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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啸 据「亚洲风行」杂志记者王丽红(Shally Wang)对岑瀑啸医生的访谈记录整理 王：岑医生妳好！ 岑：妳好！Shally。 王：我认识妳十几二十年，有个问题老想问你。你是华裔，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妳也是医生，心脏科医生，又是女性。妳在从医时人与人相处方面、是否有些趣事可以分享一下？ 岑：这个角度很特别。应该说，作为医生绝大部分时间我们每天的工作与我的性别、我的文化背景是无关的。但也有个别情况上述三者纠结在一起了。具体地说我身兼少数族裔又是女性，从事于一个主要是男性的心脏专科，确实碰到了一些事先没有料到的情况。 在美国，到目前为止仍然大部分医生是男性，女性从医始于近代，大概也就一百年时间。固然，现在有的科女医生人数不少，可能几乎一半，如儿科、家庭科。而总的来讲，很多病人并不在意医生是男是女。当然，这往往取决于病人本身的文化背景、其生活的地方。病人对医生会有不同的期待，其中就包括年龄。 有人希望医生年纪大一些，觉得这样会经验多一些。病人的这种期待不仅美国如此，到处如此。如果是传统医学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病人就更加看重年纪大一些的医生。事实上，师徒关系采取学徒形式的话，学艺时间长一些，传授的机会就更多一些。但是过去一百年来经医学院校教育加上毕业后的临床训练，那就不同了。新一代的病人，往往都会明白，就算年轻的医生，也一样有可靠的知识和能力，接受过过正规医学的系统训练。 王：这里面包含了一些病人的偏见。人不可能没有偏见。偏见又可以导致歧视。见你肥胖，就认为你生活疏于自制，可能暴饮暴食。年纪也可以成为歧视的缘由，见你老了就说你不中用；年轻则是“嘴上没毛，说话不牢”。种族不同更可以歧视。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许歧视。大家都希望人人平等。但有时实现不了，人都这样。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一定有偏见存在。 岑：你说得对。人肯定有偏见。偏见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些偏见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例如：中国文化特别博大精深，中国人特别醒目。 王：中国人数学一定好，令到一些数学不好的同胞都会自惭形秽。 岑：这些都是偏见。我们特别介意的偏见主要是负面的偏见。但不要忘记正面的偏见往往产生负面的作用。接受正面偏见的群体里，个别不符合某种特点的个体就有心理压力，上面讲的数学不好的亚裔便是如此。 王：的确是这样。 岑：更不要说这个群体以外的，自然会觉得自己被看低了。正面的和负面的偏见，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里讲的偏见，就是没有对某个人作整体分析之后才得出结论，而是把对其所处的群体总的印象套进这个人。我们要承认我们对某些群体有一些片面的看法，那不光是缘自我们受到父母或所在社区人们的影响。 其实社会科学，就有许多统计数据支持或引导社会的资源分配，这些资料是科学的，但也会让人对研究的目标人群产生预设立场。比如，数据可能表明，某些群体学业和职场成功的比例不高，那这个社区需要政府发放更多的人员和教育的资源、并且房屋贷款的利率要低一些。这些政策要靠这些数据去支持。 但是，这些数据也给了这个社区以外的人一个印象：该社区的人素质差一些。无论你怎样用历史或政治原因去解释，这些数据的确清楚地显示出，该社区的人需要帮助，政府要出于公正去帮助他们。同时，在人情上，你很可能把这个社区或族裔看低了，居高临下地用爱心去补偿他们的不足。每个人其实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做了一个价值判断：他们能力不足。 每个人都有这类判断，放下心里，无可厚非。只不过最好尽量在行动上，不要在遇到某一个个人时，就立刻将对上述整体的负面印象套在该员身上。 