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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丰的云南情人刘素娟（图右白衣黑裙长发女士），常常来传习馆，跟师生们很熟稔 【8】彩云之南，爱情生长 没有任何知情人和资讯透露，田丰和单显丽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分手。在一个人漫长的人生中，有人进入、有人退出，不过是生命的常态，惟愿相伴的时光足够美好。 单显丽之后，云南女人刘素娟，走入了田丰的人生。 刘素娟曾就读于云大中文系，面容娇美，身材苗条，仰慕、追求者众多。 云大毕业后，刘素娟到云南电视大学任教，她尝试文学创作、拍电视剧，无奈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均未取得期望的成就。再后来，她的婚姻也解体了。 云南似乎成了刘素娟的伤心之地，思来想去，刘素娟决定北漂，到更大的舞台，寻求机遇，展示才华。 但去北京闯荡，刘素娟举目无亲。她找到昆明朋友成洪平（云南音乐人），成洪平慷慨解囊，把自己在北京的朋友圈，列了一份名单给刘素娟，而音乐家田丰，即在名单之中。 到了北京，刘素娟给成洪平的朋友们打电话。她挨个打过去，可是，要么打不通，要么无人接听。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她快要陷入绝望时，音乐家田丰的电话，意外地接通了。田丰听说是好朋友成洪平引荐，欣然应诺，跟刘素娟见面。 在北京“基辅”俄罗斯餐厅，田丰和刘素娟相约见面了。 一见如故，刘素娟完全被田丰大音乐家的气质所迷醉，而田丰，也被刘素娟的美貌、灵秀所倾倒，爱情似火，迅即燎原。 刘素娟原本打算北漂，而田丰跟她描绘渲染的，却是彩云之南的音乐理想。不知不觉，刘素娟被田丰的音乐理想深深打动，决计返回云南，跟田丰一起创办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 施万恒（传习馆老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传习馆，见到刘素娟的场景。 1993年11月26日，施万恒和一些民间艺人，在田丰老师的带领下，从红河州的石屏、建水，赶往昆明的传习馆。那时，传习馆尚未正式开学，他们是第一批师生。 他们坐的车路过玉溪市通海时，天已不早，田丰从身上掏出200块钱，交给施万恒，说：晚上到传习馆，你们吃的还没安排好，你先去买点菜！ 车子抵达楸木园（传习馆最初的地址）时，施万恒第一眼便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少妇，拿着一块砖头，吭哧吭哧，在磨着新买的大铁锅。 这幅突然出现的场景，确乎有些惊艳。多少年以后，施万恒依然历历在目。 这个女人，就是刘素娟。 那时，刘素娟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传习馆的工作，她对田丰、传习馆的未来，充满着憧憬和期待。某种程度上，她也将自己的未来，跟田丰和传习馆捆在了一起。 在传习馆筹备、以及初办的几年，刘素娟通过自己在云南的人际关系、个人能力，对传习馆帮助良多。包括楸木园的馆址，也是刘素娟找的。 当时，外界对刘素娟颇有风言风语，议论她：一、利用了田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在田丰那儿捞了不少好处。 但知情人何真（云南女作家）认为，这对刘素娟并不公平。以何真的观察，刘素娟在陪伴田丰的那些日子里，对田丰的感情，是忘我、真挚、全身心付出的。 有一次，刘素娟曾在朋友面前痛哭流涕：我对田丰付出了那么多年的青春，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了。我在传习馆一年中所付出的心血、体力以及压力，相当于平时的十年！ 这些爱与付出，田丰当然深有体会。反过来，田丰也常常在众人面前夸刘素娟能干，对她百般宠爱和呵护，哪怕是朋友，不知趣地评论了刘素娟的不是，田丰说翻脸就翻脸。 刘素娟的性格，不同于单显丽的温柔、小鸟依人，她秀美的脸上，常常浮现出清高、傲慢，做事有些强势，这大约也是漂亮女人的通病。她以田丰代理人身份出现后，不得不说，好多先前常常跟田丰在一起的朋友，跟田丰渐渐疏远。 