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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诉说，15-21世纪》 1350ppm！气候学家正告我们：在过去的十年里，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已经超过百万分之三百五十这一临界点，并且现在已达到大约400ppm。由于二氧化碳（CO）是一种温室效应气体，因而我们可以预见，地球正面临着全球性变暖的严峻挑战。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现今负责人詹姆斯·汉森看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所称的人类文明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大气的二氧化碳含量为280ppm左右的温带气候下发展起来的。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汉森和其他气候学家已经认定，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增加的原因在于长达两个世纪的人类工业化行为，尤以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期以来的六十年更甚毋庸置疑，全球变暖是一个举世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但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人类的活动能够影响全球环境的变化，这其中的故事非常复杂，但并不神秘。历史学可以提供诸多工具，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所生活的世界——现代世界——是怎样以及为何会成为现在的样子。而这种理解会有助于我们寻求办法，去创造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更加美好、安全、可持续和公平的世界。 全球变暖 通常说来，现代世界的故事围绕四个相互联系的主题而历史性地展开。第一个主题是，世界上一些地区率先完成工业化，这发生在什么时候，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过程后来又是怎样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模仿和利用的？这一故事情节今天仍在上演，并与另一个情节纠缠在一起，那就是诸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它们是人类政治组织的主要表现形式。工业化最先使西欧和北美某些国家的财富和权势与日俱增，以致世界上贫富两极之间出现了差距且逐渐扩大。这一“差距”及其后果的故事是本书所要讨论的第三个主题。第四个主题探讨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是现代世界诸要素得以产生的环境条件，二是人类及其活动转而改变并持续改变环境的方式。人类给地球生态系统打上的印记如此之深，以致一些学者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期——人类世，在这个时期，“人类……已变得数量庞大、行动活跃，就对地球系统运行的影响而言，人类已在与某些自然力相抗衡。”就在250年前，全世界的人口还不到10亿，而且两个亚洲国家印度和中国一占据了世界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二，它们并不属于欧洲。此后短短的历史一瞬间，全球人口就已增长到70亿以上（照此下去到2050年将达到90亿以上），而且世界遭遇了一个命运的大逆转：亚洲人曾经握有大部分经济王牌，而如今尽管中国、印度正再次迅速崛起，但仍然主要是西方国家和日本掌控着世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工业和欧洲的国家模式即所谓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农业高度发达的帝国——究竟是如何一步步主导我们的世界的？ 因此，要了解我们的世界，我们不但要了解民族国家和工业如何形塑了现代世界，还要了解欧洲人整合世界的方式是怎样及为什么会最终主导全球。尽管各种解释五花八门，但是在过去二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包括美国的主流解释一直都是“西方的兴起”。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这种解释不再令人信服，但由于它可能是大多数读者最为熟悉的观点，所以我还是要花些时间探讨它，为构建替代性解释打下基础。 西方的兴起 “西方的兴起”这一概念包含了理论阐释和故事描述，旨在解释什么是现代世界以及它为何主要烙上了欧洲的印记。支撑这一概念的思想相当简单，它紧随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脚步而产生，那时正值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区区几百个西班牙征服者就摧毁了富丽恢宏的美洲文明，特别是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这令欧洲人震惊。在中墨西哥，两干五百万人中有90％死于天花和流感这类欧洲疾病。由于欧洲人对疾病的细菌理论和墨西哥“大灭绝”的原因茫然不知，他们最初把自己的优越性归功于基督教信仰。后来，在17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期间，他们又归功于诸如世俗、理性、科学思想等希腊遗产。18世纪后期，这一故事情节继续发展。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强化了欧洲人头脑中的自我意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欧洲“日新月异”，而世界其他地区似乎停滞不前。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多少是有些例外的，甚至是更好的。 被锁住的阿兹特克国王 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更是被人们口中的法国大革命的普世思想，即自由、平等和博爱所感染，并溯源到古代希腊人，包括希腊人的民主和共和制度，希腊人从科学而不是宗教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界的理性主义倾向。