禮記通解》卷十八、十九收錄《中庸》，卷二十一收錄《大學》，以大篇幅重點加以疏解。郝氏認爲《中庸》之朱子《章句》大爲分曉，而鄭注、孔疏則孟浪無足觀[31]，其分章則依據朱子之說，略加改訂爲三十章；至於《大學》，則不從朱子經傳之分，採用古本解之。郝敬將《大學》、《中庸》恢復到《禮記》裏的做法，打破了三百多年來《禮記》著作不錄《大學》、《中庸》的慣例，此舉乃思想史上的一個偶發性的重要事件。 二、《大學》、《中庸》於清代重返《禮記》及思想界的動向 時至清代，學界對於《大學》、《中庸》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最先做出舉動的是王船山（1619—1692），其《禮記章句》採錄《中庸》、《大學》，先錄朱子《章句》，再以《衍》自出己意。船山於篇首云： 凡此二篇，今既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於《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32] 船山的《大學衍》與《中庸衍》極力反駁陽明之說，可謂朱子《章句》之傳疏，但其必歸《大學》、《中庸》於原書，與郝敬的意圖略有不同，其意在恢復《禮記》經文全貌，以顯現其書所昭示的儒家之道的整體性。但由於船山著作遲至清代後期纔行於世[33]，故其態度與做法在當時並未產生影響。船山所謂“不可以精粗異視”，即不可將《禮記》中的篇章區分爲精粗高低，此言當有所指。如清初尊朱的學者俞長城就曾提出，要將《禮記》從五經中廢黜，他認爲《禮記》出自漢儒，其書之精粹在《大學》、《中庸》，今二篇已入《四書》，其餘四十七篇特其粗者[34]。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有不少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呼籲讓《大學》、《中庸》回歸於《禮記》，劉宗周的弟子陳確（1604—1677）云：“駁歸《戴記》，猶是以《大學》還《大學》，未失六經之一也。而遽例以廢經，尤失情實。”儘管陳確沒有撰寫關於《禮記》的專門著作，也曾指斥《大學》非聖經、背離孔子之道，爲偽書、爲禪學，但仍然主張將其回歸《禮記》之中[35]。相比之下，其同門黄宗炎（1616—1686）《周易象辭》卷四[36]的批評更爲有力而徹底： 割禮傳之《大學》、《中庸》兩篇而孤行之，蓋由視禮爲麤蹟，而别求性與天道不可聞之微，以爲上達，至使“慎獨”、“未發”紛紛聚訟，豈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恐非麤蹟所能臻者！《大學》之修、齊、治、平，《中庸》直至參贊、位育、無聲無臭，亦只形容禮之至極爾。今欲割去本原，别尋妙幾，何其不入于釋氏也！ 黄宗炎批評宋儒視禮爲麤蹟，去本别尋，誤入於禪佛。朱彝尊（1629—1709）的態度雖然相對溫和，但仍對《大學》、《中庸》脫離《禮記》表示出了不滿：“朱子分爲經傳，出於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禮記大全》，並《中庸》、《大學》文刪去之，於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戴記》之舊。[37]”狂批朱子《四書章句》的毛奇齡（1623—1716）亦認爲：朱子的“改本雖存，猶屬私藏，不過如二程所改之僅存於《二程全書》之中，不必強世之皆爲遵之。而元、明兩代則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復勒之令甲，勅使共遵，一如漢代今學之所爲‘設科射策，勸以利祿’者，而於是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矣！[38]”朱子之改本（《章句》）僅爲一家之言，而元、明以來則以朱子的本子用於科舉取士，卻令五經之《禮記》因此失去《大學》。李塨對經書的定義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也認爲《大學》、《中庸》應當歸入《禮記》[39]。錢曾（1629—1701）就批評元人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將《大學》、《中庸》兩篇與《禮記》通列爲三經的做法[40]。 幾乎在同一時期，日本儒學家也提出了極為相似的看法，伊藤仁齋（1627—1705）否定《禮記》作為經書的權威性，為秦人坑燔之餘而成於漢人附會之手，《大學》絕非程朱所謂“孔氏之遺書”，乃未知孔孟血脈而熟讀《詩》、《書》的戰國齊魯諸儒之作，後朱子妄分經傳，為害道之尤[41]，故而伊藤據鄭玄之古本，重作《大學》定本[42]；另一方面他還否定《中庸》的未發已發之說，視為《論語》之衍義[43]。如此，伊藤從根本上顛覆了宋儒及道學之理論根基，罷黜《大學》、《中庸》，而獨尊《論語》、《孟子》。一海之隔，而觀點暗合如出一轍，足見質疑《大學》、《中庸》兩篇的權威地位乃時代大勢之所趨。 