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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词的艳科性质和词人特有的为呈艺娱乐而填词的心境，在创作心态上，词人不必像诗文创作那样当作经国之大业和不朽盛事，也不以言志载道为词的宗旨，它的主要功能不过是娱宾遣兴，一些不便诉诸诗文的幽微情感，尤其是潜藏在心灵深处的男女之情，可以在词中尽情释放。词所承载的情志与诗歌中建功立业、经邦济世的情感也自然大不相同更多地表现为私人性的情感天地，带有柔婉化、心绪化、私性化的独特色彩，词中表现的情感常常是更加本色的个人意识。李清照《词论》明确指出，词“别是一家”，强调婉约协律是词的本色当行，点出了词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词论》虽为一家之言，却堪称是总结北宋一般看法的代表性意见，其“别是一家”的观点得到了后世普遍的肯定。 男女之情的意象 《王直方诗话》中关于“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的记载，也证明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有豪放风格的苏东坡词曾被时人以为不合词体而受到批评：“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晁补之也批评气质偏于刚硬的黄庭坚所作小词“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认为作词应讲究当行本色。”词的内容倾向和词人的创作心态，决定着意象绮丽柔媚的质感和总体词境的狭小。唐宋社会大语境下所造就的文人心理状态，审美取向等的各异，也是形成宋词意象质感特征迥异于唐诗的一个重要因素。唐人重“武”，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在盛唐达到了高峰，经中、晚唐渐趋淡化，到宋代，“重文轻武”已变为普遍的社会意识。 诗词审美意象 据《宋史》记载，北宋时，太祖赵匡胤为防大臣拥兵自重，要臣子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文人士大夫蓄养家妓之风盛行，上层市民冶游之风兴盛，推进了北宋艳词的泛滥。士大夫们在优裕的物质生活中，感悟到光阴的迅速、生命的急迫，寻觅着爱情的知音和感情的慰藉，在貌似闲暇的“酒”与“醉”的诗酒风流中创作着“小词”，渗透着内心深处的忧患和感伤。文化、经济的繁荣，使得文人的思想感情远比唐人细密、婉约和内向，审美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审美心理更趋内敛、细腻和微妙。从艺术性质看，词的出现，代表着一种个体化、阴柔化的情感与审美趣味的形成。正如李泽厚所说：“这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主题义完全不同于盛唐，而是沿着中唐这一条线，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 诗词审美意象 ······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宋代朝政腐败，党派纷争，异族侵凌。积贫积弱的国势和对社会、对人生的忧患，使得儒雅柔弱的宋人在继承五代词言情传统的同时，笔下充满浓郁的感伤，唐诗中的自信、昂扬和阔大成为过去，词成了他们言愁的工具。心理审美结构的更替带来了意象质感的变化，心境和物境的互相对应关系取得了更为一致的形式，偏重内心体验的时代意识，使词所选择的意象更多地深深打上词人心灵外化的迹象。 心灵外化意象 同为“月”，就有“冷月”、“残月”、“缺月”、“幽月”、“淡月”，审美感受更为细腻；而“斜”、“残”、“断”、“危”、“孤”等极具感情色彩的字眼和寒鸦、孤馆、黄昏、斜阳等常见意象类型和朦胧意境的大量出现，也无不契合着宋人文化心理中对阴柔之美的偏爱，是词人敏感内敛黯淡心态表现的必然，透露出时代的精神。