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摘要：《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关键词：《四书章句集注》；程子曰；常例；变例；朱子四书学 众所周知，朱熹（1130—1200）的《四书章句集注》大量征引从西汉到南宋先哲时贤的研究成果。据陈铁凡（1912—1992）统计，《大学章句》征引7条，《论语集注》征引574条，《孟子集注》征引319条，《中庸章句》征引32条，总计932条【1】。据申淑华统计，《大学章句》征引11条，《中庸章句》征引27条，《论语集注》征引585条，《孟子集注》征引333条，总计956条2。以上统计结果明显不同，可见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甚至有可能成为朱子四书学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增长点。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一般合称二程，亦可合称程子。程子之言是《四书章句集注》征引最多者，几近总数的三分之一。据陈铁凡统计，《大学章句》征引4条，《论语集注》征引198条（即大程语41条、小程语123条、未详何者语34条），《孟子集注》征引88条（即大程语54条、小程语14条、未详何者语20条），《中庸章句》征引6条，总计296条1。据申淑华统计，《大学章句》征引7条，《中庸章句》征引7条，《论语集注》征引208条，《孟子集注》征引92条，总计314条【2】。以上统计结果同样有较大差异。如何从引文的定量统计转入思想的定性分析，亟待提上朱子四书学研究的议事日程【3】。 《四书章句集注》对于被引作者的称谓，既有称“某子”者，亦有称“某氏”者。称“某子”者仅有董仲舒（前179—前104）、韩愈（768—824）、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7）、二程，分别称作“董子”“韩子”“周子”“张子”“程子”。扬雄（前53—18）、邵雍（1011—1077）被称作“扬子”“邵子”，或者出现在被引作者的言说当中，或者只是朱熹注中的方便说法，自然不能统计为所谓称“某子”者。 称“某氏”者有赵岐（？—201）、马融（79—166）、何晏（？—249）、陆德明（约550—630）、吕大临（1040—1092）、杨时（1053—1135）、胡寅（1098—1156），等等，他们被称作“赵氏”“马氏”“何氏”“陆氏”“吕氏”“杨氏”“胡氏”。无论称“某子”者还是称“某氏”者，尊重其人之言均是题中之义。肯定其言与否认其言，都是尊重。称“某子”者少，称“某氏”者多，尊重前者之意远远高于后者，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称“某子”者、称“某氏”者乃是《四书章句集注》的常例。有常例，必有变例。将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称作“史迁”“太史公”，将扬雄称作“扬子云”“扬雄”，将诸葛亮（181—234）称作“诸葛武侯”，将吕希哲（1036—1114）称作“吕侍讲”，将李侗（1093—1163）称作“师”，将张栻（1133—1180）称作“张敬夫”，将萧何（？—前193）、王肃（195—256）、文彦博（1006—1097）、沈括（1031—1095）诸人径直称其姓名，凡此种种，均可视作称“某氏”者的变例。 至于称“某子”者，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么，与之有别的“子程子曰”“程子云”“程子曰〇程子曰”“程子又曰”就是变例。这四种变例迄今罕见进入朱子四书学的研究视野，本文试作抛砖引玉之论。 一、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 作为变例的“子程子曰”有二，其一见于《大学章句》，其二见于《中庸章句》。我们首先做必要的文献学梳理，然后再做力所能及的论述。 （一）第一例“子程子曰” 《大学章句》的开篇有这样一段话：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4】 以上引自中华书局标点本《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收入《朱子全书》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亦是同样的标点符号【5】。为方便下文的叙述，我们将这两种《四书章句集注》标点本称作“两种通行本”，或者分别称作“单行本”“全书本”。 《大学章句》开篇这段话显然不属于经一章的内容，但如何简称它呢？《朱子语类》卷14《大学一》包括“纲领”“序”“经上”三部分【6】，《朱子语类》卷17《大学四（或问上）》【7】以及《四书或问·大学或问上》【5】直接从经一章说起，均未涉及“子程子曰”一段，可见朱熹及其门弟子未曾有此问题意识。朝鲜学者宋时烈（1607—1689）编纂的《程书分类》卷8《大学·总论》指出： 《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明〇遗吕与叔） 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其间先后失次（一作“序”）者，已正之矣。（伊〇遗邹德久本） 棣初见先生，问：“初学如何？”