清初另一部收歸《大學》、《中庸》入《禮記》的著作，乃徐世沐（1635—1717）《禮記惜陰錄》。《禮記惜陰錄》成書於徐氏晚年七十四歲即1708年，其書不傳，今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44]可略窺其書之特色： 是書合《曲禮》、《檀弓》、《雜記》各爲一篇，刪古本上下之目，《大學》、《中庸》二篇則仍從古本全錄，以成完書。毎篇之首，各註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評其得失。所註多襲陳澔之文，而簡畧彌甚。 徐世沐注文多襲陳澔《禮記集說》，館臣在文末又評其書爲“講學家之談經類，以訓詁爲末務”，可知徐氏是一位理學家，但其書卻摒棄《禮記集說》以來僅存《大學》、《中庸》篇目的慣例，收錄兩篇古本全文。此舉雖然是爲了恢復《禮記》的全貌，卻又不採朱子《章句》，其意圖與郝敬、王船山是否相同，實在是耐人尋味。康熙初年的張怡《三禮合纂》仿《儀禮經傳通解》，首《通禮》，次《祭禮》，次《王朝之禮》，次《喪禮》，其《通禮》則將《大學》、《中庸》置於卷首，《大學》棄朱子改本，而從王守仁所解古本[45]。 進入乾隆朝，官方編纂的《禮記》著作對《大學》、《中庸》的處理做出了重大舉措。由張廷玉等奉敕編纂的康熙帝講筵記錄《日講禮記解義》[46]，仍然謹守陳澔《禮記集說》以來的慣例，僅存《大學》（卷六十二）、《中庸》（卷五十六）篇目，注云“朱子《章句》”。然而不久之後，成書於乾隆十三年（1748）的官修《欽定禮記義疏》[47]（李紱領纂，共八十二卷）卻將《大學》、《中庸》二篇重歸之《禮記》，《大學》、《中庸》皆用古本原文，經文之後依序排列鄭注、孔疏、朱子《章句》。《欽定禮記義疏》書首《凡例》云： 《中庸》、《大學》二篇，自宋大儒編爲《四書》，其後俗本《禮記》遂有止載其目而不列其文者，兹仍曲臺之舊，以尊全經，以存古本，兼輯朱註，以示準繩，而《正義》等條，概置勿用。 這是自元代陳澔《禮記集說》四百年來，官方的《禮記》注本首次恢復《大學》、《中庸》。這一舉措的目的甚爲明確：尊重《禮記》一書的完整性，保存古本的形態。不僅如此，《欽定禮記義疏》還爲收錄《大學》、《中庸》二篇而特別設立了與本書其他四十七篇不同的體例： 案《戴記》四十九篇，其四十七篇並用《正義》等六條編纂之例，獨《大學》、《中庸》二篇不拘諸例，但全錄注疏於前，編次朱注於後者，一以示不遺古本之源，一以示特尊朱子之義。全錄注疏古本，方識鄭、孔羽翼聖籍之功，方見朱子之精心邃密，而注疏之是非得失，讀者自一目瞭然，故不拘諸例。[48] 這項特設的體例，既體現了三禮館臣在處理上的謹慎態度，也顯示了《大學》、《中庸》地位的特殊。《禮記義疏》一面不遺古本之源，一面特尊朱子之義，此乃兩全其美的折中之舉——爲了讓《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義疏》編者在理由說明上確實花費了不少心思與辭墨。《大學》、《中庸》作爲《四書》行世已久，影響深遠，故恢復二篇入《禮記》自然要慎之又慎。《義疏》收錄漢唐以來諸家學說，惟說之是者從之，至於義理之指歸，則一奉程朱之說爲圭臬。《四庫總目提要》對《義疏》恢復《大學》、《中庸》之舉，評價甚高： 其《中庸》、《大學》二篇，陳澔《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刪除不載，殊爲妄削古經，今仍錄全文，以存舊本。惟章句改從朱子，不立異同，以消門戶之爭。蓋言各有當，義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後見衡鑒之至精也。[49] 館臣嚴厲批評陳澔《集說》刪削古經，割裂《大學》、《中庸》之舉，其稱揚《禮記義疏》之詞雖略有諛美之嫌，但對恢復《大學》、《中庸》做出了積極的正面評價。陳澔《集說》在明清兩代被奉爲科舉教材之一，要推翻其說、其影響，非官方而不能爲。我們還發現館臣在《四庫提要》論述“禮記類”書籍時，尤其對其書是否收錄《大學》、《中庸》及所收爲古本還是朱子《章句》加以特別關注。無疑，這如實反映了清代中期官方對《大學》、《中庸》與《禮記》的兩者關係的敏感。 乾隆元年（1736）六月詔開三禮館，聚集人才，全祖望、吳廷華、惠士奇等碩儒皆應招入館，開始了一項費時十三年的大型國家事業，系統地整理闡釋三禮學，這項事業在繼承前代重視程朱理學的同時，還開啟了經學研究的新風氣，而《禮記義疏》恢復《大學》、《中庸》的特別處理，無疑廣受矚目。參與過《三禮義疏》編纂工作的杭世駿（1696—1772），後來以一人之力纂集大型彙編《續禮記集說》[50]，其書採錄《中庸》（卷八十六至八十九）、《大學》（卷九十七）古本，以鄭玄、孔穎達之說爲主，又引清人毛奇齡、姚際恒、毛遠宗等人之說，其思路是與《禮記義疏》一脈相承的。 《禮記義疏》恢復《大學》、《中庸》的舉措，其實在目錄學上也有一定的依據，因爲歷來在兩篇的性質歸屬上並無定論。西漢劉向《別錄》屬《大學》、《中庸》爲“通論”[51]。