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经历过挚爱的人离开吗？不是短暂的分开，而是永远的离去……婚礼上，有一个环节叫交换誓言，新郎新娘们许下一辈子的约定，最后一句是：“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死亡似乎是一个残忍的词语，它把人和人拆开，也把希望和永恒隔断……但是，对所有失去挚爱的人来说，他们却似乎都相信，死亡不是绝对的分隔。本期《人心观察室》，我们采访了一位特殊的父亲，大家叫他刘老师。采访刘老师时，是一个秋天的傍晚，北京那天罕见地下了雨，异常寒冷。2008 年夏天，儿子刘丹因为暑期集体活动需要打了一剂预防针，打针之后就开始有点低烧。当时孩子正要面临一场大考，父母心想是临近考试压力太大了，考完休息一阵子应该会好。孩子顺利考完了试，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周日出去玩，闹钟定了早上七点半。结果那天早上闹钟闹了几次，他都没醒来……这种震憾、痛苦、悲伤、绝望、怀疑……大概什么语言也无法描述。他说：“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仿佛在梦里。”“我就只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是预防针的问题，以为是心脏猝死；后来经过医学研究，才揭开了谜底，发现是预防针引发的器官损伤。“我唯一的孩子，那样健康活泼、风华正茂的孩子，承载着我们 16 年的哺育的孩子，凝聚了所有爱和心血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任何征兆，离开了我们。”
葬礼之前，他为孩子写追悼词。努力回忆过往的许多事，似乎像是帮孩子说完他未曾说的话。这个过程，会一次次感觉到，孩子还在身边，并没有离去。因为，对于每一个失去挚爱的人来说，葬礼是一场无法缺席的告别；但是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位失去孩子的父母是自愿参加葬礼的，都是被 “逼着” 去的，内心太折磨了。“在葬礼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很不真实，就好像做梦一样，日夜浮现的都是孩子还在的样子。但是直到在殡仪馆看到孩子冰冷的遗体，我才被打回现实。 一个星期没有一滴眼泪的我，突然在儿子遗体面前哭倒，我近乎崩溃掉，站也站不住。因为我知道，那是我见孩子的最后一面了。”
朋友们把他 “架” 到了休息室里，给他吃了镇静剂，等他缓过来，才有力气读出追悼词。科普：人们往往忽略了，葬礼是哀伤治疗的很重要一步：让人把压抑的情绪发泄出来； 意识到亲人离去的事实，走出幻觉；
他说，在埋葬着他孩子的墓地附近，还安葬着其他一些年轻幼小的生命·其中一块墓碑上，刻着一个小脚丫子的泥印，这是一个仅仅活了 16 天的小生命。还有一块墓地埋葬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的父亲每个周末都会来看他，并带来一束鲜花，十多年从未断；有一位老太太天气好时，每次来都会坐上一整天，在那里读书给孩子听，直到夜幕降临，她才不舍地离别。刘老师夫妇每周也会在这里看望孩子，跟孩子说说话，把最近自己做的事告诉孩子。他们想象孩子听到好消息，露出的笑脸……再后来，每一次来墓地，都如同是与一个纯洁灵魂的对话。这种感觉使人特别宁静，没有忧苦，除了儿子的忌日。“在这座墓园，儿女们来墓地看望已故的父母，大概是每年 2~3 次； 丈夫或妻子来看已故的配偶，每年约 4~5 次； 而父母们来看望孩子，几乎是每周一次，风雪无阻，年复一年。”
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父爱母爱——不同于任何一种爱，是一种融进了他们血液和生命至死都不会消失的爱。过了很多年，刘老师和亲戚一起外出旅行，在一个游乐场旁边，他突然站住了。因为眼前的游乐场，让他突然想起儿子小时候，他曾带孩子来这里玩过。当时孩子玩得那么开心，他的小脸蛋红通通的，一蹦一跳……“那个画面一直印在我脑海里，我在那里呆呆地怔住了好久好久，现在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哀伤不知不觉地从心底泛起……
但是大约 5 分钟后，我已从这种哀伤中抽身而出 ，回到现实跟亲戚一起继续快乐的游玩。”
科普：刘老师描述这种状态，是近代哀伤学者常说的“整合性哀伤”—— 人们带着哀伤和怀念，但依然可以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很多人面对丧亲的哀伤，往往都会期待自己 “走出来”，但哀伤心理学家认为，真正的“走出来”，不是不再思念，而是你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思绪。你能够选择自由地进入思念，也可以选择面对现实。这才是一种正常而健康的哀伤。我第一次听说刘老师，其实是在 “全国哀伤大会” 上（全名为：首届中国哀伤研究与干预国际研讨会）。刘老师以 “美国注册哀伤咨询师和哀伤研究者” 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你可能会对他这个身份感到好奇，究竟他是如何从一位失去独子的父亲，成为一个哀伤研究的专家呢？在大会发言中，他谈起自己房间里的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篇儿子小学二年级时写的作文。大概的意思是，如果每个人都给别人分享一份爱，那这个世界将会很美好。“看到孩子的这些话，我觉得他还没有离开。我想去做他想做的事，那样他的生命还会继续发光。”
在孩子出事之后，心理学相关的书和科普文章给了他很多帮助，他觉得这些知识能够帮助到 “同命人”，于是开始大量学习。家里堆满了上百本哀伤学术专著，通过自学考试，他成为了一名美国 “注册哀伤咨询师”。
同时，他开始帮助那些跟他有相同经历的父母。他相信这是他儿子所希望看到的。有一次回上海探亲，他注意到中国非常缺乏 “哀伤干预” 方面的书籍和文献。我国每年有近一千万丧亲家庭，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丧亲人群，却如此缺乏哀伤疗愈的资源。“我们中国人回避哀伤、不谈死亡，但这偏偏又是我们每个人要去面对的。我希望能写一本书，帮助到那些跟我有相同经历的父母们。”
