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吸收与改造

昵称14979747 201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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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武本纪的改定

　　在日本史学叙事中，神武天皇上承神代记事，下启天皇世系。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确定了天皇亲政的方针，标志着明治新政府的建立。该号令中提出“行诸事当以神武创业之始为本”，正式在官方文件中提出了“神武创业”精神，从而影响了整个明治时代的国家精神。(18)神武本纪的修订，突出地展现了编纂前后期(19)在史学思想上的变化。修订之前的神武本纪可参阅享保五年进献本和元文检阅本，与如下所示现今刊行的《大日本史》神武本纪内容对比，引文下划线部分为修订后增加的内容：

　　神武天皇，讳彦火火出见(古事记曰，名若御毛沼，又名丰御毛沼)小名狭野(小名，据本书一说及旧事记)。天祖大日灵尊，治高天原，是为天照大神(天祖称，据古语拾遗)。天照大神子正哉吾胜胜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产灵尊女栲幡千千姬，生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天祖既命群神，平定下土。廼使天孙，降居苇原中国，而为之主，赐以八坂琼曲玉及八咫镜、草薙剑三种宝物，因谓之曰，“丰苇原瑞穗国，是吾子孙可王之地也，尔宜就而治焉。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矣。”于是琼琼尊，离天磐座，降于日向高千穗峰。遂到吾田，娶大山祇女木华开耶姬，生彦火火出见尊。彦火火出见尊，娶海神丰玉彦女，生彦波潋武鸬鹚草葺不合尊(参取本书一说)。琼琼尊而下，至葺不合尊，世世相袭，有天津日高之号(天津日高之号，据古事记)。后世尊之，亦皆称天神(皆称天神，据古语拾遗。按，本书亦云，我天祖彦火琼琼杵尊。是可以为徵)。是天祖之胤传于无穷，故腾极谓之日嗣(腾极日嗣，据本书持统纪及续日本纪宣命文)。上世之事，年代悠远，神异不测，总称之曰神代云。天皇葺不合尊第四子也(本书一说，做第二子或第三子)。(20)

　　吉田一德考证神武天皇本纪最初的草稿由板垣宗憺执笔完成，(21)此后纪传内容不断修改。宽政八年(1796)，担任江户史馆(22)代理总裁的高桥广备赶赴水户史馆，负责本纪校阅。宽政九年(1797)，藤田幽谷(23)提出国史题号的讨论并著《修史始末》。享和三年(1803)，六代藩主文公命高桥广备(24)和藤田一正两人复“义公之古”，高桥广备向水户史馆传达了再订纪传的决定。栗田宽的《水藩修史事略》，享和三年条记载：

　　闰正月四日，广备、一正等请神武帝纪首加书天祖世系及其他纪事之间务从本书(日本书纪)等之事数条。上公(文公治保)可之。当日召大学头林衡，问订史之事。(25)

　　最后青山延于成为神武本纪的实际修订者。到文化六年(1809)，七代藩主德川治纪将刻本神武至天武本纪二十六卷进献于幕府，次年由藤田幽谷起草、高桥广备修订上奏文，再献于朝廷。

　　修订前后的变化集中在神话部分，这也是前后期编纂思想差异的关键之一。《修史始末》中记载：“贞享元年(1684)四月三日，公(光圀)谓传、宗淳、元常曰，神代之事，率皆怪诞。难载神武首。宜别做天神本纪、地神本纪(奉旨笔记)。”(26)显然在修史前期，神话部分因为怪诞不经而未编入本纪。但是修史后期，随着国体观念的强化，神代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

　　与日本神话相关的最早记载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代部分，两书也是日本开国神话整理的开端。《古事记》将天照大神和高皇产灵尊放在了同等位置，(27)尚未确定国家神话的单一起源。《日本书纪》开篇以高皇产灵尊为诸神之首，其中既没有明确提到神敕，也没有完整的三种神器内容。被认为对《大日本史》有较大影响的《神皇正统记》开篇指出：“大日者神国也。天祖肇基，日神垂统”。(28)文中天祖与日神并举，后文记载天祖为“国常立尊”，其虽然记载了天照大神让位于天孙，却未出现神敕等内容。修改后的神武本纪开篇显然选择了《日本书纪》本文之外的“一书曰”内容，即天照大神召集八十诸神平定苇原中国，天孙代替其父下降人间，天照大神赐下三种神器并降神敕“苇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国，是吾子孙可王之地也，宜尔皇孙就而治焉，行矣，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者矣。”(29)《大日本史》的神武本纪中，以天照大神为国家起源神话的核心，剔除其他地神、雷神等异神，并详细记录了天照大神赐予天孙的神敕和三种神器。文化七年(1810)藩主治纪在《进〈大日本史〉表》中指出，“窃固斯书，虽属私撰，苟传于世，有系国体”，(30)这一“国体”的形成有赖于以藤田幽谷为代表的一众史臣对神武本纪的修改，从而完成了从天照大神、敕令天孙降临苇原中国、再传位于第一代人皇——神武天皇的“天祖之正统”建构。