刘素娟有梦想、有追求，她曾经被田丰的伟大理想所感染，坚定地投入了传习馆事业。但几年下来，无论她怎么努力，传习馆越来越暗淡的现实，使她梦醒了、梦碎了。 刘素娟或许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她同时也是个现实主义者，至少，不是像音乐家田丰那种，可以为艺术殉道的人。 因此后来，刘素娟在看不到传习馆曙光的情形之下，选择抽身离去，可以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选择。 一个晚上，传习馆的几个女孩，偶然路过田丰的房间门口，听到田丰的房间里，传来激烈的争吵。好奇心驱使着她们，悄悄地蹲在房间外的墙根下，屏住呼吸，清晰地聆听到了房内的冲突。 刘素娟：你为了这些穷孩子呆在这里值得吗？田丰，你跟我走！ 田丰：不行，这些孩子是我一个个从山里挑出来的，我怎么能说不管就不管了呢？ 刘素娟：你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却去管这些农民的孩子，你脑子进水啦？ 田丰：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怎么能撒手不管，跟你去美国呢？ 刘素娟怒气冲冲：你到底走不走？ 不走！田丰斩钉截铁地回答。 砰！刘素娟摔门而出，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刘素娟的决然离去，给田丰带来了沉重打击和伤害，因为田丰深爱着她。但当刘素娟和传习馆只能做一个选项时，田丰终究选择了传习馆。尽管万般不舍，田丰还是托福特基金会，帮助刘素娟去了美国。 从此，田丰和刘素娟，天各一方。 多年以后，刘素娟从美国回云南昆明，此时田丰已去世。何真跟刘素娟通电话时，提及云南省酝酿复建传习馆的事。电话那头，刘素娟半天没说话，而后忽然失声痛哭。 刘素娟哽咽说：如果需要，我愿意为人们记得田丰，做一些事情。 此前，田丰在云南有了情人的消息，早已传回北京，传到夫人梁宝珍的耳朵里。 梁宝珍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当年倾慕田丰的音乐才华，以及感动于田丰对女人的百般呵护，嫁给了田丰。田丰在云南有外遇的消息传来，她跟田丰大吵了一架，以至离婚。 但事后，一位闺蜜安慰她说：田丰怎么能这样呢？ 梁宝珍想了想说：下辈子如有选择，我还是选择田丰！ 梁宝珍学的是文学，她早已熟知，自古才子多风流，艺术家、文学家的创作灵感，很多时候源于爱情的荡气回肠，而不是婚姻的平静如水。时过境迁，她发现自己，从心底爱着、心疼着、包容着，田丰这个风流才子。 后来，当田丰病重回京治疗时，她依然守候在病床前。 传习馆优秀学员李怀秀、李怀福，在田丰去世几年后，荣获央视青歌赛“原生态唱法”金奖 【9】洋专家质疑，传习馆雪上加霜 早在1994年，美国福特基金会首席代表托尼·賽奇，听说了田丰的传习馆后，对此项目很感兴趣，慷慨资助了五万美元。 次年，云南和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合作的第一期项目完成，国际专家来昆明评估交流。 在交流座谈会上，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与会的洋专家们，对田丰的传习馆模式，几乎一边倒地，提出质疑和批评。 洋专家说：“传统文化没法保存，它必然会自生自灭。” 田丰反问：“贝多芬是不是你们西方音乐的代表人物？算不算你们的传统文化？” 洋专家：“当然也算。” 田丰：“那么，贝多芬的总谱能不能销毁？” 洋专家：“那不行，要保存。” 田丰：“贝多芬的东西要保存，为什么我们人民创造的东西就不能保存？” 洋专家：“现在的人是要变化的。” 田丰：“是的，时代在不断变化。贝多芬的时代，跟现代的西方，也大不一样，所以你们现在演奏贝多芬的作品，诠释方式，与贝多芬当时也不尽相同。但是，他的总谱是绝对不能变的，总谱变了就不是贝多芬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比如，云南花腰歌舞有近100套，如果我们把它保存下来，通过音像、通过记录。这就相当于贝多芬的总谱。” 在一些洋专家看来，田丰传习馆所做的工作，是脱离文化源生地、在另一地域进行文化的保护保存，就像“把鱼从江河湖海里捞出来，放到金鱼缸里养”。 