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

原标题：你或许没听过他，但一定被他的画震撼过！他是拿破仑的御用画家，安格尔的老师，新古典一代宗师！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是帝制的覆灭也为拿破仑·波拿巴利用由此产生的混乱，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首的不同类型的君主政体提供了机会。1800 年，在带领法军赢得了在意大利和埃及的几次重大战役胜利之后，拿破仑为自己篡取了一个新头衔——法兰西共和国首席顾问，这自然让人联想到古罗马共和国。

《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局部

在接下来的 15 年间，这位野心勃勃的将军以联盟的名义或通过联盟控制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1804 年 5 月，拿破仑登上了意大利国王的宝座。同年晚些时候，拿破仑登基成为法国皇帝，教皇来到巴黎为他加冕。然而，拿破仑在 1812 年发动的入侵俄国的战争却最终导致了他的大溃败；1815 年，与英军在滑铁卢（Waterloo，位于今天的比利时）一战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此后，被迫退位的拿破仑流亡到了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6年后丧命于此。

拿破仑去世后，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19 世纪上半叶更为剧烈的变化来自科技和经济方面。工业革命导致了欧洲城市人口的剧增，为了便于货物运输和人口流动，铁路延伸至欧洲各地。

艺术领域也发生了转变。19 世纪以新古典主义开篇并一直以其为主导，但到了 70 年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轮流占据了艺术家和公众的想象力。新建筑工艺对建筑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摄影技术的问世更是彻底革新了图像的生成方式。

政权得到巩固后，拿破仑马上就招募了法国顶级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来为他的统治打造公众形象。因为，渴望自己的帝国有一天能够比肩古罗马，拿破仑把新古典主义视为表现其帝国影响力，以及衔接自己的统治与古典传统的理想艺术形式。在巴黎，拿破仑下令修建的建筑包括一个宏伟的凯旋门、一个仿照罗马图拉真柱修建的旺多姆广场纪念柱和一个新古典主义的神殿。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1794 年，法国革命党人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政党倒台时，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并为之服务的雅克-路易·大卫未能幸免。他遭到审问并被叛入狱，1795 年获释后，大卫通过努力创作来恢复其职业生涯。例如，他创作了一系列拿破仑骑在马上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肖像画。新皇帝1804 年登基后，向大卫抛出了橄榄枝，并授予他帝国首席画师的头衔。大卫抓住这次机会，为新的赞助人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最著名的是耗时三年的《拿破仑的加冕》，以鸿篇巨制的方式（约 620 厘米 X 980 厘米）记录了教皇为拿破仑加冕时的盛况。

大卫作品《拿破仑的加冕》

1804 年 12 月 2 日的拿破仑的加冕是精心安排过的、充满象征意义的一场盛典。拿破仑希望教皇庇护七世出席，以此把自己的加冕与 1000 年前教皇利奥三世为罗马皇帝查理曼大帝的加冕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的登基称帝合法化。此外，为了避免人们把自己与君主专制联系起来，拿破仑没有在传统上为法国皇帝加冕的兰斯大教堂举行典礼，而是改在了巴黎圣母院。此次加冕所用的皇冠也打破了皇室的传统，选用了罗马皇帝所佩戴的黄金桂冠。

大卫的这幅《拿破仑的加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历史事实而创作的。例如，为了这次盛典，拿破仑的御用建筑师夏尔·佩西耶和皮埃尔·弗朗索瓦-莱昂纳多·方丹刚刚把巴黎圣母院装饰一新，大卫忠实地再现了教堂的内部装饰。他还以几乎是等比例的尺寸详细记录了出席典礼的众多要员，除了拿破仑、他的正在接受加冕的妻子约瑟芬和坐在拿破仑身后的教皇之外，还有约瑟夫和路易斯·波拿巴、各位部长、国王和王后的随从以及一群牧师的代表，而大卫本人以见证人的身份坐在了观众席的包厢里。 

《拿破仑的加冕》局部

尽管艺术家十分忠于历史，但根据大卫创作的初稿和草稿来看，他还是按照拿破仑的要求对该历史事件做了些改动。例如，拿破仑坚持画家应该把教皇的手画成举手祝福的样子，而非一个无动于衷的见证人。还有，拿破仑的母亲虽然拒绝参加典礼，但还是被添加到了画面背景的中央位置。1808 年 1 月 16 日的法国《公报》这样委婉地描述了拿破仑的建议：