曰：“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伊〇遗唐彦思）【8】 如果以“总论”简称“子程子曰”一段，人们至少可以不再随意冠名（如所谓“开篇”），更会明确知道《大学章句》完整地包括总论、经一章、传十章等三个部分。“总论”一语足以简称“子程子曰”一段，还因为二程指出： 子曰：《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河南程氏粹言》卷1《论书篇》）【9】 棣初见先生，问：“初学如何？”曰：“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河南程氏遗书》卷22上《伊川先生语八上·伊川杂录》）【10】 《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二先生语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10】 以上三段话语出《二程集》，大致可以说是《大学章句·总论》之所本。为古籍打标点符号，其实不是易事。举凡引文，如果不明其出处，更是如此。《四书章句集注》的大多数引文不是照抄原文，而是经过朱熹整合的结果。上述两种通行本将《大学章句·总论》的一部分归为程子之言，另一部分归为朱熹之言。我们认为它们均是程子之言，并将《大学章句·总论》重新点校为：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二）第二例“子程子曰” 《中庸章句》开篇有一段话，并不属于第1章的内容。套用《程书分类》卷9《中庸·总论》的说法【11】，我们将它简称为《中庸章句·总论》。如此，《中庸章句》包括“总论+33章”两部分。两种通行本对《中庸章句·总论》的点校相同，原文如下：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12】 《中庸章句·总论》同样都是程子之言，而不是前为程子之言、后为朱熹之言。我们将这段话重新点校为：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以上这段话可以分作四节，接着要做的工作是从《二程集》找出与之对应的语句。 为方便阅读与理 第一节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语出《二程集》的文字为： [1]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河南程氏遗书》卷7《二先生语七》）【10】 [2]中者只是不偏，偏则不是中。庸只是常。犹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经也。孟子只言反经，中在其间。（《河南程氏遗书》卷15《伊川先生语一·入关语录》）【10】 第二节是“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语出《二程集》的文字为： [3]尹子曰：“伊川先生尝言：《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河南程氏外书》卷11《时氏本拾遗》）【13】 [4]《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孟子》其书，虽是杂记，更不分精粗，一衮说了。今之语道，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河南程氏遗书》卷15《伊川先生语一·入关语录》）【14】 第三节是“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语出《二程集》的文字为： [5]《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4《明道先生语四·亥九月过汝所闻》）【14】 [6]《中庸》之言，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河南程氏遗书》卷11《明道先生语一·师训》）【14】 [7]《中庸》之书，其味无穷，极索玩味。（《河南程氏遗书》卷18《伊川先生语四·刘元承手编》）【14】 [8]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二先生语一·端伯传师说》）【14】 第四节是“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语出《二程集》的文字为： [9]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7《伊川先生语三》）【14】 依据以上9条文献，可知朱熹熟稔《二程集》，所以《中庸章句·总论》均为“子程子曰”。《程书分类》卷9《中庸·总论》辑有14条文献，本文使用了其中的8条，但做了重新分类，同时增补了涉及“实学”的第8条。文献学功夫是解释学技巧的源头活水，由此可见一斑。 （三）“子程子曰”的两重含义 从《四书章句集注》看，“子程子曰”这一表述的实质是：为何在将二程通称“程子”之外，又有“子程子”的称谓？朱熹偶尔也有称“子程子”者，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0《答何叔京》指出：“或谓子程子曰：'心术最难执持，如何而可？’子曰：'敬。’”【15】但是这一情形在朱熹的作品中并不常见，多达140卷、版面字数230万言的《朱子语类》就未出现“子程子”的说法。