于是，刘老师联系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心理学家王建平教授，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为我国丧子父母写一本哀伤疗愈的书籍。
为此，刘老师辞去了一切工作，没有任何收入，闭门不出六个月。通过海量阅读、与国际著名学者的交流、并借助大量的访谈资料，与王教授一起完成了这本《哀伤理论与实务：丧子父母心理疗愈》。
它是第一本基于中国文化，把近代哀伤理论与干预方法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心理学专著。书中不仅有非常多真实的案例和故事，也提供了实用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它不仅是写给丧子家庭的，也是给每一个经历丧亲之痛的我们。我们都有一天会面临离别，而那天到来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哀伤，更需要了解死亡。“只有爱是不够的，只有专业知识也是不行的。谈哀伤必须要有爱，也要有学术的严谨。 我的孩子虽然只走到 16 岁，但是他的生命轨道与我是同向的。 作为父亲，我可以把深植于他生命中对这个世界的爱，在这条轨道上继续延续下去，这就是我的使命。”
书序言中，刘老师首先提到的就是他挚爱的儿子 – 刘丹。 
写到此，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和理解书中的一句话：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们还采访了著名心理学家王建平老师。王老师做过一些哀伤研究，也一直在做 “失独家庭” 的帮扶工作， 2016 年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全国调研数据的中国失独人群心理健康援助体系研究》。当亲人离去，我们会用各种方式继续与他们保持着联结。一方面是外在的联结，像刘老师提到的，参加葬礼、看亲人的照片、保留遗物、去墓地探望等，现在甚至有人在网上为亲人建一座灵堂，以寄托思念。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内在联结，例如：回忆对亲人的爱和关心，跟亲人对话、完成逝者的生前的梦想、帮助别人等。近些年我们一直提到 “整合性哀伤” ，它告诉我们，“遗忘” 并不是处理哀伤的唯一方法，我们需要一种健康的思念和联结 —— 既可以走入回忆，也可以回到现实好好生活。另一方面，研究发现那些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更容易从剧痛走向整合性哀伤，这对我们非常有启发。如果要去帮助身边丧亲的人们，应该注意什么呢？王老师说：人在面临重大灾难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生理状况都被扰乱了。因此在帮助丧亲者时，最开始要做的其实是身体和生活上的帮助，例如给他们做饭、保证人身安全等，至于心理学工作者的介入，反而是比较后期的工作。这其实是不恰当的安慰，丧亲者会在心理说：“你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走开吧。”通俗地来讲，在丧亲的最早阶段，聆听和陪伴、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起居是非常重要的。最后，王老师从研究者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些关于现状的思考：其实像刘老师这样的人，是少数。现实中很大一部分的丧亲者（尤其是失独父母），是关起门来，拒绝外在关怀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王老师认为，“同命人” 的协助非常重要。“我们培训有相同经历的人，让他们走在前，我们专业的团队在后面再去给与帮助，这是最好的方式。”
对于哀伤，我们需要针对大众的科普教育，死亡教育也在其中。“这次的哀伤国际研讨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个作用，让参会者（辐射到全国）意识到，哀伤是个专业，需要专业的态度来对待。” 死亡教育，不应该是直面死亡时的痛苦，而是能够让每一个人，对生和死有合理的期待。[1] 王建平，刘新宪.（2019）.哀伤理论与实务：丧子家庭心理疗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 Field, N. P., & Filanosky, C. (2009). Continuing bonds, risk factors for complicated grief, and adjustment to bereavement. Death Studies, 34(1), 1-29.
[3] .Knight, C., & Gitterman, A. (2013). Group work with bereaved individuals: The power of mutual aid. Social work, 59(1), 5-12.[4] Stroebe, M., & Schut, H. (2010). 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coping with bereavement: A decade on.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61(4), 27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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