在最初讲述“西方的兴起”的时候，整个故事如同一场接力赛，由希腊兴起的民主思想传给了罗马人，而后者却丢掉了接力棒（罗马帝国崩溃后接下来是所谓的黑暗时期），但基督教登台，重新捡起接力棒继续向前跑去，在封建时代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欧洲文化。古代希腊的遗产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并在启蒙运动时期得到阐发，最终在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西方的兴起”的浪潮中得到完善。 如果说西方兴起在18世纪处于“进行时”，那么到19世纪就达到了“完成时”。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学木流派，他们的思想后来也被编织到西方兴起的故事中：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观念就是“进步”，西方是“进步的”，而亚洲（也涵盖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落后的”、“专制的”。诚然，拿西方的美德与东方的缺陷进行对比也许的确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然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财富和统治方式曾给18世纪的欧洲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着19世纪欧洲加速推进经济变革，而亚洲大部分地区陷入内部衰落，斯密和马尔萨斯等分析家的思想发生逆转，他们认为西方朝气蓬勃、具有远见、不懈进取、自由自在，而亚洲则是停滞不前、目光短浅、专横跋扈。 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最犀利的批判者，但他们也相信19世纪的欧洲扩张主义正在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进步”。就像他们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写：
马克思·韦伯和卡尔·马克思 “差距”及其解释 由上可知，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社会理论家已经意识到世界其他地区与工业化国家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在20世纪，斯密、马克思和韦伯的追随者们坚信，西欧人——且只有西欧人——已经破解了现代化的5秘密，而其他人也可以效仿。他们进而提出了有关世界历史发展的“扩散主义”理论：欧洲人首先发现了如何通过工业化致富，日本和其他一些地方向欧洲人学习并迎头赶上，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也终将如此（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崛起”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但前提是能够认清并去除妨碍它们走向现代的那些本土制度和文化特质。如今我们以21世纪初的角度来看，这些观念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考虑到世界上极贫与极富的地区之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比比皆是。然而，重要的是记住这一事实：18和19世纪欧洲的理论家，包括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和韦伯，都采纳了欧洲例外论的观点，并想方设法予以阐释，以此作为他们主要的研究目标之一。这些人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奠基者，在20世纪，所有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实际上已经将欧洲例外论消化吸收，将其作为基本的前提。 20世纪的历史学家采纳并完善了这种社会科学的见解，以使他们的历史研究更为“科学”，因此，他们也着迷于探究欧洲例外的起源及其原因。然而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欧洲人并非例外。关于大约1800年之前的世界历史，重要的论点之一就是亚洲与欧洲具有普遍的可比性，两者之间更多的是惊人的相似而非实质性差异。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历史学家在努力寻找欧洲人为什么被视为例外并因而优越的答案，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历史研究造就了一大批学者，他们都在寻找能够解开一位经济史学家所谓的“欧洲的奇迹”之谜的钥匙。他们认为西方的兴起是一客观事实，并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 但是，关于“兴起”和“奇迹”何时并且为什么出现，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我们首先讨论“何时”这一问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它与“为什么”紧密相连。1492年哥伦布航行到达美洲，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绕过非洲到达印度。亚当·斯密认为这是两个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所写：“美洲的发现以及绕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路的发现，是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两个最重大的事件。”马克思也认为这两个年份至关重要，20世纪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把随之而来的欧洲殖民主义、奴隶贸易以及对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的剥削视为西方兴起的主要原因。对于欧洲的兴起是以对其他地区的剥削为代价这样一种观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予以反驳，认为这即使正确，也是一个棘手而又尴尬的问题，因而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以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陆为开端的欧洲殖民主义以前的欧洲文化的那些方面。 