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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通雅轩公众号，下同）   整理前言一歷代以“陶菴（盦、庵、葊、厂）”爲號者甚多，可考者元代有成都虞榘、明代有長洲沈貞吉、嘉定黄淳耀、崑山歸子慕、姚潛，清代有常熟許天錦、商城黄殿銁、德州李浹、祥符周亮工、洛陽張其珍、通許王章炳、會稽陳昱、餘杭嚴津、高郵宋繼璟、大寧曹續祖、武進楊大鯤、吳縣金世章、無錫秦靖然、安鄉劉宏鈞、滿洲法海、江寧汪靄枚、常熟孫鎔、東臺陸塤、揚州倪馥、松桃楊恩柯、泰縣王鋆、蘄春陳兆奎、銅山胡伯寅，而其中最著名的當數山陰張岱了。之所以命名爲“陶菴”，其取意或有所不同，但大部分和陶淵明有關當無疑義。張岱雖然母族姓陶，但此“陶菴”名號恐與此無涉，仍當與張岱追慕陶淵明有關。 明清易代之際，張岱於瑣尾流離中曾追和陶詩，作有《和貧士》七首、《和述酒》、《和有會而作》、《和挽歌辭》三首，計有四題十二首，見《沈復燦鈔本瑯嬛文集》及《張子詩粃》。《和貧士》小序自言此詩作於丙戌，即順治三年（一六四六），時張岱避亂山中，幾近斷炊，故此詩極狀其窘迫，且有“豈無長安米，苟得非所欽”、“五斗辱陶令，三月解其官”等語，以不爲五斗米折腰自許。其餘幾首和陶詩如《和述酒》“中夜常墮淚，伏枕聽司晨”，《和有會而作》“亂來家愈乏，老至更長飢”，《和挽歌辭》“出走已無家，安得貍首木”等句，亦可窺其感時傷事之情。《宋書》稱陶淵明“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而陶淵明也成爲後世遺民的模範人物。明亡之前，張岱已篤好陶詩，但未號陶菴。明亡之后，家變國恨之下，張岱亦躬效淵明之節，除曾參與《明史紀事本末》及《（康熙）會稽縣志》之修撰外，再無與清廷有任何合作，且參與修撰亦是出於爲《石匱書》撰寫蒐討資料計，故無礙於其大節。晚年安居以後，張岱亦不忘標舉陶淵明以表清貞，如《丙午七十初度》“妄希子贛謀存魯，敢説陶潛欲避秦”，《壽陸癯菴八十》“白眼科頭看世人，炎凉不到陶彭澤”等語。張岱對陶淵明的喜愛和欽佩，是與日俱增的。 因家國淪喪而詠陶、和陶、學陶的現象在明遺民群體中並不少見，時人和陶“並非一味消散沖澹，而是滲透着時代的悲涼和對於悲涼意緒的超越情懷”（李劍鋒《明遺民對陶淵明的接受》，見《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一〇年第一期）。張岱崇陶、和陶，并以之爲號，實肇始於明亡以前，且彼時的和詩確以“消散沖澹”爲基調。 二周作人《陶集小記》（見《古今》一九四四年一月總第三十九期）曾記其張岱評《和陶集》： 《和陶集》不分卷，抄本一册，張岱評。書名和陶，而實則具録淵明原詩，附列東坡和作，其後有張宗子補和者二十五首，前半有張氏評語，其評宗子和作部分或出於王白嶽輩之手乎？……案抄本中胤字缺筆，所署戊子當是乾隆之三十三年，去今亦已百七十五年矣。 此本周作人身後歸於北京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周氏所藏即朱景超抄本，於蘇軾和詩末尾有朱氏朱筆題記云： 張岱號蝶菴，所著小品如《西湖夢尋》、《越人三不朽》，已經梓行，其未梓者有《陶菴文集》、《石匱全書》、《夜行船》、《快園道古》數種。兹編予於會稽謝氏案頭見之，丹墨猶新，蓋其手自評點者也，較訂陶集異同各字，視他本最善，因借抄一册，以爲行笈秘玩云。戊子仲冬朔有三日，漢陽朱景超識。 張岱和陶詩末又有虎亭題記： 右蝶菴和陶，如和《規林阻風》及《六月遇火》等作，中間塗抹不一，或注改字、另入字。此蓋其未定稿也，姑仍之，以俟獲正集時再訂。虎亭識。 按《兩浙輶軒録》卷三十六有朱氏小傳：“朱景超，字燕封，號虎亭，山陰監生。”則虎亭即朱景超，兩條題記皆朱景超所書。