因此，黄昏日暮落花飞絮等典型物象自然成为主体心态的同构共鸣之物。宋人用这类意象所具有的柔和朦胧凄美的质感与色调，暗示青春、爱情、事业、乃至生命的消逝，蕴含个体的人生悲剧生命意识。宦海的风波，加重了宋人的生命悲剧意识，紧锁在深院小楼里的“闲愁”，实际上与世间的忧患相通，爱与美不能永驻的感伤情怀，构成了宋词普遍的基调。因此，“词比起诗来，似乎是一种抒情程度更‘纯粹’、更‘狭深’、更细腻的文体。它所抒写的感情，不妨称之为情绪、心绪、心态或‘心曲’更来得适宜”。 深院小楼 宋词中大量出现的凄凉、寂寞、孤独的感伤情绪，正是情感心态空前细腻的本真表现。这种以自身心绪作为审美对象的极具感性色彩的心态世界，使宋词对情爱、心绪、个体、人生有着更为集中、本真和深刻的描写，词的意象也因之更为柔弱、朦胧，更具情感渗透性，宋词也由此获得了最为动人的魅力。如晏殊《清平乐》一词：
孤独情感宣泄 写词人浓睡乍醒时的心绪。“细细”二字便写出了秋风的轻柔。梧桐落叶片片，同样有着轻柔飘落的质感。敏感的词人默默体验着身边景物的细微变化，残花枯萎，四时将终，美好的时光正在静静逝去，凄美的斜阳正照着阑干，望着欲归的“双燕”，不易察觉的失落之感油然而生。这一切，都是隐微细腻的情感波动和心绪。全词选取的都是眼前的意象，金风、落叶、绿酒、小窗、紫薇、朱槿、落花、斜阳、阑干、归燕银屏，意象密集，细腻幽微，画面精美，传达出诗意的感觉和淡淡的哀愁。狭窄的内容与题材，抒情的细腻深曲，充分表现出宋人精微窈深的精神世界和复杂细腻的人生况味，使得词这一文体形成了狭深幽微的特质。此外，词与音乐的纽带关系，同样制约着宋词意象的质感倾向。 诗词意象美景 诗歌虽可以合乐歌唱，但却是以乐从诗、选诗配乐的形式，音乐的特征并没有进入作家的写作状态。而作为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词是音乐文化的产物，它依附音乐而存在，因而有了“曲子”、“乐章”、“琴趣”、“笛谱”、“倚声”等与音乐相关联的别称。词乐一体的形式，决定了词声情的委婉和娱乐的性质。与词配合的隋唐燕乐是一种大别于传统雅乐、清乐的流行音乐，它融合了传统清乐曲调、中原民间音乐、西北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的因素，是一种异质多元的音乐聚合体，因而被称为“胡夷里巷之曲”。它多姿多彩，清新活泼，摆脱了儒家功利主义的音乐束缚和教化的重负，具有极强的娱乐抒情性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歌声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是以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竟，举止轻飚，或涌或跃，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是真正的世俗音乐。 诗词意象美景 这种“独特的音乐机制，造就了世俗性、愉悦性、狭媚性的声情品格。这种声情品格，对与之相配的词情提出相应要求，词情，则在因声填词的创作轨道中自觉地与之相谐”。乐极情的旋律，把人类内心深处的哀乐抒发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独具魅力的音乐配合下，词具有了诗歌所不及的音乐美和表现力，成了抒情主体性最强的文学样式。强烈的抒情性，也决定了审美活动主体性的鲜明强烈，形成了大量的“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使词带上了浓重的感伤色彩，意象的质感也必定比承载教化任务的诗歌绮丽柔美。 诗词优美意象 特定的传播方式也制约着词的内容题材取向。“唐宋词的产生和发展，基本置身于一个和其他文体、其他文学作品大不相同的特殊的文化场圈中之中，而音乐和美女，也就成了促生词之独特文学风貌的两大直接的因素。”诗主要为书面传播的形式，而词则主要是口头演唱，诉之听觉感受。如前所述，词的创作主要是文人在“尊前”、“酒边”依调填写，它的传播也主要交由乐工歌妓配乐演唱。