田丰据理力争：“我们要保存的，不是传统的生活习惯、组织模式、婚丧习俗等等，这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些必然会淘汰和消亡。 我们要保存的，是少数民族几千年形成的具备经典性的文化，比如工艺制作、刺绣、歌舞、祭祀，如果不自觉地通过学习来传承，随着商业和现代化的冲击，就会在原有的村寨，迅速湮没和消失。 传习馆把优秀的民间艺人，集中在一起交流、学习，至少是保留和传承的一种模式，或者说一种开拓性的实验。” 尽管田丰据理力争，但显然无法改变，洋专家们的既定观点。 第二年，美国福特基金会断然终止了，对田丰传习馆的项目资助。 福特基金会跟传习馆分道扬镳，分歧还在于：福特基金会的想法是，给你“输血”后，你自己形成“造血功能”，最后依靠自身力量存活。 而田丰传习馆所做的，是保护、传承民间“源文化”的纯正基因，需要持续投入经费。 按理说，田丰和传习馆所做的事情，应该由本国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来做，不是田丰一个音乐家的个人能力所能承担，也不是外国基金会的使命。 但对于一些崇洋媚外的官员、文化专家，以及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田丰和传习馆的人，洋专家的“金鱼缸”理论，正好授之以柄。 他们到处散布说，传习馆是田丰的私人行为，他只是一个文化个体户，政府支持他不合理不合法。 一时间，在云南舆论场上，对于田丰苦心经营的传习馆，令其自生自灭的观点，甚嚣尘上。一些曾经支持传习馆的社会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消极观望。 至此，田丰和他的传习馆，雪上加霜。 有一天，传习馆面临无米之炊，田丰把师生召集在一起，含着泪说：如果实在不行了，就请大家先回家，等我找到钱了，再请大家回来！ 田丰、何金星、杨丽萍（从右到左），曾经的好友 【10】田丰与杨丽萍的恩恩怨怨 邵晓勇（音乐学学者）对田丰颇有研究，他曾经困惑于音乐家田丰，与舞蹈家杨丽萍的关系，他说： “田丰为杨丽萍写过很多美妙的舞蹈音乐，但是现在谈及田丰，杨丽萍缄默不语，不知道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我曾看到过他俩的一张合影，在山坡上的一棵树下，两人背靠背坐在一起。” “背靠背”，而不是面对面，或者朝着同一方向，喻示着什么呢？ 杨丽萍，著名民族舞舞蹈家，云南大理人。1980年，她由云南西双版纳州歌舞团，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 在京时，杨丽萍谙知音乐家田丰的名声与影响力，常常去田丰家求教，算得上交往甚密。 1985年，田丰应云艺之邀到云南，创作了写实性音画作品、合唱组曲《云南风情》，大获成功。 此时，离开了故土云南的杨丽萍，或许缺乏创作的素材、土壤以及灵感，在京五年（1980~1985）并无建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舞蹈演员。 合乎情理的推测是，田丰扎根云南、在创作上的成功，影响到了杨丽萍。也或许，杨丽萍恰巧也在此时意识、反省到了，云南源音乐的价值，跟田丰不约而同。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是，杨丽萍回到云南，找到老相识田丰，请求为她创作一组具有民族风情的舞蹈音乐。 一般而言，田丰这样功成名就的大作曲家，不会去为舞蹈配乐。但田丰很欣赏杨丽萍的舞蹈艺术，在京期间又素有往来，便欣然答应了杨丽萍的委约。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即便一小段一小段的舞蹈音乐，田丰也精益求精，为此常常熬夜创作。 田丰为杨丽萍度身定做，先后创作了《雀之灵》、《火》、《雨丝》、《两棵树》、《秋叶》等近十部舞蹈音乐。 众所周知的是，其中《雀之灵》一炮打响，杨丽萍平生第一次获得全国性舞蹈大奖。