王：这对他不公平。你可否给些例子。 岑：我说一段亲身经历。话说24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女医生。二十来岁，真是风华正茂。当然也有二十来岁的人的面貌，没现在这么稳重，眼神没这么专注，等等，这都是正常的。时年二十六岁的我作为住院医生，人又矮一点，瘦一点，很容易被作为亚洲女人的典型来看待。在美国文化里，亚洲女人似乎温顺一些。如电影和舞台剧《蝴蝶夫人》、《西贡小姐》，亚洲女性主角，都是被动角色，尽管它讲的是爱情。但无可否认，这类题材给观众或社会造成一个印象：亚洲女性柔弱。 我作为一个住院医生去查房，这些病房里的病人绝大部分本来不熟悉的，等于是一个陌生人去接触他们。但就算我和同样年龄的医生一起进去，他们会当我是护士。如果是我和一个护士就算是男性的护士进去，他们诉说自己的病情时，眼神也主要落在那个护士身上而忽略我。我作为高年资（三年）的住院医生，要带教一年或两年的住院医生。但病人仍然会对那位一年的住院医生倾诉，这种情形我屡见不鲜，却很无奈。 王：那你要花很多心思、心机去改变这种状况，要说服病人令到他对你信任，把医患方面的关系端正过来。 岑：我至今依然不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反应，才能使病人知道我角色的不同。但我会主观上先在内心提醒自己忽略病人的这些交流方式，而注重在继续采集病情分析病情上面。可是，慢慢地我不需要提醒自己了。不过呢，不再需要在理智上说服自己之际，这也就是已经成为我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我已经预计病人会这样看我作为医疗团队的辅助角色而不是主导，而这个预计日积月累会引起我心理上的疲倦。 王：你宁愿把精力和心思花在促使病人康复上面，而不想令到这个困扰自己。但事实上真是有这么一个负累。我很想跟你探讨一下如何消除上述偏见，或者怎样能够做到医患关系正常。 岑：我刚才说作为一个年轻医生，我走进病房时，病人会不把我当作诉说病情的对象。而我身为医务人员就觉得，自己应该秉持医护人员的爱心，而不是考虑个人的感受。另一个例子，是我做第三年住院医生时的故事，那属于医医关系了。 话说我们医院有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医生，80多接近90岁了，他早已退休，但很热心教学。他认为新一代医生不够注重利用听诊器去做心脏病的临床诊断；甚至很多时候听诊器已沦落到光是数一下心音，和笼统把心杂音归为收缩期杂音或舒张期杂音就算了，而不是从这心音里面辨析是否心衰，或心脏哪一个瓣膜有哪种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微细的分别已经较少列为教学重点。可以说现在的教学医生，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床边的物理检查常常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内容了。时代早已到了用影像学的手段，比如X光、B超、CT、MRI等已广泛使用。 王：这令到临床医生不需要仅靠听筒去听了。 岑：所以医生进行体检的能力就萎缩了。但作为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一生致力于且他引以为自豪的是：能够不靠这些影像，而实时面对面他就已经有很详细的诊断，能够判别例如这是主动脉瓣的漏，或哪一种程度的狭窄。她认为一个医生无论现代医学技术多么发达，其能力都不可以在体检方面放轻了分量。 老医生当时已退休多年，但仍然坚持每星期回医院一个下午来病房，住院医生有时间可跟着他去心脏病区查房。逢星期三下午，他会查大概二十个病人的房。他的听诊器让他自己听的同时，有一个扬声器可以在房间里让大家都听得到。他就一边听一边分析，这个第一心音第二心音之间隔了多少才出现的心杂音，表示这个心瓣膜是什么病变，其严重程度又如何。娓娓道来，兴致勃勃，如数家珍。 我作为第三年的住院医生就比较多时间，我可以参与这种跟我自己的病人无关的查房，那是旨在增加我自己的知识储备，而不是为了当日的工作。我觉得特别幸福，身为第三年住院医生而且已决定日后做心血管的专科医生，每逢星期三就像跟尾虫一样跟着这位老医生。