温庭筠等人香而软的侧艳之词，就多在青楼妓馆、茶肆酒坊创作出来的，因而也最适合这种浅斟低唱的环境。晏几道《小山词自序》亦曰：“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这种传播方式，使词具有了更直接、更动感、更流行的柔媚特色。在传播环境上，词多演唱于贵族声苑、富家豪门的歌宴酒席，传播于酒肆瓦舍秦楼楚馆，造成了词境狭媚柔婉的独特风貌。 古代酒楼场景 由于词与歌妓的关系，宋代歌妓业十分发达。宋代歌妓主要由官妓、家妓和充斥于秦楼楚馆的市妓组成官妓也叫营妓，主要侍候官府以及各方面的各种集会、游乐与宴会。她们虽以歌舞佐酒，却不得“私侍枕席”，否则将受到处罚，管理较为严格。她们相貌与歌唱技艺俱佳，才情学识与艺术趣味都高出其他的妓女，容易进行情感的沟通和文化的交流所以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欢迎。如北宋京师著名的官妓李师师才艺双全，当时著名的词人秦观、晁冲之、周邦彦都曾为之写过作品。据李之仪《跋戚氏》载，苏轼任定州安抚使时，“从容醉笑间多令官妓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陈师道《后山谈丛》也说：“文元贾公居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叹，以为山野。既燕，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其词也。”唱的都是欧阳修的词。
欧阳修雕像 家妓是文人家中的歌女，只为家主服务。如欧阳修就有家妓八九人，苏轼也蓄有歌妓数人，其中王朝云成为他晚年最知心的红颜知己，曾伴随其浪迹天涯并死于异乡。范仲淹、张先、晏殊、辛弃疾、吴潜、姜夔、吴文英等词人也有不少蓄妓或与妓游乐的故事，范成大因感谢姜夔为自己作《暗香》、《疏影》两词，也以歌妓小红相赠，于是就有了“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的佳话。晏几道《临江仙》等词亦为怀念朋友家歌妓而作。与唐人一样，宋士大夫在官府得以官妓歌舞佐酒，在家则蓄养歌舞妓女，每逢宴饮，都命家妓奏乐演唱，以助酒兴。
古代青楼女子 晏殊《木兰花》一词就曾描写歌妓演唱的情景：
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张功甫豪侈”条记载，南宋文人张镃举办家宴，前后竟出动了上百名歌妓唱词待客：
古代青楼 可见宋代妓乐之盛，也可见词与音乐与美人之关系的密切。在不少文人士大夫的词中，不时可以见到许多歌妓的名字，可以说，以家妓为中介的娱乐和社交活动，进一步促进了词体创作的繁荣。较之唐代，宋代的市妓更加盛行，商业化的特点也更加凸现。宋代都市商业活动的一大特点是不禁夜市宋代以前，城市实行宵禁，暮鼓响后，居民不得夜行。而宋代商业发达，坊（居民区）、市（商业区）二者错杂，且不禁夜市，大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当时的茶坊酒肆多为秦楼楚馆，并配有善丝竹、懂音律的歌妓，以声色招揽顾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曾这样描述当时情景：“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这里的“伎”即指歌妓，从中可知当时享乐凤气之盛行。
古代青楼女子舞台表演剧照 秦观《忆秦娥》其二《曲江花》序亦曰：“帝城东畔富绍华，满路飘香烂彩霞。多少风流年少客，马蹄踏遍曲江花”。也写出了当时文人偎红倚翠的冶游盛况。歌舞酒色，无疑刺激着词人的创作欲望，因此，宋代词人赠妓、咏妓之作不断涌现，还有不少应歌妓索新词之乞而创作的作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高斋诗话》云：“少游在蔡州，与营妓娄婉字东玉者甚密，赠之词云‘小楼连苑横空’，又云玉佩丁东别后者是也。又《赠陶心儿》词云：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谓心字也。”其《调笑令十首并诗》分别写了王昭君、乐昌公主、崔徽、无双、灼灼、盼盼、崔莺莺等十人，其中崔徽、无双、灼灼、盼盼为皆唐代名妓。