迄今为止，《雀之灵》仍然是杨丽萍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 1986年，杨丽萍凭借《雀之灵》荣获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1988年，她被《北京日报》评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1990年，她在北京亚运会闭幕式表演独舞《雀之灵》。1992年，她成为大陆第一位赴台演出的舞蹈家。1994年，她的独舞《雀之灵》，荣获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 杨丽萍一举成名天下知，由舞蹈演员成长为舞蹈家。 后来，田丰创作的另一部音乐舞蹈作品《两棵树》，杨丽萍在1993年央视春晚表演，获得最受欢迎的节目、观众投票第一名。 显而易见，彼时田丰跟杨丽萍珠联璧合，进入合作的蜜月期。 后来，田丰的传习馆开学后，有一段时间，杨丽萍专门呆在传习馆，号称副馆长。但她并不负责传习馆事宜，只是跟田丰，在民族民间歌舞展开合作。 有一年，传习馆师生受邀到香港演出，田丰委托杨丽萍带队赴港。 田笑峰（田丰的儿子）回忆说：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北京，他对我说，这段时间他在与杨丽萍合作，利用他之前下乡采风时发掘整理出的音乐、舞蹈素材，为她创作一系列民族舞蹈及配套音乐。 按田笑峰的上述说法，当时田丰不仅仅为杨丽萍创作舞蹈配套音乐，还有舞蹈本身。对于舞蹈家来说，跳得好是能力和技艺，但跳什么、怎么跳、表达什么，才是舞蹈的灵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期传习馆资金不足、诸事缠身，田丰焦头烂额，创作时间、精力严重不足；导致杨丽萍的委约，一再拖期，让杨丽萍很恼火。 艺术观念上，两人也日渐分歧。有时候，杨丽萍的要求，超越了田丰的风格和个性，她激烈地批评田丰：你写的东西我没法跳；舞蹈要有呼吸，要有喘气；你的作品不适合舞蹈！ 于是，杨丽萍和田丰经常在录音棚发生争吵，到底是音乐服从舞蹈，还是舞蹈服从音乐，争吵之激烈，“到了几乎出人命的地步”。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他俩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田丰有位朋友吕韧敏（北京作曲家），有一次大概是跟田丰电话聊天，田丰对他说：你的作品很好，得把它们留下来。我正在云南给杨丽萍录音，抽个两天时间，顺便帮你录了。 田丰想得很简单，觉得大家都是朋友，可杨丽萍的录音预算本就紧张，哪有闲钱再插录一盘音带？于是，在录制吕韧敏的音带时，田丰、杨丽萍、吕韧敏之间，又发生了争执。 对于杨丽萍来说，这近乎是“旧恨未了，新仇又添”。 一气之下，杨丽萍买断了田丰为她创作的所有作品的版权，除了《雀之灵》、《两棵树》少数几部作品，被编成舞蹈外，其它作品一概弃之不用，永远打入了冷宫。 更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雀之灵》等经典舞蹈作品在表演时，舞蹈音乐的作曲者田丰的名字，却在创作署名中不翼而飞。 田笑峰说：“我父亲跟我聊天时，总提起杨丽萍，对她的舞蹈艺术，大加肯定，来往也甚密。但父亲因病住院的半年及他病逝后，我们家从未得到过任何来自她的慰问讯息，我为父亲感到难过和遗憾。” 田丰生病、去世前后，杨丽萍将传习馆的优秀老师、学员，招入了她的舞蹈学校，传授烟盒舞、海菜腔、绿春神鼓等少数民族经典歌舞。同时，倚仗传习馆的师生班底，着手打造大型歌舞剧《云南映象》。 要是说得不客气一点，田丰耗尽晚年精力、心血，挖掘、保护的云南少数民族优秀歌舞，杨丽萍不费吹灰之力，照单全收了。 2002年，非典发生，杨丽萍通知原传习馆师生先回去，等非典过了再回来。但此后，绝大多数师生没接到返回的通知。 据说，杨丽萍后来亲自去少数民族村寨，招来一些俊男靓女，依照原田丰传习馆师生的歌舞，加以创作、包装，变得更有舞台感染力。至此，《云南映象》赫然出炉。 原传习馆师生被遣散回村寨后，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台演出，直到《云南映象》引起巨大轰动，他们其中有流落在昆明的学员，才去看了这场演出。 那位学员看完演出，评价说：杨丽萍的《云南映象》，百分之八十是我们传习馆的东西。 范建华（原云南省文化厅副厅长）直言：《云南映象》中不少节目，如神鼓、打秧鼓、花腰彝等，直接源于传习馆的节目。 