这一次我迟到了，觉得很不好意思，人家查房都接近尾声了。于是我走上前对这位耊耄之年的老前辈说：不好意思，我来迟了。他答道：不要紧，我们随时都很欢迎有妳这个年轻美女加入的嘛！ 他对我很亲切地这么讲了一句。语调很和蔼。他的初心和他实际上做出的效果都是让我开心。但听的人都会有个感觉，就是他着重在我的年龄和外貌，用赞扬的形式其实把我的位置、职业角色放在次要的地位。 王：如果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医生走进来，他大概不会这样说，赞“靓仔”可能不适当。 岑：女性会愿意接受赞誉多一些。因为男人赞扬女性，男人为女士开门，每天我们会遇到的。但在职业角度我觉得这是对我工作角色的一种忽略。妳刚才说，男医生会不会呢？其实男性的医护工作者，他也会遇到他的职业角色被放在他的外貌之后的。 王：给一个例子。 岑：这是在门诊与我形影不离的拍档护士John的故事。他是一位才二十多岁的白人青年，而且很靓仔。那次他准备给一位老年女病人做心电图。因为做心电图要脱衣服，起码脱外衣，John就对老太太说：请妳除掉外衣。想不到对方答话道：那敢情好，已经许多年没有一个俊俏的小伙子要我脱衣服了。 当时我想John会觉得这种话不妥，我就跟病人说，不好意思，我跟John出门口，我们有些事要商量。走到门口我就对这位护士说，刚才的情况你觉得需不需要你自己出声呢？我的意思是：如果需要出声该是他出声，因为他是病人评议的对象，尽管在医疗的执行次序上，我是给指令的，他是执行指令的。不过他受到非职业的对待，出面讲话应该不是我。基于这种考虑，我就问他想不想对病人说什么；他说，算啦。我回到房间里对病人说：我们现在为妳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让我们集中在关于你健康上的需要，好吗？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因为年轻特别是相貌悦目遭到不公平的对待。这里的“公平”是从职业角色这个角度。当然，如果是在社交方面，职业以外的场合，被称“甜心”，我会觉得很开心，就算是陌生人，叫我“蜜糖”，那也很受用。这说的是社交场合。如果男人以绅士风度帮我开门，那也很好。但在职业上，我觉得尽量不要把性别掺和为宜。 王：无论性别种族肤色如何，能力最重要，因为人家把健康交给你。 岑：有人以为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该考虑文化背景。其实相反，医学有许多社会科学的成分，文化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很需要要研究的。 有许多医学院将一些少数族裔招生时考虑的分数降低，其他方面的要求也略为放宽，藉此希望做到相应的少数族裔的社区里，有足够的相同文化背景的医护人员提供服务；在多元文化的地区，医生的族裔比例与社区人口各占有的份量相似。不过，这样的招生政策，如今越来越多争议。 在美国种族的界定、种族的偏见、不公平的现象曾经非常明显，所以六十年代平权法案是非常需要，否则到现在不会有这么多少数族裔专业人士。但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大学招生平权就属于有争议的题材。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我要说的是，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就在这些人权法案、政策得到了反映。 讲起文化背景，还有一个例子。是我应邀参与一位九十岁韩国病人K的会诊的故事。某日，我院内科医生C提出心脏科参与K的会诊。我去到病房时，C医生正在和病人家属谈话，护士也在场。他们谈的是这个九十的老人家，出院后直接回家还是先去物理治疗的疗养两三个星期。K的女儿表示她一定要接母亲回家，说她一定搞得掂。 虽然我们医护人员认为因为病人衰弱，现在回家的话在健康安全上是个问题，家人对其给予照顾的广泛性也无保障。但如果先疗养一段，过个十来二十天，病人强壮得多了，走路不容易跌倒了，用药数量也少些了，那时她就可以安全回家了。K的女儿本来跟C医生正谈着，C医生说了病人去疗养的好处，但病人女儿没有正面回应他，而是转向站在一旁的护士，那是一个菲律宾护士。 