残酷的黑奴贸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研究西方兴起之源的学者为了避免把西方的兴起归因于欧洲的殖民冒险——而非其固有的优势——可能引发的窘境，开始追溯遥远的欧洲历史，去寻找最能贴切地解释欧洲特殊发展的那些因素，有些研究追溯到11、12世纪的中世纪时期，有些甚至追溯到古希腊。许多因素得到论证，其中除了韦伯所讨论的文化价值外，还有环境因素（温带气候刺激辛勤的劳动，或者贫瘠的土地推动农业的革新），技术因素（耕型、马镫或放大镜），政治一军事因素（导致绝对君主专制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封建主义、战争技术的改进），人口因素（小型家庭刺激资金积累）。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是所有这些因素或其中某些因素在综合起作用。这一大堆研究成果似乎说明，欧洲具有一些无与伦比的特征，使它且只有它能够率先进入现代化。欧洲由此获得了向全球扩散“现代性”的道义和权力，欧洲之外的地方则因文化的、政治的或经济的“障碍”而无法独立自主地产生“现代性”。因此，这一故事情节企图为西方兴起进而主导世界做出解释、论证和辩护。本书将揭示，至少在1750年之前，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在工业方面较欧洲占有优势，届时，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理论是多么的荒谬。 近期关于亚洲的学术研究正在改变着我们对于现代世界是如何及为何发展的理解。除此之外，另外一个视角，即环境史，也在改变着我们对发展结果的看法。一般认为，环境史探讨的是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诸多方式——环境制约人类社会，人类反过来改变环境以适应人类的需要，随之而来的环境后果又造成了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环境史这一新领域出现于1970年前后，那时在美国和欧洲出现了诸如大气、水和土壤的工业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迫使历史学家去思考它们为何及如何发生。近来，由于人类对全球生态过程——诸如碳和氮的循环——的影响已日趋明显，环境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从全球的角度展开研究。 在详细说明为什么这些因素都至关重要之前，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本书所使用的一些地理单位。上面两段谈到了对“亚洲”和“欧洲”进行比较，言下之意有两点：其一是这些地理单位具有可比性；其二是它们各自具有某种类型的同质性，使两者互相区别开来。这种假定本身就存在着间题，对亚洲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亚洲包括了差距甚大的社会：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到中亚的游牧民族，再到南亚的印度和以穆斯林为主的西亚（中东）。如果认为欧洲涵盖了从葡萄牙到俄罗斯的广大地区的话，其间也鲜有一致性。不仅如此，到我们所讲述故事的后期（至少到1850年左右），亚洲还占有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几乎在每个方面都胜过欧洲。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和亚洲缺少可比性。此外，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个最重要论点是，要理解现代世界的起源，需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如下问题：广阔的亚欧大陆以及非洲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在1500年后，新大陆是如何走进我们故事中来的。最后，即使“中国”、“印度”以及“英国”或“法国”这样的地理术语也都掩盖了各自边界内的诸多差别，包括不同的民族、众多的语言或方言、悬殊的财力和势力。尽管如此，在故事的开篇我还是要用这些地理术语确定方位，但是读者应该认识到，用庞大的地理单位笼而统之，并非在任何时候、在该地理概念内的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同时还应认识到，实际上真正能够用于比较的是中国的某些部分、英国或荷兰的某些部分、印度的某些部分。 传教士：近代东西方交流的先声 （图为利玛窦与徐光启） 读者也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西方的兴起这一议题关系重大？该问题实际上是，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简单讲，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能够让我们明确我们当前的状况，能够为我们塑造未来的行动提供启发和借鉴。“西方的兴起”的故事孕育出一些观念，它们被用于解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性质。很多人认为这些观念，尤其是市场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只能源自西方文明，但因其“完美”而具有普适性，不仅适合西方，也适合于任何人。依据该假定，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采用私有制和自由市场，至少美国和欧洲的政治领导人持这种观点。因此，对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西方领导人给出的答案是“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市场”。其信条是，想象中推动西方兴起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普遍适用的，能够并且必须为全世界所采纳。这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图谋。这种看待现代世界兴起的方式，是以想象中的西方文化优势为基础来理解西方的兴起及其体制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可是，如果这种方式是错误的，那又该如何呢？ 