“国王陛下以极其委婉温和的方式向大卫先生提出了几条建议。在了解了陛下对科学和艺术具有良好的鉴赏力、高雅的品味和深刻理解后，艺术家按照陛下的意见完善了画作。”

《拿破仑的加冕》局部

尽管这次典礼人物众多且场面奢华，但大卫还是保持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核心特点——条理性构图。正如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一样，典礼仿佛被呈现在一个戏剧的舞台上，尽管这是一个设在教堂内的舞台。另外，就像他在《荷拉斯兄弟之誓》里安排男女人物那样，大卫对画面进行了概念上的划分，以表现冲突和对立。于是，教皇和代表天主教会的高级教士出现在画面的右侧，与左侧拿破仑的宫廷成员遥相呼应。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是这一时期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拿破仑决定自己加冕，而不是按照传统让教皇主持加冕，表明他对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十分忧虑。大卫原本打算呈现拿破仑加冕的那一刻，但拿破仑坚持让艺术家呈现自己加冕后，把皇冠戴在妻子头上的那个瞬间，这就进一步强调了他独立于教会的权威。另外，拿破仑还让大卫把约瑟芬画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大卫还缩小了巴黎圣母院的比例，这样画面上的人物就不会因为教堂内部的宏伟而显得渺小。

因此，尽管这幅画看上去是一份忠实而详尽的历史视觉文献，但实际上，它是按照拿破仑的意愿精心设计的。如此看来，无论是构图还是绘画风格，大卫和他的学生安格尔都在极力模仿古罗马皇帝的御用画家。

雅克-路易·大卫自画像

下面我们来从大卫的生平开始说起。大卫出生于巴黎的一个五金商家庭，10 岁时父亲就过世了，他便由担任皇家砖瓦匠的叔父抚养，酷爱绘画的大卫在亲友帮助下被送到著名的洛可可艺术大师布歇（据说还是大卫家的一个亲戚）那里学画，但布歇很快发现大卫的气质与自己的洛可可风格不一致，就将他转到皇家美术院教授维恩门下。

大卫并不是天才，他个性沉默寡言，喜欢思考，不太合群，缺少典雅，使人感到少年老成，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刻苦精神，认真地学习过普桑、布歇、格勒兹和卡拉瓦乔。

23 岁的大卫第一次参加罗马奖考试，考题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战神马尔斯的战斗，艺术风格基本上是模仿洛可可风格，但是人物形象情绪激烈、步伐沉重，因此画面很不协调，于是就落选了。

直到 27 岁，大卫历经过3次失败后才获得罗马奖并赴罗马留学。他在罗马学习期间为古代希腊罗马艺术遗迹所感动，产生了研究和学习的浓厚兴趣，他下决心暂时不搞艺术创作，专心钻研希腊罗马雕刻，认真画了 4 年的素描，32 岁时曾带着一幅素描稿《帕脱克卢斯的葬仪》回巴黎沙龙展出。在接受古代艺术影响的同时，大卫在思想政治上也受到古罗马共和政体的潜移默化，滋生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热情。后来他竭力想借用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样式，传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情。

大卫最初的创作都是从古希腊罗马的传说和艺术中寻求美的源泉和理想，把古代英雄的品德和艺术样式视为审美的最高标准。他曾说过，古代是当代画家的学校，它是当代画家艺术创造取之不尽的源泉。后来由于接触到一些反封建的革命党人，如雅各宾党的领导人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等，他在政治思想和艺术观念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从这时起，大卫就勇敢地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艺术为反封建斗争服务，逐渐走进现实主义潮流。他说过：“艺术必须帮助全体民众的幸福与教化，艺术必须向广大民众揭示市民的美德和勇气”。从此，大卫把艺术作为反封建的战斗武器使用，作为战士登上了画坛和政坛。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是《贺拉斯兄弟之誓》。

大卫作品《贺拉斯兄弟之誓》

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 1784 年给大卫的订件。他接到任务后去罗马创作了这幅画。1785年在沙龙展出。由于大卫的政治观点和路易十六的专制权格格不入，这幅画的主题思想和法国王室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

《荷拉斯兄弟之誓》作为新古典主义画派的代表作品，不仅是大卫的成名之作，而且对于法国美术史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荷拉斯兄弟之誓》，作于 1784 年，正值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它的主题是宣扬英雄主义和刚毅果敢精神，个人感情要服从国家利益。画面正是表现三个兄弟在出发前向宝剑宣誓“不胜利归来，就战死疆场”的场面，老荷拉斯位于画面的正中，他手上的刀剑是这场宣誓激情的焦点。右角是三勇士的母亲、妻儿和姐妹，母亲因担心儿子出征凶多吉少而心痛如割，妻子搂着孩子泣不成声，最右侧的一个姊妹，由于她是作战敌方战士的未婚妻，心乱如麻，因为不论胜负，她都将失去自己的亲人。妇女的哭泣与三个勇士的激昂气概，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了祖国，必须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在这悲壮的戏剧场面上得到了充分的揭示。