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两言“子程子曰”，所谓“子程子”究竟有何含义呢？一般认为：前一“子”字是夫子之意，引申为老师；后一“子”字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意为先生。“子程子”有尊之又尊之意，但从变例的角度看，如何进一步解释呢？本文提出两个猜想。 第一，两例“子程子曰”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读单行本《四书章句集注》可知，《大学章句》前有《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前有《中庸章句序》，《论语集注》前有《论语序说》《读论语孟子法》，《孟子集注》前有《孟子序说》【16】。如果说《论》《孟》的两篇《序说》与《学》《庸》的二《序》等值，那么，为何前者有《读论语孟子法》，后者没有《读大学中庸法》呢？ 如上所述，被本文简称并定名的《大学章句·总论》《中庸章句·总论》均为程子之言，前者语出《二程集》的3条文献，后者语出《二程集》的9条文献。《读论语孟子法》亦是辑录程子之言，凡9条【17】。仿照《读论语孟子法》的体例，这两个“总论”亦可称作《读大学法》《读中庸法》。 若作如是观，《四书章句集注》的文本结构将更齐整：《大学章句》前有《大学章句序》《读大学法》，《中庸章句》前有《中庸章句序》《读中庸法》，《论语集注》前有《论语序说》《读论语孟子法》，《孟子集注》前有《孟子序说》。 这里先要补充：真德秀（1178—1235）的《四书集编·大学》以及《中庸》通过辑录包括朱熹在内的诸家之说而注解两例“子程子曰”【18】，实已具备“读法”之意。但是，张居正（1525—1582）的《四书直解》卷1《大学》只是过录《大学章句》“子程子曰”一段，同书卷2《中庸》甚至没有过录《中庸章句》“子程子曰”一段【19】；唐文治（1865—1954）的《大学大义》只是过录《大学章句》“子程子曰”一段，《中庸大义》甚至没有过录《中庸章句》“子程子曰”一段【20】。 换句话说，如果一代代学者像真德秀那样注疏《学》《庸》，眼里同时有《读论语孟子法》，那么，显明《大学章句·总论》《中庸章句·总论》的“读法”含义，其实不是难事；由此判定《大学章句·总论》《中庸章句·总论》均是程子之言，亦是顺理成章之事。 另外，张栻的《孟子说》卷首《癸巳孟子说序》后亦有《读论语孟子法》【21】，内容与朱熹《论语集注》中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单行本中的《读论语孟子法》，题下注：“据清仿宋大字本补。”【22】复核影印的《宋本论语集注》，开篇为《读论语孟子法》，接着为《论语序说》【23】。全书本亦是这一次序【24】，而与单行本有别。 2018年8月14日上午，陈来先生为孟子研究院“准博士”培养专题课程讲《朱子的孟子学》，提到《读论语孟子法》有可能是后人添加的，而不是《论语集注》原有的。以上情形值得重视，但不影响《大学章句·总论》《中庸章句·总论》具有“读法”含义的总体结论。 第二，两例“子程子曰”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朱熹独尊二程及其理学，这是毋庸赘述的。具体到本文的论题，先看几条文献：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14《大学一·纲领》）【25】 特其论说之详，自二程始；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四库全书总目》卷35《经部三十五·四书类一》提要《四书章句集注》）【26】 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中庸章句序》）【22】 “道统”之名，不见于古，而起于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统之不传，所以忧患天下后世也深矣。（王柏《鲁斋集》卷11《跋道统录》）【11】 依据以上文献可知：其一，今天所见《四书章句集注》的次序是《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这是按照卷帙的数量由少至多排序；朱熹编订《四书章句集注》的次序是《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这是按照思想的内涵由外至内排序。 前者重量，后者重质，二者有质量之分。从朱熹的原意看两例“子程子曰”，《大学章句·总论》旨在定其规模，《中庸章句·总论》旨在求其微妙，其意可谓首尾呼应。其二，《中庸章句序》三言“道统”一词，二程“续夫千载不传之绪”，而《中庸章句·总论》紧接其后，其意可谓昭然若揭。要之，两例“子程子曰”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 既然两例“子程子曰”是从道统的高度独尊二程理学，《四书章句集注》为什么不全部使用“子程子曰”，而只是用过两次，将它作为常例“程子曰”的变例呢？在本文看来，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用词避免繁琐。如果将“程子曰”全部写作“子程子曰”，势必显得繁琐。《四书章句集注》不言“大程曰”“小程曰”，而是称作“程子曰”，同样包含了此一用意。所以，朱熹曾说：“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等轻重，方敢写出！”