过去30年的一批新研究成果表明，这种错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今，不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把世界当成区区几百年前在欧洲开始的些普遍性的、必然趋势的延续。许多人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在1750年或1800年之前，无论人口、工业还是农业生产方面，中心都在亚洲。由此一来，由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构成的欧洲世界不仅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也是对长期以亚洲为主流的历史趋势的逆转，虽然这种逆转能够维持多久仍是一个大问题。欧洲人绘制的西方兴起的图画，或许掩盖了最初这一幅，但是亚洲的实力和经济活力的原貌又开始重新显现出来。艺术家把一幅画显露了它所覆盖的原画或某些部分这一现象称为原画再现（pentimento）。正像本书意欲揭示的，随着我们更多地以新的视角看待世界及其过去，西方的兴起在我们大脑中描绘的图画就会越发淡化，并显露出另外一幅被其掩盖的风格迥异的图画。不过，为了看清这幅图画，我们不得不首先对欧洲中心论予以剖析。 西方中心论 有这样一种观点：“西方拥有一些无可匹敌的历史优势，在种族、文化、环境、思想或精神方面有一些特质，使这一人类共同体相较其他共同体有着永久的优越性。”有位评论家认为上述观点是一种神话，一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另有一位评论家认为，欧洲中心论是一种意识形态，是西方为掩盖其全球霸权目的而披上的合理外衣，是对真相的歪曲和算改。还有一位评论家则认定它是一种“理论模式”，是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诸多解释中的一种。“在这一小节，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分析评论家们所谓的欧洲中心论：第一，它究竟是什么；第二，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它视为是错误的，是一个神话、一种意识形态种理论或者一种主导叙事在评论家们看来，欧洲中心论的本质并不仅仅在于从欧洲的视角看待历史（即“中心论”的含义），它并不仅仅是众多种族中心主义世界观中的一种。纯粹的种族中心主义观认为，尽管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但我们自己的东西要好于其他，因为它们产生于我们的民族和文化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的东西比你们的优越。欧洲中心论也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认为一切优良的、先进的、新颖的，都只能源自欧洲；然而除此之外，它还认为这些特质具有普遍适用性：并非为欧洲所特有，到20世纪已经渗透到全球的大多数地区。 评论家们认为，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欧洲中心论世界观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唯一主动创造者，或者称之为世界历史的“本源”。欧洲动，则世界动；欧洲具有“能动性”，而其他只能从动；欧洲创造历史，而其他地区在接触欧洲之前没有自己的历史；欧洲是中心，而其他地区是边缘；只有欧洲人能够首创社会变革或现代化，而他人则不能。 在评论家们看来，欧洲中心论在更深层次上不仅是一种认为欧洲自古至今都具有优越性的观念，而且是“一门……学问”（即一种业已确立的“事实”）。它不是一种“偏见”，而是一种辨别真假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中心论是一种认知方式，它给其践行者眼中的“事实”划定了一个标准。这样，欧洲中心论就成了一种思维范式，一套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假定，从中引出的问题便可通过搜寻有关“事实”来解答。 地图中呈现的全球观 最后，美国人对欧洲中心论关于世界及其历史形成的观点深信不疑。实际上，美国历史经常被视为西方文明的顶峰，是最标准最完美的呈现。不论学生或教师承认与否，用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表述欧洲史，甚至世界史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这种历史是“信史”。单纯地收集再多的事实也不足以驱除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影响，因为从内部找到的事实都倾向于证明所处母体的真实性和正当性。即使收集到的某些事实与此不符，它们也大都被视为反常现象而遭到摈弃或无视。欧洲中心论也是如此。如果欧洲中心论关于西方的兴起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又如何知道呢？正确的方式是，走出对世界现状形成过程的欧洲中心论解释模式，尝试用其他方式来理解那些塑造了我们世界的重大转变。 读者在此也许会感到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我一开始就指出，现代世界的许多主要特征源自欧洲，并且认为，历史研究能够解释工业、民族国家、贫富差距以及人类对全球环境与日俱增的影响如何能够决定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我又否定了关于现代世界起源的惯常的欧洲中心论的解释。对于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世界，怎么会有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解释呢？简单地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故事情节，把那些至今被排除在外或被忽视的世界部分地区包括进来，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开始和结束我们的故事。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发现，只有一种新的全球性的故事情节——不是以欧洲为中心——才足以解释现代世界的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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