關於《中庸》的著作，《漢書·藝文志》將《中庸說》歸入“禮類”，《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因之[52]。宋元時代，《大學》、《中庸》在目錄書籍分類中多被歸入到“禮類”或“禮記”中，如鄭樵（1104—1160）《通志·藝文略》經類，以《論語》自爲一門，《大學》、《中庸》入“禮記”，《孟子》則入“子類”，《郡齋讀書志》卷一上、《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卷二皆劃入“禮類”。元代《四書》學制度化之後，元修《宋史·藝文志》、馬端臨《文獻通考》[53]亦承襲宋代的分類，歸《大學》、《中庸》於“禮類”。進入明代，目錄學典籍方始設立“四書類”，如《文淵閣書目》等皆歸《大學》、《中庸》於“四書類”，清初所修《明史·藝文志》亦沿用前代慣例。但明清著述也有歸入“禮類”的，如《授經圖義例》卷二十將《大學》、《中庸》列入“諸儒著述附歴代三禮傳注”類，《萬卷堂書目》卷一歸於“禮類”，《經義考》[54]則歸入“禮記類”，倪燦（1627—1688）《補遼金元藝文志》則歸入“三禮類”。《千頃堂書目》著錄有明一代書籍，亦將訓釋《大學》、《中庸》之著作皆歸入“禮類”，四庫館臣對此則提出了異議，並將二書的相關著作移入《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其理由是：“以所解者《四書》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強合也[55]。”意謂朱子創立的《四書》體系的《大學》、《中庸》，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乃兩套學術系統，可並存同行。又，《續通志》[56]、《皇明通志》[57]亦列入“四書類”， 《清通志》[58]則遵從《欽定續通志》之例。然而，同時代的《皇朝文獻通考》[59]卻因爲《禮記義疏》的出現，並據《文獻通考》的分類，重歸《大學》、《中庸》著作於“禮類”之中，其書云： 按《大學》、《中庸》二篇本《戴記》舊文，自陳澔《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删除不載，伏讀《欽定四庫全書》雖列入“四書類”中，而《欽定禮記義疏》則備錄全文，以復古今之舊。今謹遵編次，凡《大學》、《中庸》之單行者，仍入“禮類”，且以從馬氏舊例焉。 可見《大學》、《中庸》在目錄典籍中的歸類，明代以後一直搖擺不定，存在著矛盾。可以說，《禮記義疏》恢復《大學》、《中庸》之舉，引起了目錄書籍在分類上的新的分歧[60]。 一些學者對官方的舉措做出了反應，如李惇（1734—1784）認爲： 《大學》、《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記》取出，以配孔孟之書。《大學》改正尤多，如臨淮入汾陽軍，一號令之，壁壘皆變[61]。數百年來，遵而從之，無可議矣。但《戴記》中猶當載其元文，使學者知二書本來面目，並知程朱改訂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載元文，而不能家有其書，坊刻讀本止存其目，學者有老死而不見元文者，竊謂急宜補刊，庶得“先河後海”之義。[62] 李惇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爲注疏本雖保存了《大學》、《中庸》古本古注的原貌，然世間所通行的《禮記》讀本僅存目而已[63]，故亟需補入兩篇。古學興起，漢學家熱衷考據考古，對於古經古書及金石研究的熱忱高漲，而古書輯佚工作之興盛，是時代之必然。對於本未亡佚，卻被人爲地割裂出原書的《大學》、《中庸》，使其重歸《禮記》也是理所當然的。恢復經書古本原貌，對於漢學家來說當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他們的目的不僅僅限於此。汪中（1744—1794）《大學平議》云： 《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於孔氏爲支流余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誠知其爲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孔門設教，初未嘗以爲“至德要道”。……宋儒既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64] 汪中力駁理學家將《大學》作爲道德形上學的經典，主張此篇與其他一些《禮記》篇章的性質無異，故而應當將之歸爲“記禮通論”即禮學篇章之一，他從《大學》的作者與主旨兩方面來完全否定其書具有的哲學性質與崇高地位，試圖徹底推翻《大學》。這番露骨至極的反宋學的言論，表明了漢學家力圖將《大學》、《中庸》歸之《禮記》的真正目的。《大學》、《中庸》重返《禮記》，必將導致兩者作爲理學經典的色彩的消退及經典地位的下降。