（《朱子语类》卷105《朱子二·论自注书·总论》）【27】 二是境界平实谦抑。钱穆（1895—1990）指出：“朱子先为《论孟精义》，只是把二程语及其他横渠以下九家之说依次附于《论》《孟》各章之次，而名之曰《精义》，则若《论孟精义》即已在此。此其先后易位，轻重倒置，而宋代理学家一种高自位置之心，亦从而见。其后朱子又将《精义》改名《要义》，又改名《集义》，每改一名，其平实谦抑之意益见。”【28】《四书章句集注》“平实谦抑之意益见”，亦是仅将“子程子曰”作为变例处理的写照【29】。 三是思想守正创新。钱穆认为：“故朱子之《论孟集注》，实乃朱子当时从程门理学转入《语》《孟》经学一大转手也。”【28】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熹借助作为变例的“子程子曰”，旨在照着讲二程；借助作为常例的“程子曰”，旨在接着讲二程。不管征引程子之言的数量有多庞大，它们也只是支援意识。照着讲、接着讲二程，目的则是自己讲自己，亦即从程门理学转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将孔、曾、思、孟作为自己的集中意识。唯其如此，《四书章句集注》得以成为名垂千古的守正创新之作。 综上所述，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又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后者更为重要。 二、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 《大学章句·传十章》指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朱熹注：“命，郑氏云：'当作“慢”。’程子云：'当作“怠”。’未详孰是。”【30】其中，“郑氏云”语出《礼记正义》卷60《大学》：“命，读为'慢’，声之误也。举贤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轻慢于举人也。”【31】 “程子云”语出《河南程氏经说》卷5《礼记·伊川先生改正大学》：“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作'怠’之误也。）”【32】又见《河南程氏外书》卷11《时氏本拾遗》：“《大学》'举而不能先，命也’，'命’当作'怠’，字之误也。”【33】 从本文的论题看，《四书章句集注》仅此一例的“程子云”是“程子曰”的变例。“未详孰是”是揭开“程子云”作为变例的抓手，而且关联着《大学章句》如何对待《伊川先生改正大学》的校勘成果。 《大学章句》三见作为常例的“程子曰”。其一，《经一章》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子曰：'亲，当作“新”。’）”朱熹又注：“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30】“程子曰”语出《伊川先生改正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当作'新’）民，在止于至善。”【32】 其二，《传五章》指出：“此谓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谓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I1“程子曰”语出《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四字衍。）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34】 其三，《传七章》指出：“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当作“心”。’”）朱熹又注：“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28】“程子曰”语出《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当作'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34】 以上引文的括弧内文字，见于《大学章句》者是朱熹的注文，见于《伊川先生改正大学》者是程颐的校勘。以“亲民”作“新民”，以“此谓知本”作衍文，以“身有所忿懥”作“心有所忿懥”，均是朱熹肯定地采借了程颢的校勘成果。“此谓知本”作为衍文，朱熹改动了程颐置放的位置，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大学章句》对程颢的校勘成果亦有未予采借者。其一，《传八章》指出：“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28】《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指出：“所谓齐其（'其’字衍）家在修其身者……”【34】其二，《传十章》指出：“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28】《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指出：“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一本云：'彼为不善之小人，使之为国家。’）”