朱景超爲紹興人，故能於張岱著作了如指掌，至於爲何題“漢陽”，大概爲其祖籍地，猶張岱自署“古劍”。朱景超生卒年及生平事跡不詳，考《兩浙輶軒錄》由阮元主持編纂。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八月，阮元從山東學政任上奉調浙江學政，十一月到任，翌年即組織力量采選浙人詩作，嘉慶三年（一七九八）“書成，存之學官，未及刊板”（《兩浙輶軒錄》阮元序），又該書《凡例》云：“通以時代為次，但期大致不甚懸殊；中間小有參錯，在所不免。”《兩浙輶軒録》四十卷《補遺》十卷，卷三十六偏後，同卷所收諸人皆爲乾隆時人，則朱景超亦當爲乾隆時人，而題記中“戊子”當爲乾隆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此抄本可斷爲乾隆抄本。周作人題跋云：“書中胤字缺筆，所署戊子，當是乾隆之三十三年。唯雍正時諱丘，而是中悉不避，何也？又寧字皆寫作寕，則或是帖體，而非避寫也。”周氏所推測年代是正確的，不避“丘”字大概是底本如此，且非帝諱，遵守不甚嚴格之故。 朱氏抄本分兩部分，前一部分張岱評蘇軾和陶詩署作“晉陶潛著，宋蘇軾和，明張岱評”，後一部分張岱和陶詩署作“晉陶潛著，明張岱和”。從張岱和詩來看，這部分和陶詩當寫於明末，如《和周家墓柏下》題“癸酉九月游六陵踵韻”，癸酉即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又《和蜡日》題“甲戌歲人日迎春途中口占”，甲戌即崇禎七年（一六三四），且張岱和詩，雖亦時見深沉幽折，然整體而言比較輕快，恬淡沖漠，當即爲明亡前作品。此可見張岱的“陶淵明情結”是張岱壯年即有的，並非受明亡清興的刺激才生發的。 此本用墨筆抄有陶淵明原詩、蘇軾和詩、張岱和詩、評語及大量圈點，此外全書卷首用朱筆抄録張謔庵等四家評語，蘇軾和詩末尾及張岱和詩末尾各有朱筆題記一篇，卷末《擬挽歌詞三首》後亦用朱筆抄録祁寬等兩家評語及一條按語，正文中更有大量朱筆批注與圈點，其批語多有摘抄别本陶集箋注者，大概爲朱景超所録。書中收張岱和陶詩計十六題，四十四首，周作人謂“二十五首”，應是算法不同或誤記。 朱景超既云：“兹編予於會稽謝氏案頭見之，丹墨猶新，蓋其手自評點者也。”又於張岱和詩末尾題記云：“中間塗抹不一，或注改字、另入字，此蓋其未定稿也。”知此本係據某個未經最終校定的“稿本”所抄。 這一“稿本”《和陶集》今藏上海圖書館（下稱“滬藏本”），二〇一一年，山東大學文學院李劍鋒先生於上海圖書館發現此本後，撰寫《張岱和陶詩輯佚與研究》一文（見《文獻》二〇一一年第一期），對此本的行款、内容、流傳情況及詩作風格作了詳盡精到的説明，並判此本《和陶集》爲清抄本。此本復經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夏咸淳先生鑒定（《張岱手稿的最新發現——就上圖藏張岱評〈和陶集〉訪夏咸淳研究員》，見《社會科學報》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其紙張版心有“嫏嬛福地”字樣，是爲張岱自用紙，且書法風格與今存稿本《瑯嬛文集》、《史闕》、《琯朗乞巧録》手稿本一致，確認其爲張岱稿本，且張岱和詩部分的評語，亦出於張岱本人之手，非周作人所推測“或出於王白嶽輩之手”。筆者將可靠的張岱手跡和上海圖書藏本核對，筆跡顯然不同，此本當非張岱手稿本，而是一種抄本。又該本全然不避清朝諸帝之諱，而其中張岱最晚的詩是崇禎七年甲戌，因而此抄本肯定是崇禎七年之後形成的，順治時不用避帝諱，康熙時須避帝諱，有些遺民未必遵守，因而此抄本的準確年代尚無法斷定，只能籠統定爲明末清初。此本抄寫於版心印有“嫏嬛福地”的套格纸上，考张岱晚年喜用版心上鐫“石匱書”、中鐫卷次、下鐫“鳳嬉堂”的套格紙。此紙乃張岱專爲撰著《石匱書》而製作，但也用於其他著作的抄録。如南京圖書館藏《石匱書》稿本、浙江圖書館藏《古今義烈傳》稿本及《石匱書》殘抄本，天一閣博物館藏《徐文长佚草》息耕堂抄本張岱《再刻文長佚稿序》皆使用此種稿紙。