由于作者以朴实无华的写实风格、精确严谨的构图和英雄式雄浑的笔调进行了描绘，画家运用了多侧面揭示主题的手法，使悲壮的戏剧性场面，具有无比的丰富性。所以这幅画后来成为绘画艺术的典范。

如果说洛可可艺术是路易十五时代为适应快要上断头台的没落贵族阶级的空虚心灵的需要，那大卫的艺术是直接为资产阶级大革命服务的。大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探索艺术创作，突破了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比启蒙思潮下的写实主义更进一步地描绘了时代的革命斗争现实，他借历史题材揭示如何建立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与新的社会风尚的革命思想。当大革命的风暴到来时，大卫不仅仅是画家，他还作为社会活动家、革命家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他被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成为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并以国民教育委员的身份从事大量的革命艺术活动。他公开倡导艺术必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说：“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为了帮助某一个政治概念的胜利而存在”。

在大革命中，大卫根据国民议会的建议创作了一些具有鲜明革命时代特征的肖像画，其中最杰出的是《马拉之死》。

大卫作品《马拉之死》

《马拉之死》是肖像画中的另一种典型代表。大卫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当时的情形：马拉倒在浴缸里，鲜血正在从伤口中流出；带血的匕首滑落在地，而凶手已经逃离现场。画家将画中的主角设计在一个情节和场景之中，丰富了肖像画的表现内容，增强了它的感染力。据说大卫在马拉被刺死的两个小时后就赶到了现场，并被眼前的惨状所震惊，于是他决定用画笔来记录这悲壮的历史场面。

1789 年，大卫为鼓舞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

大卫作品《苏格拉底之死》

这幅作品描绘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死时的情景。被囚于狱中的苏格拉底，被判刑后饮鸩自杀，在这惊心动魄的瞬间，苏格拉底镇静自若，左手高举，表明信仰不变！周围哀恸的人们增添了画面的悲剧性。新古典主义的手法，使画面获得了凝重、刚毅、冷峻的艺术效果。

1794 年是大卫艺术生涯中最光辉的年月，他的艺术充满了时代革命气息，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并将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和现实的时代生活相结合，成为一位革命艺术家。但是随着“热月党”政变，雅各宾党政权被推翻，大卫被捕入狱，出狱后看到国家发生的变化令他触目惊心。革命的理想破灭了，整个社会陷于黑暗恐怖的深渊，这使大卫心灰意冷，又无能为力。从此在创作上他放弃了现实的题材，又沉浸在对古代社会的向往之中，再也没有画过富有革命激情的作品。他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情绪非常消沉，艺术生命也面临枯竭。这时的画家期望和平，在这样的心境下创作了《萨宾妇女》。

大卫作品《萨宾妇女》

《萨宾妇女》局部

我们从大卫的经历和艺术生涯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艺术家只有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才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一旦脱离时代和人民大众，艺术生命也就枯萎了。大卫给后辈的艺术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曾说过一些激励人心的话，至今对我们艺术创造仍有教育意义，他说：“绘画不是技巧，技巧不能构成画家。”他还说：“拿调色板的不一定是画家，拿调色板的手必须服从头脑”。这些都成为画家的箴言。

当拿破仑夺取政权建立帝制以后，大卫又为拿破仑服务，成为帝国的首席画家，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反映拿破仑的英雄业绩和形象的作品。

大卫作品《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

《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再现了 1794 年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拿破仑率领 4 万大军，登上险峻的阿尔卑斯山，为争取时间抄近道越过圣伯纳隘道，进入意大利的情景。拿破仑军队进入意大利后，给那里的奥地利干涉军队出其不意的打击，用一个月时间结束战争。跨越阿尔卑斯的壮举，堪与公元前 3 世纪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大败罗马军队以及公元 8 世纪查理曼大帝征战意大利的战绩相媲美。

1816 年拿破仑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他们将曾对处死路易十六投赞成票的大卫驱逐出法国，他被迫迁居比利时布鲁塞尔，最终客死异国。

（图片来源建筑vs艺术vs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