王昭君影视剧照 其他如欧阳修、苏东坡等不少著名词人都创作过赠妓之词总体上，唐宋时的歌妓多才艺出众，有较高的文化艺术素质，一些歌妓还善于填词，如琴操、盼盼、苏琼、王幼玉、谭意歌、乐婉、聂胜琼、赵才卿、陈凤仪、客也常常报之以真挚的情感并表现在词作之中。如贺方回曾恋一妓，久别后，妓寄诗贺方回日“深恩纵似丁香结，难展芭蕉一寸心。”贺铸因此大为感动。严蕊等20多人都有词作流传于世。其中天台营妓严蕊被诬获释后口占一首《卜算子》，流露出不幸沦落风尘的身世之叹，代表着宋代青楼女子的共同心态：“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清丽明快，十分动人，可想见其才思与艺术素养歌们以自身的品貌才情进入和文人词客相识相知的精神境界。
苏东坡雕像 因仕途蹉跎而抑郁难平的柳永，也是在秦楼楚馆中寻找到了青楼知己，作为政治失意的补偿，并为她们创作了不少富含真情的词作。词与音乐与美人的结合，决定了宋词不可能像传统的诗文一样去“言志”“载道”，为时为事而作，而自然多趋向选择与表现这种传播与消费场合相契合的“情事”，用以强调词的抒情特性。因此，词的意象质感必然总体倾向于委婉柔媚的选择取向。这也是词与诗不同并独具深婉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艳科”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词的演唱要求，因此，宋词演唱传播者主要是女性歌妓同样成为必然。
诗词意象中的情事场景 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曰：
因词“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所咏之事多闺情与离别，因此自然演唱时“独重女音”了。我们不妨读读柳永《锦堂春》一词：
古代女性绘图 这一类表现女性细腻心理的作品，若由男声演唱就十分滑稽。对此，李廌《品令》一词也有形象的说明：
对于词这一具有综合娱乐效应的视听艺术，“解歌”的老翁因须发皆白、容貌衰老而与柔媚的词情形成反差，自然不如明眸皓齿、姿色可人、“语娇声颤”的“念奴”们悦目和谐，道出了宋人重女声轻男声的心理原因。演唱的软媚性，决定了词声情特征的婉转缠绵。酒与色的感官刺激，演唱者妩媚动人的美色娇容，使词的审美意象形成独特的特点，柔美纤细的意象成为宋词普遍的意象类型，质感精美深微丰富，形成了柔美婉媚的声情风格。对女性的生活情感的集中表现和大量女性参与传播，使词形成了女性化与阴柔美的审美特色，反映了宋人内心世界中阴柔细弱的一面。宋词婉约阴柔的特质不仅在表现在宋初，并且成为整个宋词的主流。
古代女性戏曲剧照 在婉约特色为词体“本色”的观念下，豪放风格因系唐五代以来词体特征确立后才出现的新变化，因而被认作“变格”、“别调”，加之数量不多，因此历来不被视为词体特征的代表。苏东坡以诗为词的革新提高了词的品格，但因疏于声律也被视为“使词非词化”。细读文本，我们仍可以发现，苏词中其实并不乏“寄劲于婉，寄直于曲”一类风格的作品。“辛弃疾词表面上虽以豪放见称，而其内涵丰富，情思深挚，温婉悲凉，各极其至，虽变化万端，而终不失词之本色”，读其《永遇乐》、《菩萨蛮》、《摸鱼儿》等词，同样能感到“非徒豪壮而已，于豪壮之中，又能沈咽酝藉，空灵缠绵，得此调剂，故豪壮之情，不失于粗犷，词体之美，仍可以保持”。
诗词中大好山河气势磅礴意境 总之，从词的特质来看，词的风格是以阴柔婉约为特色的。在传统词体特征观的审美观照下，宋词的意象设色浓丽、语言精细、注重个体心绪描写、感伤色彩较浓的总体特点成为必然，形成了“要宜修”的狭媚词境，意象的质感自然呈柔婉绮丽纤细之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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