【34】这两处校勘成果未被朱熹采借【35】。 笔者2019年5月在孟子故里邹城参与陈来、王志民先生主持的《大学解读》，曾经注意到“程子云”与“程子曰”的差异，并且略有解释【36】。借此机会，试作详细说明如下：《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有六处校勘成果。《大学章句》未予采借者有两处，予以采借者有四处；其中，被肯定地采借了三处，被存疑地采借了一处。因其存疑地采借，故曰“程子云”；因其肯定地采借，故云“程子曰”。 因《四书章句集注》冠以“程子曰”者几乎为肯定地采借，故为常例；因《四书章句集注》仅此一例冠以“程子云”，又与郑玄对比而“未详孰是”，故为变例。钱穆的《谈朱子的论语集注》指出：“惟两说并存，在朱子意中总是前说较胜于后说。”【37】“郑氏云”在前，“程子云”在后，可见“未详孰是”四字当中也隐藏了玄机。 三、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 从《四书章句集注》看“程子曰〇程子曰”（亦即本文标题所说的连用“程子曰”），这一变例只是三见于《论语集注》。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完整地过录《论语集注》这三章的经文与注文（括弧内为注文）。 《论语集注》卷1《学而》涉及第一例“程子曰〇程子曰”的全文为：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重，厚重；威，威严；固，坚固也。轻乎外者，必不能坚乎内。故不厚重则无威严，而所学亦不坚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诚则无物。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无友不如己者，（'无’'毋’通，禁止辞也。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过则勿惮改。” （勿，亦禁止之辞。惮，畏难也。自治不勇，则恶日长。故有过则当速改，不可畏难而苟安也。程子曰：“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〇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当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为质，而学以成之。学之道，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然或吝于改过，则终无以入德，而贤者亦未必乐告以善道，故以过勿惮改终焉。”）【I1】 〇之前的“程子曰”语出《周易程氏传》卷2《周易上经下·复》：“不远而复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学问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38】〇之后的“程子曰”语出《河南程氏经说》卷6《伊川先生论语解·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不厚重则无威仪，所学不能安固。所主在于忠信，所亲者必忠信。迁善不可不速，君子之自修当如是也。”【39】 以下两条材料与这一例“程子曰〇程子曰”或多或少有些关系： 吴知先问“过则勿惮改”。曰：“程子所谓'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曲折专以'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坏了两日事；明日不改，是坏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惮难，过了日子。”（铢。时举录云：“最要在'速’字上着力。凡有过，若今日过愈深，则善愈微。若从今日便改，则善可自此而积。”）（《朱子语类》卷21《论语三·学而篇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40】 曰：谢氏所谓此章非论生知安行，如何？曰：圣人之言，皆为学者而言也。若生知安行，则固无所待于圣人之言矣，岂独此章而已哉！谢氏独以此章为非论生知安行者，则其于他章宜其每每过高而失之也。且人之为过，亦有浅深，不必专以过而改为困而学之事。以其所引颜渊、季路之事观之，亦自可见。盖此章之说，惟游氏为无病。而杨氏取友改过之说亦善，详味之可见。（《论语或问》卷1《学而第一》）【41】 依据前一条材料，可知〇之前的“程子曰”旨在解释《论语》本章的收句“过则勿惮改”，属于句解。依据后一条材料说的“盖此章之说，惟游氏为无病”，可知〇之后的“程子曰”及其紧接的“游氏曰”旨在解释《论语》本章的旨意，属于章指。程颐的原文“迁善不可不速，君子之自修当如是也”，实为句解；但朱熹只是截取“君子自修之道当如是也”，就由句解变成了章指。要之，这一例“程子曰〇程子曰”具有“句解+章指”的含义。其他两例也是如此吗？ 《论语集注》卷4《述而》涉及第二例“程子曰〇程子曰”的全文为：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坦，平也。荡荡，宽广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〇程子曰：“君子坦荡荡，心广体胖。”）