“四書”的形式將不復存在，而程朱以來理學家們苦心構築的思想體系亦隨之瓦解。方東樹（1772—1851）《漢學商兌》（卷下）[65]還指出汪中甚至認爲不應立有《四書》之名，有人還屏棄朱子《集注》而禁止子弟不許誦讀，可見連《四書》是否成立，《集注》是否要讀，都成了漢宋學術之爭的一個焦點問題。如凌廷堪（1757—1809）云： 《大學》、《中庸》，《小戴》之篇也，《論語》、《孟子》，傳記之類也，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焉，別取而注之，命以“四書”之名，加諸六經之上，其於漢唐諸儒之說視之若弁髦，棄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從之，較漢魏之尊傳注，隋唐之信義疏，殆又甚焉！[66] 汪中與凌廷堪的態度，與明人祝允明意欲取消《四書》的看法不謀而合。清代經學的變化與特徵，一言以蔽之，即五經的地位上升，而《四書》地位的相對下降。貶低《大學》、《中庸》的學術價值，使兩篇重歸之《禮記》，亦昭示著四書地位的下落。 梁章鉅《退庵隨筆》卷十五云： 朱子之《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爲之，垂没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注，凡以明聖學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徑開，入比盛而俗學熾，馴至高頭講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 其言絕非危言聳聽，朱子的《四書章句》自元代延祐年間成爲科舉取士的科目以來，在明代就已發生質變，淪爲俗學，成爲讀書人獵取功名的手段，而《四書大全》的出現則將四書學本身導向了生死存亡的關口。以致於明清兩代很多有識之士都對《四書》抱有深深的厭惡之感，即不反程朱，而反理學、反四書。這是《大學》、《中庸》重返《禮記》呼聲高漲的背景之一。 那麼，主張漢宋調和的學者對此又持有何態度呢？如翁方綱（1733—1818）在《禮記附記》於《大學》、《中庸》著墨最多[67]，還批評陳皓《集說》不應當刪省《中庸》，謂“奚若存《章句》於《禮》注疏後，使學者備研核之爲得歟！[68]”主張載錄《中庸》、《大學》經文，並將朱子《章句》排列在注疏之後，可謂調停折中之論。 同時，一些成於理學家之手的《禮記》類編本也都開始收錄《大學》、《中庸》。王心敬（1656—1738年）《禮記彙編》取《禮記》四十九篇，以己意重新排纂，分爲三編。上編首孔子論禮之言，曰《聖賢訓拾遺》；次以《大學》、《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遺》、《諸子拾遺》；又次以《樂記》。中編括《記》中禮之大體，曰《諸儒紀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編聚列《記》中瑣節末事及附會不經之條，曰《紀錄雜聞》，以《大學》爲“斯禮之包絡”，《中庸》爲“斯禮之根柢”。任啟運（1670—1744）《禮記章句》類編全書，則以《大學》、《中庸》冠首，作爲全書之“統宗”。乾嘉以來，漢學家出於漢宋之爭，凡所著述直以《大學》、《中庸》歸之《禮記》，卻不稱《四書》[69]。 需要指出的是，《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道路並不平坦，清初以來一些學者仍然遵循舊例，在訓解《禮記》的著作中不收錄《大學》與《中庸》，如萬斯大（1633—1683）《禮記偶箋》[70]、李光坡（1651—1723）《禮記述註》[71]、張沐《禮記說略》[72]、姜兆錫《1666—1745》《禮記章句》[73]僅存篇目，不解《大學》、《中庸》。方苞（1668—1749）《禮記析疑》、吳廷華（1682—1759）《禮記疑義》皆不錄或不釋《大學》、《中庸》，又如禮學家江永（1681—1762）《禮記訓義擇言》不收錄《大學》、《中庸》，其另一部著作《禮書綱目》[74]也僅列《大學》、《中庸》爲“通禮”第十七、十八，存目並注云:“自有朱子《章句》，今止存其篇目”、“自有朱子《章句》，今亦但存其篇目。”郝懿行（1757—1825）《禮記箋》亦存《大學》、《中庸》篇目而不解之。李調元（1734—1803）《禮記補注》[75]謂“原本有《中庸三十一》章，今取入《四書》篇內”、“此篇上有《大學第四十二》，今入《四書》，不載。”劉沅（1767—1855）《禮記恒解》卷三十一《中庸》、卷四十二《大學》僅存目，云：“今仍《四書》之舊，另有論註，兹不復贅。”潘相《禮記釐編》[76]是一部《禮記》類編本，其書分十類，《大學》、《中庸》與《學記》、《文王世子》、《經解》等三篇被編入爲“大學之方類”，但《大學》、《中庸》不錄經文，僅各錄朱子《章句》篇題下所載二程之語而已。上述大多數人的意圖不得而知，但這些遵循舊例的做法也從側面反應了朱子《章句》及陳澔《集説》的影響之大，在一些學者心中不可動搖。 