邓启耀（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曾参与《云南映像》创作）：《云南映象》主体音乐和舞蹈，是传习馆熟见的各族民间歌舞精粹。遗憾的是，当掌声雷动的时候，似乎没有人记得，或愿意提及田丰先生。 毛杰（云南油画家）：杨丽萍的《云南映象》走红后，所有的光环都戴到了她的头上。实际上，云南人都很清楚，她本人就是田丰团队中的一员，《云南映象》早期排演阵容中的演员，全是田丰一手培养出来的。从历史延续关系来看，创始人应该是田丰。某些人不说、不提，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普德明（云南音乐人）：某人拿来主义，把田丰老师用命换来的成果占为己有，这个事实云南文化人都一清二楚，现在应该是让大众知道真相的时候了。 刘晓津（《传习馆春秋》导演、昆明源生坊创办人）：杨丽萍的《云南映象》扩大了云南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商业包装的东西，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味道。这是从田丰传习馆衍生出来的作品，遗憾的是，在商业获益后，并没有回头保护能够衍生的土壤。 一位传习馆学员：杨丽萍依托传习馆资源，挣了很多钱，洱海边的别墅都花了3000多万，如果能拔出九牛一毛，把田丰传习馆办下去多好啊！一来，对她的个人声誉大有好处。二来，保护和传承民间源文化，也为她今后的作品，提供灵感和人才支持。 ------ 这些批评，或许只是旁观者的一厢情愿。在笔者看来，田丰和杨丽萍都是有追求的艺术家，但他们的个性又有所不同，田丰更理想主义，而杨丽萍更商业化。 从旁观者看来，杨丽萍是彻彻底底地受益于田丰的，她最重要的作品《雀之灵》、《云南映象》莫不如此。没有田丰，很难说，杨丽萍会成为如此成功的舞蹈家，名利双收。即便不说田丰是她的恩师，但至少可以说是，亦师亦友。 但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思维方式不一样，我们假设当事人杨丽萍，以艺术商人的思维来解读呢？ 一、田丰和杨丽萍之间，是合作者的关系。田丰为杨丽萍创作的《雀之灵》等作品，她都付费购买了版权，不存在谁欠谁。 二、并非田丰主动把传习馆的资源，馈赠给了杨丽萍，杨丽萍干吗要感恩田丰？而是田丰去世了，杨丽萍捡了个便宜而已，就像天上掉馅饼，砸着她杨丽萍了。 三、《云南映象》并非全盘照搬传习馆的歌舞，而是进行了更具舞台表现力的艺术改造。而这，是杨丽萍靠自身能力打造的。 从世俗意义上说，田丰是失败者、杨丽萍是成功者，而成功者是站在失败者的肩膀上成功的。商业解读即便能够自圆其说，但从心理上来说，饮水思源、知恩图报，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伦理和价值观。 因此，在云南文艺界已经开始反思（对田丰先生感到歉意、乃至忏悔）之时，田丰和传习馆最大的受益者杨丽萍，却对田丰只字不提，着实有些触犯“众怒”。 我们不知道这些逆耳的声音，会不会触动杨丽萍，但我们注意到，杨丽萍的新作品《云南的回声》，宣传语上标注为“大型衍生态打击乐舞”，这跟《云南映象》的“大型原生态歌舞”，已悄然变化。 显然，杨丽萍心里比谁都明白，“原生态”属于田丰和他的传习馆。 而“衍生态”之于“原生态”，犹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昆明鸿运公司老板夫妇，原是合唱团成员，仰慕田丰的才华。下海经商后，不忘心中偶像，每月赞助传习馆一吨大米。图为传习馆师生，欢迎鸿运公司的运米车。 【11】3883亩山地：希望之光？祸乱之源？ 1998年春节，传习馆师生都回家了。山坳里的传习馆，夜色清冷，田丰独自在院子里徘徊，孤独而凄凉。 北京他已有家难回，不久前与结发妻子黯然分手，此刻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近的人，他在孤独中沉默着。想想年后，还有许许多多艰难的事情，摆在面前，他的心情愈发沉重。 此时此刻，外界也没有完全忘掉田丰和传习馆。 传习馆迁址离昆明不远的安宁市之后，安宁市政府出于对保护民族文化的支持，划拨给传习馆3883亩山地，使用权70年，用于传习馆的扩大和发展。 