【42】 〇之前的“程子曰”语出《河南程氏经说》卷6《伊川先生论语解·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循理，故舒泰荡荡然。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39】此乃句解。〇之后的“程子曰”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11《明道先生语一·师训》：“君子坦荡荡，心广体胖。”【43】此乃章指。这一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亦具有“句解+章指”的含义。 《论语集注》卷7《宪问》涉及第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的全文为：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去声。〇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〇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按：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42】 《论语精义》卷7下《宪问》指出：“伊川《解》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44】此《解》是指《河南程氏经说》卷6《伊川先生论语解》。《论语解》存至《子罕》，而《乡党》以下均佚【45】。所以，第一个〇的“程子曰”不见于《二程集》，《程书分类》卷7《论语·宪问》径直认为它出自《论语注》（亦即《论语集注》）【46】。 第二个〇的“程子曰”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25《伊川先生语十一·畅潜道录》：“'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47】前者属于句解，后者属于章指，这一例“程子曰〇程子曰”同样具有“句解+章指”的含义。 “句解”“章指”是分析以上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的关键词，其含义需要进一步说明。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曾以《孟子集注》卷3《公孙丑章句上》第6章的末段注文为例【48】，认为它包括音读、字训、经意、章指、他说、愚按等六部分，而且是《四书章句集注》注释体例最复杂的体现。 具体到本节的三例，朱熹没有撰写经意，而是以第一个〇的“程子曰”当作经意，所谓“句解”是对“经意”的通俗表述；朱熹同样没有撰写章指，而是以第二个〇的“程子曰”当作章指。它们足以显示朱熹对程子之言的重视与认同。如果朱熹撰写了经意、章指，这里的“程子曰”就属于“他说”，其重要性将有所降低。 〇是《四书章句集注》常见的符号标识，但罕见有人深入探讨，仅有前引钱穆的《谈朱子的论语集注》等少数并非专题性的文献可供参阅【49】。具体到本节的论题，〇的功能在于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类型的注文区别开来。这种情形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仅有三例，所以属于变例。 何谓常例呢？朱熹时常连用“程子曰”，“程子曰+又曰”就是常例。两者的区分在于：常例关涉的注文属于“他说”的同一类型，而变例关涉的注文属于“句解”“章指”的不同类型。对于变例而言，〇醒目的划区作用、间隔功能至关重要。 四、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 （一）第一例“程子又曰” 《孟子集注·孟子序说》录程子之言六条，前三条为： 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愚按：“至”字，恐当作“圣”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48】 第一条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19《伊川先生语五·杨遵道录》：“邓文孚问：'孟子还可为圣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50】第二条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18《伊川先生语四·刘元承手编》：“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51】 前两条的语源确切，但第三条的语源模糊。一方面，《二程集》言“性善”二字少，言“大功”二字尤少，无《孟子序说》此条。可以匹配者，一是《河南程氏遗书》卷1《二先生语一·端伯传师说》指出：“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39】二是《河南程氏粹言》卷2《圣贤篇》指出：“子曰：人有颜子之德，则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与禹、稷并。”【52】另一方面，《孟子精义纲领》录伊川之言：“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而已。”