　　有研究者指出，藤田幽谷在将义公的意思转为汉文时，出现了理解错误并遗漏了最关键的“七代五代之事可书”，即天神七世和地神五世应当记载于天神本纪和地神本纪中，还以神世七代五代之事类比于《史记》的三皇本纪，由此例证德川光圀设置“天神本纪”和“地神本纪”的合理性。(31)但是因前期更加重视可靠史料的征引与编辑，对灵异不可知的传说材料较为谨慎，天神、地神本纪始终未完成；到修史后期，虽然史臣们指出神代“年代悠远，神异不测”，最终仍为神武天皇添加了一个神圣的始祖。

　　中国的正统论来源于“天命”，“天命”又具象化为民心向背，但《大日本史》的编者们对这一正统论进行改造，他们认为“太阳攸照，率土莫匪日域；皇化所被，环海咸仰天朝。帝王授受三器，征神圣之谟训，宝祚之隆与，天壤无穷……钦惟皇帝陛下，绍天祖之正统，神明其德，照临八方”。(32)天皇之正统在于继承“天祖之正统”，在不朽的天神庇护之下才有日本“万世一系”之皇统。

　　从世界范围来看，重视历史并不特殊，但是将“史”作为“一家之言”并视为存在和价值的源泉这一思想则并不普遍。纵观世界几大“轴心时代”发源地，西方学者本杰明·史华慈从“发生学”的角度认为推动“轴心时代”出现的动力是一种走向超越的“倾向”。换言之超越轴心的动力，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起来的哲学与宗教，东方有印度为代表的另一种“追求超越”的宗教文明，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则以“史”为追求超越的方式。(33)在《大日本史》的编纂过程中，尽管随着工作重心的变化以及主导者的不同等因素而有前后期的不同，从神武本纪的内容变化中也可以看到前期与后期修史中的一些区别，但是通过历史编纂来表达价值观和世界观始终包含在修史的全过程中，这恰恰是东亚文化圈的本质特征之一。

　　“正闰皇统，是非人臣”是《大日本史》编纂之初即确定的主要目标。中国式的“天子授时、定正朔以布臣民”的正统观念，其影响从《日本书纪》到《大日本史》是一以贯之的。但是《大日本史》并不主张如《日本书纪》用谶纬理论来构建正统，而是通过将过往的历史完整地呈现以明“天祖之正统”。只是在水户修史前期，主要出身于日本朱子学的史臣仍以中国传统为圭臬去构建日本的国史，因此在搜集整理各地史料的基础上强调日本也有中国式的正史传承。到了修史的后期，一者受荻生徂徕及其后学和其他古学派以及国学的影响，二者受到欧美列强势力的冲击，使得《大日本史》的史臣所面对的他者是包括欧美势力在内的世界各国，因此为了强化日本优于世界各国的“国体”特性，《大日本史》在本纪部分的开篇重新构建了一条垂直的天神传承序列，以此说明日本的万世一系何以成立。明治之后《大日本史》虽然被视为日本最大之特性“万世一系”之国体以及“尊皇”理念的理论源泉，但考察神武本纪的编纂过程与特点，可知其实际仍然是在东亚传统史学的框架之下，填入日本的神道元素建构起日本的“皇国”观。

　　综上所述，《大日本史》在编纂过程中，既吸收了中国修史的经验与传统，又有适应自身需求做出的“日本化”调整，它是中国史学影响日本的标志性文化结晶，也是整个东亚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展现的历史中东亚世界内部交流的具体方式，不仅是了解日本历史与文化的有效途径，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并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自身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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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坂本太郎和大久保利谦都曾明确指出，明治时代的历史研究是从批判《大日本史》开始的。幕末明治时期的著名学者如田口卯吉等将《大日本史》的讨论或批判作为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西方较早的介绍作品有19世纪Clement Ernest Wilson的Chinese Refuge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Mito和Instructions of a Mito Prince to His Retainers，较近期的则有Herschel Webb于1960年出版的What Is the Dai Nihon Shi？和John S.Brownlee于1997年出版的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1600-1945:The National Myths,1600-1945—the age of the GODS and Emperor Jinmu等。

　　③参见吕玉新：《水户〈大日本史〉编纂方针之确立与朱舜水》，《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1年第3期，第181-195页；《尊皇敬幕：朱舜水、德川光圀之水户学》，《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第34-59页。邢永凤：《〈大日本史〉中的中国要素》，《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1)》，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2-337页。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第53-59页。