“嫏嬛福地”套格纸則僅見於此，張岱晚年又有長方陽文印“琅嬛福地”，《瑯嬛文集》卷二有《瑯嬛福地記》，《陶菴夢憶》末篇爲《瑯嬛福地》，則此紙亦當爲張家專用稿紙，大概是張岱請人抄録的。 滬藏本兩部分和詩分别署作“晉陶潛著，宋蘇軾和，明張岱評”、“晉陶潛著，明張岱和”，正文有大量圈點，可見朱氏抄本的墨筆圈點，大多來自滬藏本。然而滬藏本中有大量夾批和校記，多以簽條的形式夾在書中，校語與朱氏抄本多有不同，知朱氏抄本對滬藏本校語多有省併與改寫。滬藏本的校語多是“劉是某”、“劉作某”（按劉本未詳，或指劉辰翁《須溪校本陶淵明詩集》，然筆者翻閲巴蜀書社《陶淵明集版本薈萃》影印明成化十九年朝鮮刻本《須溪校本》時，發現其中多有齟齬，不知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宋末元初《須溪校本》面貌如何。筆者復查閲《版本薈萃》所集諸本，略加比勘，僅知滬藏本之底本面貌接近明萬曆七年蔡汝賢刻本，劉本面貌接近明末凌濛初輯評本，然又不完全一致，此事仍俟來者），以及“宋本作某”云云。筆者猜測，滬藏本《和陶集》之陶詩應當經過至少兩次校勘，首次以劉本校勘，復取宋本校勘，而校勘劉本所出校記往往在持宋本覆校時，已起到校改原文的作用。如《九日閑居（并序）》，滬藏本有句作“菊爲制頽齡”，校語有“劉是解”及“宋本作解，一作爲，非”兩條，蓋有意從劉本將“爲”字改爲“解”字，其後增補宋本校勘記，亦順理成章。至於朱景超抄本，已徑將正文改作“菊解制頽齡”，校語作“解，一作爲，非”，則是重訂正文，省併校記之法。此類例證，書中多有，讀者參閲校勘記可知。 三雖然具有“稿本”性質的滬藏本《和陶集》尚存完帙，且夏咸淳先生整理《張岱詩文集（增訂本）》曾以此作爲底本整理張岱和陶詩，但是此次整理《和陶集》，筆者選擇以朱景超抄本作爲底本。因爲滬藏本係未經最終寫定的本子，尤其其中校語雜出，頗爲混亂，朱景超抄本則已經做了全面清理，并將小注和校記以夾注的形式寫在相應的位置，眉目清晰，順暢可讀。而且筆者以爲，將滬藏本校記的情況反映在校勘記中，亦便讀者一觀張岱對此書進行校改的過程。此外，朱景超抄本中的大量朱筆批語亦提供了豐富的信息，使用朱氏抄本作爲底本，也便於將批語一併進行整理。 此次整理，對於底本的小注和校記，仍舊保留夾注形式。原書評語爲眉批，今特根據文意將其移録於正文中，并於句首加一“【評】”字，朱批亦仿此處理，於句首加一“【批】”字，以與評語相區别。又朱氏抄本於正文及評語偶有脱漏，今皆據滬藏本補録，并出校説明。又，滬藏本校語往往徑作“一作某”，而不書所校之字，然朱氏抄本多作“某，一作某”，則指明所校之字，爲便利計，此類微末差異，徑從底本，不再出校。兩本皆有圈點，大體有“。”“、”“__”三種樣式，因圈點涉及評點，省略圈點則許多評批不知所指，爲此，特意保留圈點，唯便於排版，改“、”爲“·”，讀者鑒之。 另外，筆者在上海圖書館調閲滬藏本時，發現其中校記簽條多有錯位，蓋於流傳過程中已有脱落，後人隨手夾於書中，因而多有誤置。此次整理，筆者參考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明天啓五年（一六二五）毛氏緑君亭刻本《陶靖節集》、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劉履芬抄本《陶淵明集》，勉强將全部簽條校記大致歸位。筆者於批語和校語的歸位，雖謹慎從事，未敢妄測，然畢竟以意爲之，其中必有疏失訛誤，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感谢郑凌峰（蘑菇酱）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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