【53】可见《孟子序说》此条是朱熹守正创新程子之言使然，旨在凸显《孟子·滕文公上》首章所说“孟子道性善”独特的历史贡献及其人文价值。 以上是《四书章句集注》出现第一例“程子又曰”的上下文语境。单行本中的《孟子序说》将司马迁、韩愈、二程、杨时的12条文献都用单独的一段处理，《宋本孟子集注·孟子序说》则将每人的那一部分都当作一大段处理。对于本文过录的这三条，《宋本孟子集注》的表述为： 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愚按：“至”字，恐当作“圣”字。）〇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〇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54】 问题在于：“程子又曰”为何是“程子曰”的变例呢？先看前两条的结构。第一条由两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有自身的说话人。第二条由一个部分组成，亦即只有一位说话人。这两条的结构可以视作“（1+1）+1”。再看后两条的结构。它们都由一个部分组成，亦即都只有一位说话人。 这两条的结构可以视作“1+1”。这一语句结构分析试图达成的结论是：当且仅当第一条有两位说话人，而且其中必有“程子曰”的常例，但可不分先后，那么，第二条方可使用“程子又曰”的变例；如果第三条的唯一说话人又是程子，就会恢复为常例，《孟子序说》录程子之言的后四条就是依据“程子曰+又曰”的常例而冠以“又曰”。 （二）第二例“程子又曰” “（1+1）+1”的语句结构分析是判定以上“程子又曰”作为变例的抓手，它同样可以用于辨析《孟子集注》卷11《告子章句上》第7章末段出现的第二例“程子又曰”。与第一例相比，第二例的情形比较复杂，盖因两种通行本的标点符号各不相同。如果不能做出准确的断句，势必遮掩这一例“程子又曰”作为变例的含义。 先看单行本的断句： 然，犹可也。草食曰刍，牛羊是也；谷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体用之谓也。孟子言人心无不悦理义者，但圣人则先知先觉乎此耳，非有以异于人也。”程子又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此语亲切有味。须实体察得理义之悦心，真犹刍豢之悦口，始得。”【47】 再看全书本的断句： 然，犹可也。草食曰刍，牛羊是也。谷食曰豢，犬豕是也。〇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体用之谓也。孟子言人心无不悦理义者，但圣人则先知先觉乎此耳，非有以异于人也。”程子又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此语亲切有味。须实体察得理义之悦心，真犹刍豢之悦口，始得。【55】 断句是否准确，关键在于引文是否有与之对应的语源。在我们看来，其准确断句当是： 然，犹可也。草食曰刍，牛羊是也；谷食曰豢，犬豕是也。〇【56】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体用之谓也。”孟子言人心无不悦理义者，但圣人则先知先觉乎此耳，非有以异于人也。程子又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此语亲切有味。须实体察得理义之悦心，真犹刍豢之悦口，始得。” 这是因为“程子曰”至“程子又曰”的中间一段包括两部分，既有语出《二程集》者，又有不见于《二程集》者。一方面，《河南程氏粹言》卷1《论道篇》指出：“或问：'理义何以异？’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57】《河南程氏遗书》卷11《明道先生语一·师训》指出：“理义，体用也。（理义之说我心。）”【58】 这是所谓“在物为理，处物为义，体用之谓也”语出《二程集》者。《孟子精义》卷11《告子章句上·“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章》亦指出：“明道曰：'人心之所同者何也？谓理也，义也。何谓理？何谓义？学者当深思。’又曰：'理义，体用也。’”【59】 另一方面，所谓“孟子言人心无不悦理义者，但圣人则先知先觉乎此耳，非有以异于人也”，则是不见于《二程集》者。语出《二程集》者，自然是程子之言；而不见于《二程集》者，显然是朱熹之言。不明于此，就会像两种通行本那样误断。 “程子又曰”语出《河南程氏外书》卷12《传闻杂记》：“'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此一句如何？’谢子曰：'吾昔亦曾问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浅近，不如'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最亲切有滋味。然须是体察得理义之悦我心，真个犹刍豢始得。”’”【60】单行本的断句准确，但全书本的断句有误。 对于此例当中“程子曰”至“程子又曰”的中间一段，人们凭借语感可判两种通行本的点读有误。有论者认为“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属于程子之言，而“体用之谓也”以下属于朱熹之言【61】。阅读的语感与引文的溯源是重要的，但体例更关键。从语句结构分析看，“（1+1）+1”在此体现为“（程子曰+朱熹曰[隐去说话人身份]）+程子又曰”。