病人女儿说：”你知道我们亚洲人啦，我们当然不想自己的亲人去疗养院，他们不懂亚洲的文化，他不明白的。其实我找个亚洲的主诊医生好一些。” 她就这么公开的面对面的对着那个白人主诊医生C这样说，等于宣称：你不适合我们亚洲人。 这个讨论我起先不在场，加入后，病人的女儿觉得有更多亚洲人在场，心里猜想新来的这个岑医生一定认同她，她首先跟菲律宾护士说时口气已经很淡定，有把握得到对方认同。我加入使其气场大大增强。 她说罢我还没想到如何反应，C医生就说：”你们再考虑吧，不要紧；我如果下午有时间，回来再讨论好了。” C医生离开了房间。我留下来问了一些病人心脏的问题就也走了出去，看到房间外那位白人C医生在计算机上用口述机纪录病例，我说，这真是个难题哦：医学上病人需要疗养；文化上病人及其家属打算直接回家。C医生答道：”我觉得让人歧视了，很突兀。” 而我压根没料到他这么反应。可见白人男人受歧视常常没有人替他鸣不平。而我跟他作为同行之间的对话，固然有互相疗伤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认真思考，几乎对解决问题没有什么作用。 王：如果你当时是主诊医生，究竟你会不会当场回击病人K的女儿？也许不会吧。 岑：C医生，作为白人，可能是第一次由此得知，亚洲人文化里家人常常很希望亲人能回家；事实上年纪大的母语非英语的亚洲人，在疗养院不一定会得到最好康复，因为九十岁的老人是新移民，物理治疗和每天几个小时的锻鍊中，英文交流未必顺畅。这倒是很实在的考虑，不能简单说你们这些总是避开疗养院的少数族裔文化过时了。 偏见每人每天都有，难以避免。只有歧视，才是应力求避免的。坦承交流，例如今天我们两人的聊天，听众如果有共鸣，是一个很好的改进机会。 王：多讲讲，有好处。 岑：我先前说到的门诊老太太赞年轻护士靓仔，表明她很有活力和有情趣，社交场合这样说完全没问题。医疗环境里面对男护士说“很久没有男人要我脱衣服”就有点不妥。 九十岁韩国病人那个故事里，虽然病房里我们四个亚洲人都在讲英文，但很自然地白人医生C成为少数，K病人的女儿那样说伤害了C医生。如果套用大陆中国外交部常常抨击美国政要的所谓“不当言论”的说法，叫做“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位“韩国女儿”就是严重“伤害了白人主诊医生D的感情”。 王：K的女儿其实可以给一个机会，令C医生知道她的文化。不要说他不明白你，先自问你有没有让他明白。 岑：是的，信息的交流很重要。但如何交流又是一个要讲技巧的事情。她不应该转向菲律宾护士诉说，她应该直接对C医生讲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文化是想接母亲回家”，这才是恰当的做法。 王：我也遇到过让亲人出院后回家与否的问题。医生评估我们的能力，我们向医生解释，医生接受了。只要说清楚缘由，而不是一开始就顶牛，便可解决问题。 岑：我那位德高望重的接近九十岁的心脏教授，他十多岁时，美国女人才开始投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女人大规模投入工作，不再是家庭主妇，这个距离他当医生又有一段时间。那时，“靓”和“后生”已经是对女人最高的评价。 再说另一个故事。我有个女病人，80多岁，来自中国大陆北方。要做心脏搭桥和二尖瓣手术。我向其推荐一位专做这种手术的同事，特别在修补二尖瓣水平很高。病人很乐意地接受了。但后来其女儿在网上一查，来电向我表示不想那位医生接手。实情在于那位医生是黑人男子，胖子。我很容易就洞察她的想法，但却不便说破。 相信这位病人一家原来移民到美国东北的居住和开餐馆的几十年里，那个社区教育水平差些，犯罪率高些。在他们一家退休后搬来佛罗里达之前，已经对那里的黑人有第一手资料的认识，而不仅是书报文章里的一些统计数字。于是我就帮她介绍了另一位医生，因为我觉得这不是进行社会教育的时候，第一这不是我的角色，第二，我要让病人用最舒服的方式去接受好的医疗技术方面的服务。 王：我觉得这是病人的决定，但也可看到，病人的决定并不是因为这个医生。少数族裔在美国生活，多多少少因为受到偏见而不满。但相反地如果自己也去歧视人，这不对。 岑：这是一个大家都会得益的讨论。值得作为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坦承对话。 