實際上，如何處理《大學》、《中庸》與《禮記》的關係，在朱子學者之間也存在分歧。如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兩部《禮記》新疏的處理方法正相反，孫希旦（1737—1784）《禮記集解》重視禮義、禮制及義理，其書沿襲陳皓《集說》之舊，僅存《大學》、《中庸》之篇目而不錄正文[77]，而時代稍晚的朱彬（1753—1843）《禮記訓纂》重視訓詁、校勘及名物，採錄《中庸》正文，並錄古本《大學》正文，繼之以朱子所考定《大學》（不錄《補傳》）[78]。孫、朱二人皆爲篤實的朱子學者，而做法卻大相徑庭，頗耐人尋味。 當時，宋學方面有人對歸《大學》、《中庸》於《禮記》的風潮，做出了有力的回應。冉覲祖（1637—1718）《禮記詳說》凡一百七十八卷，是繼南宋衛湜《禮記集說》以來的大型註釋書，冉氏於卷首《禮記總論》反駁明人郝敬謂先儒割裂《大學》、《中庸》於《禮記》之說，云： 京山立說，多與朱子背馳，謂先儒以《學》、《庸》二篇別爲二書，支離割裂，當亟還舊觀，責先儒以割裂《禮記》而不自知，其致毀謗《四書》。《禮記》四十九篇，真贗純駁，雜然並收，先儒擇其精者，令幼學急讀之，及能治全經，則二篇固在，又何病乎割裂也！[79] 《禮記詳說》書首附陳澔《禮記集説序》，理學色彩極爲明顯，書中不錄《大學》、《中庸》，僅於卷一百五十五、一百六十九存目而已。冉覲祖的看法接近宋儒，即區分《禮記》各篇的性質，評判其價值，擇其精要者爲我所用，故而《大學》、《中庸》即使獨立亦未嘗不可。冉氏還回擊了詆毀《四書》的聲音，故其回應對象應該不僅僅是郝敬一人，而是當時洶湧的風潮。在否定《大學》、《中庸》的背後，漢學家們的矛頭所指乃四書學體系，四書學體系正是程朱理學的理論基盤，否定與摧毀四書學體系即意味著程朱理學體系的瓦解。 《大學》、《中庸》回歸《禮記》的聲音，直至清末仍然不衰，俞樾（1821—1907）《取士議》[80]云：“第二場試經義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詩》、《書》、《春秋》、《禮記》岀題，《大學》、《中庸》歸并在《禮記》中，不必别岀試文。”在這篇討論科舉考試科目與內容的文章中，俞樾認為《大學》、《中庸》可以歸并入《禮記》之中，不必單獨别岀試文。然俞氏弟子章太炎（1869—1936）的態度則更為激烈：“現在只看二程自二程，《大學》自《大學》，自然應該改還古本，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若說實話，《大學》、《中庸》，只是《禮記》中間的兩篇，也只是尋常話，並沒有甚麼高深玄妙的道理，又不能當作切實的修身書，只要還歸《禮記》，也不必單行了。”[81]章氏的這番話若放在學術史上可謂是驚世駭俗，然自激蕩求變的清末民初時代觀之，竟是打破一切偶像與傳統權威的常識了。章氏的這一論調傳存至今，宣告了程朱理學的徹底沒落與衰微。 結 語 孔門之《大學》、《中庸》本單篇別行，在西漢由戴聖編入《禮記》，成爲禮學通論，在宋代經二程、朱子彰顯而獨立，與《論語》、《孟子》形成四書，遂成爲理學經典，最後在清代又重新返回《禮記》。——我們可以從《大學》、《中庸》的歸屬變遷中，理清與把握儒學發展的一條主要脈絡。讓《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由明代祝允明、郝敬首倡，清初王船山等亦持此論調，其正式重返《禮記》則是在古學興起的雍正、乾隆時代，此時的思想界提倡尊經崇古，回歸原典。《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積極的意義是恢復了《禮記》的文本完整性，再現古本之原貌，豐富了禮學研究的內涵，而消極的意義呢？晚清的朱子學者郭嵩燾（1818—1891年）即指出：“雍、乾之交，樸學日昌，博聞彊力，實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與於學，於是風氣又一變矣！乃至並《大學》、《中庸》之書蔑視之，以爲《禮運》、《學記》之支言緒論。[82]”這一指摘非常銳利，令《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結果，致使此二篇與其他四十七篇降爲一個等級，直接地削弱了其權威性與特殊性，導致《大學》、《中庸》所具有的理學色彩全面消退，經典地位大幅下降，其性質及研究也被經學化、禮學化了，導致“四書”的地位亦爲之下降。《大學》、《中庸》重歸《禮記》，可謂是清代學術轉向的一個重要標誌，是漢學家對於程朱理學的一個反動。圍繞著此事的各種著述、議論及反應，也映射出了清代學術與思想的糾葛與複雜。可是，事實上《大學》、《中庸》重返《禮記》之後，漢學家們大都採取敬而遠之的回避態度，並未撰作出一部在思想上能夠超越朱子《章句》的注本與解釋，或以《章句》爲主疏解之，或是增錄鄭注、孔疏，僅供讀書人參考而已。至清末爲止，科舉考試所用的及世上通行的《大學》、《中庸》的本子仍舊是朱子《章句》本，讀書人無不誦習之。這場思想運動的結果，由於沒有出現一個權威的注本（包括《禮記》在內），《大學》、《中庸》僅僅是在形式上重返《禮記》而已。 附錄：歷代目錄典籍《大學》、《中庸》歸屬表