正因朱熹之言被隐去说话人身份，如果不做准确的引文溯源，尤其是缺乏“程子又曰”作为变例的体例意识，那么，就不会确定“程子曰”的收句之所在，于是像两种通行本那样误断也就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四书章句集注》引语常见的“程子曰+又曰”属于常例，仅有《孟子集注》两次使用的“程子曰+程子又曰”属于变例。此一变例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常例、变例都是体例的有机组成部分。明于《孟子集注》两言“程子曰+程子又曰”的体例问题，方能洞察二者之间隐含的曲折。“程子曰+又曰”均可点作“程子曰：'……’又曰：'……’”，但“程子曰+程子又曰”的句读则需三思而后行。 五、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笔者曾指出：《孟子集注》“言简意赅，详略得当，体例谨严，致思缜密，因注大经典而成为新经典”【50】。钱穆曾指出：《论语集注》“如此之类，照理应在《集注》有一个'例言’，把他编撰之意加以说明，可惜朱子没有作。后人读《集注》，看似易，实不易”【51】。既是体例谨严，但又未作例言，所以后人读《四书章句集注》“看似易，实不易”。《四书章句集注》的体例问题，作为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值得深入全面地铺开。 本文认为《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又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后者更为重要；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体例的角度明于这四种变例，不仅可以准确地对原文做出句读，而且更能深刻地理解朱熹的思想。 本文的努力显然只是局部的探讨，而且内含着若干不足。其一，《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是否仅有这四种变例呢？譬如《孟子集注》卷14《尽心章句下》末章的最后一段注文为：“〇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59】本文开篇将“文彦博”视作“某氏曰”的变例，但未将“正叔”视作“程子曰”的变例，似乎就有些不周延。其二，本文处理“某氏曰”的变例，因为目前尚未进行个案研究，所以有待进一步完善。凡此种种，期待方家不吝指教。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四书章句集注》尚有一例“程子曰”不能归于肯定地采借。先看《孟子》9·662：“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再看《孟子集注》卷9《万章章句上》：“赵氏曰：'太丁，汤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谓岁为年。汤崩时，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惟太甲差长，故立之也。’二说未知孰是。”【59】 此例“程子曰”，与上文“赵氏曰”对言，同样表示“二说未知孰是”之意。如依本文第二节所论，此例“程子曰”当作“程子云”。朱熹为何未做类似的处理呢？这似乎潜在地表明：常例较易遵行，而变例实难贯彻。完善其关联，寄望于来日方长；坦承此不足，方能心安而理得。 《四书章句集注》征引最多者是程子之言，几乎达到总数的三分之一。朱熹究竟如何看待二程呢？钱穆在《谈朱子的论语集注》一文中多次强调程朱之异，如说： 今检《集注》，统计它引用二程语，十分七八都放在圈下。这可证明朱子认为二程之说，非经“天平称过”，非与孔子原语意义一致。圈下又有“按”，这是朱子覆按那些圈下所引的话。诸位当知，朱子一生崇拜二程，后人也认他属于二程一脉的学统，故合称之为程朱；但在《论语集注》中，二程语多半放在圈下。如再把《二程遗书》中所有说《论语》的各条抄出，会发现很多为朱子所遗弃，即在圈下亦不予称引的。此乃与朱子起先由二程之说来探讨孔孟思想的途径大有不同了。西方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朱子的治学精神，实亦如此！【63】 朱熹与二程的思想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否则《四书章句集注》不可能成为程朱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儒学史上的守正创新之作。尊二程为道统，可谓《四书章句集注》对于二程予以守正一面的鲜明体现。它不仅包括本文重点分析过的变例“子程子曰”，而且包括《孟子集注》末章全文征引了程颐的《明道先生墓表》【64】。正是在此前提下，朱熹指出：“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朱子语类》卷19《论语一·语孟纲领》）【65】 从“理在解语内”到“理在经文内”，可谓《四书章句集注》对于二程予以创新一面的鲜明体现。就此而言，本文考证《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领会朱熹用毕生精力注释《学》《论》《孟》《庸》四部大经典的体例与义理。无体则不立，本立而道生，斯之谓也。 责任编辑：慊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