王：理性的讨论可以带出一个温和的环境，任何冲突都可以化解。 岑：你提到环境这个词很重要。各种场所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就算我可以从医生的角度化解，不一定我的秘书或前台的工作人员认同，他们作为在医学学术的阶梯上和工作安排的等级上属于较低的一个，收到病人的不礼貌待遇，就算她发出异议，反而可能被病人投诉，以致可能连工作都丢了，因此会有很多顾虑。相反，如果我直接跟病人说，我不会丢了工作。问题是，我指正病人一辈子就有的偏见甚至歧视，就不再是作为医护关怀的角色，是否合适呢？这值得商讨。 考虑到医院和医生诊所这个大环境，让每个员工不受语言和行为的伤害，作为医生我应该指出病人和家属出格的地方。也就是说，那一个时刻，我有角色的冲突：我首先是作为病人利益的保护者，要容忍甚至原谅他的一些不正确的行为；但我另一个角色就是在工作场所这个职业阶梯上我是属于高一些的，应该出声为一些自感无声的人出声。如何维持一个平衡，既不损害病人自尊，不放纵导致不友善的工作环境，伤害到自己和其他员工。 还有一个例子。我一个同行不是心脏科的，我们都在这医院差不多二十年，所以很熟的，有一天他拍拍我肩膀，“你可不可以帮我看看我的舅舅。他原来的心脏医生退了休，现在需要一个心脏科医生。我觉得你合适，我很疼这个舅舅的。” 我就安排了见了他舅舅。 过了一两个星期，我同事说岑医生，我舅舅很喜欢妳，说妳是个很好的医生。不过，妳知道吗，之前我介绍妳给他，他问了一句，这医生是不是像我以前的医生那样？我答说，“她不是白人，也比您以前医生年轻多啦”。舅舅好像有点小失望呢，唉，我这舅舅。 我听罢，对我同事说：你舅舅觉得满意就好，如果他想继续做我的病人，我会很乐意继续做下去的。可是，同时我内心就觉得，如果这位同行事先告诉我关于他舅舅的偏见，我就一定会迁就这个病人的感觉，会说其实有医术很好的白人心脏医生可以推介。 倘若我那样另请高明代替自己，会不会令这位同行的舅舅更舒服一些呢？而且我也不想走入一个本来人家已经不喜欢我（的背景）的医患关系啊，谁想为自己增加头痛呢？ 事先知道这位病人的偏见的话，我就对他有了负面的评价。我会认为他就是一个带有偏见的人：关于他的偏见，我有了偏见。 但想深一层，这个老人家一辈子就居住在佛罗里达。方圆一百里内都很少见到不是白人的人，更不要说一个亚洲女性。一旦他要把生命交托给一个完全不符合预想的医生，他对他外甥女的诘问岂不是很自然的吗？这完全可以谅解啊。因为他的生活经历这样，他的社会联系这样。 王：这个应当是大家互相体谅，或者经过这个接触，其实可以化解。以后他一听到中国或者亚洲，他一定会特别留意。只要能开怀讨论，大家增进了解。 岑：他能够通过我而认识到，除了白人男人医生之外的其他医生也很好，这就是非常好的结局。可是，如果他更进一步说：“我最锺意亚洲人了，你们亚洲人特别聪明细致。” 这就过分了，虽然可能他觉得这样会令我开心。因为对人的能力判断不是基于对其职业表现，而是基于人种，就算是夸奖也不合适。 王：这样也过激了一点。 岑：有的病人就是这样的。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快，个别病人就对我说，“中国人就是厉害，他们政府就是顶呱呱。起码比我们美国两党争执不下好。” 我会马上说，我们现在集中讨论你的病情吧。 王：是啊，平衡啦，不可以偏颇。 编者按：岑瀑啸医生，出生于中国广州医学世家，1992年中山医科大学六年制医学系毕业后赴美，并于1995年到1998年在纽约大学医学院附属的LenoxHill Hospital（该医院现附属于北岸大学）任内科住院医生，之后的1998年至2001年，在费城天普大学医学院（Temple University Hospital）任心血管专科住院医师兼内科带教导师（ClinicalInstructor）。 2001年起担任佛罗里达医院心血管专科医生及佛罗里达中部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至今。岑医生拥有美国内科、心血管和心脏移植等专科认证，以及Creighton University的医学伦理硕士学位，她还是该医院的“医学伦理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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