附記：本文曾於首屆禮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4月8日）、國際四書學學術研討會（2012年4月28日）上宣讀，發表於《國學學刊》2012年第3期，後收入《極高明而道中庸：四書的思想世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此為修訂版。 注釋： [1]《禮記要義》，《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九十六冊所收影印南宋淳祐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通志堂經解》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71年。 [3]《黄氏日鈔》卷二十五《讀禮記·中庸第三十一》。 [4]《黄氏日鈔》卷十四《讀禮記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爲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眞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 [5]《黃氏日鈔》卷二十五《讀禮記·中庸第三十》、卷二十八《大學第四十二》。 [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元史·選舉志》：“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9]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朝鮮李朝刻本。 [1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八十八冊所收影印明萬曆刻本，第839頁上段、883頁上段。 [1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三冊所收影印明刻本。 [1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一百零四冊所收明萬曆三年刻本。 [1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八十九冊所收影印明嘉靖刻本，《中庸》無存目，疑脫落；《大學》存目見第462頁下段。 [1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一冊所收影印明刻本。 [1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一冊所收影印明萬曆刻本。 [1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四冊所收影印明天啓刻本。 [1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五冊所收影印明清鈔本。 [18]《清史列傳·劉汋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1月。 [19]《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八十九冊所收影印明隆慶刻本。 [2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五冊所收影印明崇禎刻本。 [2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冊所收影印明萬曆刻本。 [2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冊所收影印明萬曆刻本。 [2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二冊所收影印明刻本。 [2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三冊所收影印清康熙刻本。 [2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四冊所收影印明崇禎刻本。 [2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四冊所收影印明天啓刻本。 [2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八十八冊所收影印明刻本。 [28]《懷星堂集》卷十一《貢舉私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9]《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一冊所收影印明萬曆刻本，第641頁上段—下段。 [30]《禮記·仲尼燕居》：“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 [3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二冊，第212頁下段。 [32]《禮記章句》卷三十一《中庸衍》，《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478頁上段。 [33]如郭嵩燾於咸豐二年壬子（1852）讀《禮記章句》，注意到船山將《大學》、《中庸》歸入《禮記》而還戴氏之舊，郭著《禮記質疑》兼收《大學》、《中庸》二篇蓋受其影響，參《禮記質疑·自序》，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4月。 [34]《俞寧世文集》卷一《五經去禮記議》，清康熙刻本。 [35]《大學辨一·辨迹補》，《陳確集·別集》卷十四所收，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4月，下册第563頁。 [3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7]《經義攷》卷一百五十九“王氏（守仁）《大學古本旁釋》”條末按語，《四部備要》本。 [38]《大學證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李塨《擬太平策》卷三《春官》，《顏李叢書》本。 [40]《讀書敏求記》卷一“十一經問對五卷”條：“然《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河南程子始分爲二書，而此竟同《禮記》列爲三經者，何也？” [41]伊藤仁齋《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吉川幸次郎、清水茂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33册《伊藤仁齋 伊藤東涯》所收，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及《大學定本》第十章注。 [42]伊藤仁齋《大學定本》，古義堂正德三年（1713）序刊本。 [43]伊藤仁齋《中庸發揮》，古義堂正德四年（1714）序刊本。 [4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四，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浙刊本。 [4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五。 [4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8]《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六《中庸》題解下案語。 [49]《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一。 [50]《續修四庫全書》經部一百一至一百二冊所收影印清光緒刻本。 [51]參孔穎達《禮記正義》之《中庸》、《大學》題解引鄭玄《三禮目錄》。 [52]如《隋書經籍志》以戴顒《禮記中庸傳》、梁武帝《中庸講疏》等入“禮類”。 [53]《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清刻本。 [54]《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一至一百六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一卷末按語，又同書卷三十五卷首解題云：“今從《明史·藝文志》例，别立“四書”一門，亦所謂‘禮以義起’也。朱彝尊《經義考》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説《大學》、《中庸》者皆附於“禮類”，蓋欲以不去餼羊，略存古義。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義疏以下且散佚竝盡，元明以來之所解皆自《四書》分出者耳，《明史》併入《四書》，蓋循其實，今亦不復強析其名焉。” [56]《續通志》卷一百五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皇明通志》卷九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8]《清通志》卷九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9]《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0]參照文末所附《歷代目錄典籍《大學》、《中庸》歸屬表》。 [61]“臨淮”指唐代李光弼，“汾陽”指郭子儀，李光弼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格，軍風爲之一變。參《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一《唐紀三十七》“唐肅宗乾元二年”條。 [62]李惇《群經識小》“大學中庸”條，《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二，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第二十三冊，第8435頁下段。“先河後海”，《禮記·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63]梁清遠《雕丘雜録》卷八《采榮錄》：“《大學》、《中庸》原附《禮記》中，是以宋人引《學》、《庸》語皆謂‘《禮》曰云云’，自明定爲四書，而《學》、《庸》乃不入《禮記》，今《禮記》尙存《學》、《庸》篇目，文實不載焉。” [64]《大學平義》，《新編汪中集》所收，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3月，第381頁。 [65]方東樹《漢學商兌》。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清道光刊本，1963年1月。 [66]《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與胡敬仲書（癸丑夏）》。 [67]《禮記附記》卷七《中庸》、卷九《大學》，《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一百三冊。 [68]《禮記附記》卷七《中庸》，《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一百三冊，第624頁。 [69]郭嵩燾《王實丞四書疑言序》，《養知書屋詩文集》卷三，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壬辰（1892）刻本，第112頁，1967年。 [70]《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九十八冊所收影印清乾隆刻本。 [7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李光坡僅在書中略論《大學》可能是出自曾子本人之筆，或爲曾氏之宗傳。 [7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五冊所收影印清康熙刻本。 [73]《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74]《禮書綱目》卷六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5]《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一百三冊，第775頁下段、780頁上段。 [76]《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一百三冊，第39頁上段—下段。 [77]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296頁、1410頁。 [78]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第772—780頁、866—873頁。 [79]《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六冊所收影印清光緒刻本，第84頁上段—下段。 [80]俞樾《賓萌集》，清光緖刻《春在堂全書》本。 [81]《經的大意》（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講於日本），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72頁。 [82]郭嵩燾《大學章句質疑序》，《養知書屋詩文集》卷三，第104—105頁。 注：本文发表于《国学学刊》2012年第3期 注：本文发表于《国学学刊》2012年第3期，此据作者修订稿。感谢石立善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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