　　④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第205页。

　　⑤三大特笔：具体内容初见于1701年安积觉等为德川光圀撰写的《义公行实》“年三十岁，春二月二十七日，始撰国史。如其列神功于后妃传，揭大友于本纪，归统于南朝、不与号于北主，公卓见也”，后藤田幽谷在《修史始末》中称之为义公之“特见”，后来的研究者如松本纯郎、平田澄、坂本太郎等将其统称为“三大特笔”。

　　⑥神器：指天皇传承的剑镜玺等三种神器，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等记载神器是天神赐予天皇掌管日本的象征。

　　⑦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⑧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家书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17页。

　　⑨这里采用沈仁安的说法，《古事记》属于类史典籍，不算是真正的史书。

　　⑩刘知幾：《史通·二体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11)原文出于《往复书简》，转录于藤田幽谷：《修史始末》，《藤田幽谷关系史料》一，东京：日本史籍协会，1935年，第80页。

　　(12)谢贵安：《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第23-33页。

　　(13)《日本书纪》巻二二《推古纪》，东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第379页。

　　(14)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巻一三《阴阳志一》，东京：大日本雄辩会，1929年，第346页。

　　(15)那珂通世：《增补上世年纪考》，奈良：养德社，1948年，第120页。原文为：大歳の運行と天皇の聖運との間に特殊の一致を認めて之を表示したのが、即ち書紀の大歳記事である。

　　(16)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巻一三《阴阳志一》，第355页。

　　(17)德川治纪：《进〈大日本史〉表》，《日本史记》序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

　　(18)坂本太郎在《日本历史变迁的沿革》一文中指出，明治维新正是贯彻了回到神武创业之古的精神，兼顾革新与复古。原文为：维新が神武創業の昔に還るとぃぅ精神で行おれたといこともありまして、革新とともぞ復古どぅことを忘れなかつたのであります。

　　(19)《大日本史》编纂的前期与后期具体的年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致可以17、18世纪为前期，19世纪为后期，一般学者将立原翠轩出任总裁作为具体分界线。1657正式开始修史，获得了幕府的付刻许可之后，1737年完成了纪传全部内容的编纂和校阅，此后一直到1799年则是漫长的纪传改定过程。期间虽然数次提出完成志表编纂，但整个修史进展缓慢，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进入到19世纪，以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丰田天功和栗田宽等为代表，修史进入新的高潮，并最终于1906年完成纪传志表的编纂和出版。

　　(20)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巻一《本纪第一》，第2页。

　　(21)参见吉田一德：《大日本史纪传志表撰者考》，东京：风间书房，1965年，第237-243页。

　　(22)1698年编修《大日本史》的史馆部分从江户(现东京都地区)迁往水户，自此史馆分成江户和水户两地，后各设总裁分管不同修史任务。

　　(23)藤田幽谷(1774-1826)，讳一正，字子定，称与介，改次郎左卫门。担任过《大日本史》的编修总裁，十八岁时著《正名论》辨明君臣之义，成为后期水户修史的代表人物之一。

　　(24)高桥广备(1771-1823)，字子大，号坦室。曾担任《大日本史》编修总裁，与藤田幽谷一起以文采出众，第二次出任史馆总裁时主要负责纪传订正。

　　(25)栗田宽：《水藩修史事略》，东京：大冈山书店，1928年，第111-112页。原文为：閏正月四日、廣備一正等、神武帝紀の首に、天祖の世系を加書ム及び其他記事の間、務めて本書(書紀)に従おん等の事数条を請ふ、上公之を可とす。この日、大学頭林衡を召して、訂史の事を問ふ。

　　(26)其原话应当是《御意觉书》天和四年(天和四年二月改元贞享)子四月三日条，用和文记载义公旨意如右：“一神代ル怪異之事斗に候而神武の口へも難載候間、别に天神本紀·地神本紀を立、七代五代の事を可書。吉弘左介·佐々介三郎·人見又差左衞門奉。”

　　(27)参考佐佐木一义：《产灵神的本质与记纪编撰者的政治意图》，日本文化会编：《日本国体论》，东京：东洋书院，1935年，第100页。

　　(28)原文为“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ハジメテ基ヲヒラキ、日神ナガク統傅ヲ給フ。”

　　(29)《日本书纪》巻二《神代下》，大阪：朝日新闻社，1928年，第52页。

　　(30)德川治纪：《进〈大日本史〉表》，《日本史记》序言，第1页。

　　(31)参见井川作之助：《大日本史改造论》，东京：东京堂，1916年；吉田一德：《大日本史纪传志表撰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