当然并不是无偿划拨，只是低价，传习馆大约需要支付100多万资金给政府。 无论如何，这3883亩山地，给田丰和传习馆，燃起了希望之光。 田丰规划在传习馆的基础上，再建一个“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区”。在保护区内，云南26个少数民族，各有自己原始风貌的村寨、建筑。村民按照本民族的习俗，生产、劳作、祭祀、歌舞、工艺制作、节庆等等。 田丰发表文章《巴厘岛模式和云南传习馆模式的区别》，在他的设想和愿景中，这个梦境般的“伊甸园”，远超美国对印第安文化的保护、印尼巴厘岛的保护模式，它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活化石博物馆。 田丰满怀激情地跟传习馆师生，畅想着未来的场景：保护区内有各个民族的村落，你们今后就将在这些村落里生活，生活则按照你们传统的方式进行，你们负责将本民族经典的文艺，保存和传承下去。保护区就像一个现代化工厂，只不过一般工厂生产物质财富，而我们生产精神财富。 田丰带着这份规划和愿景，四处奔走，寻求志同道合的支持者、合作者。 然而，田丰乌托邦般的理想，未能得到社会的积极响应。相反，传习馆账户上仅有的12万元，本是维系日常开支的，却作为山地款的一部分，支付给了安宁市政府。 传习馆刚刚重现希望，却又陷入困境。 田丰奔走于北京、昆明，他向文化部、中央乐团以及亲朋好友，乃至省级以上部门不断反映情况，渴求得到帮助，无奈奔走和呼喊，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应。 每次，田丰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传习馆，他内心的无奈、心酸、不甘，都只能自己孤独地承担。这些疲惫、孤独、悒郁，持续地折磨着他，为他不久以后的病故，埋下了隐患。 希望总是跟绝望交织着，这一年的11月，全国人大酝酿立法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科文委员来云南做立法前调研，专程参观考察了传习馆。 田丰甚为激动，他对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超前意识，可以说，终于得到了国家意志的认同。 全国人大调研组一位官员讲了话，对田丰和传习馆高度评价，他说： “现在了解传统文化价值的人是少数，多数人确实还不够了解。可是当多数人明白过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可能已经没了。你们在这个时间差中，做了艰苦卓绝的开拓性工作。如果没有少数人做这个工作，一缕生机谁来延长它？如果一旦这根线断了，等到全民族都觉悟了，说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没了，哭都来不及------” 这位全国人大官员，高瞻远瞩，说得很好。云南省的有关官员们也在场，都听到了。可是，很遗憾，全国人大调研组浩浩荡荡地走了，传习馆的困境，依旧无人问津。 就在这时，一位朋友介绍田丰认识了，云南山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荆林。荆林对于建设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区，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山林公司跟传习馆一拍即合、达成合作，双方共建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区。先期，山林文化公司每月投入3万元，保证传习馆师生的日常开支。 这场合作，后来被证明，对于田丰和传习馆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多以后，正是荆林及其山林公司，对田丰和传习馆，发起了致命一击。 事后看来，或许，荆林只是对传习馆的3883亩山地感兴趣，谁知道呢？如果果真如此，那么，3883亩山地对于田丰和传习馆来说，就不是希望之光，而是祸乱之源了。 田丰和荆林的合作，悲剧几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田丰和荆林对这场合作，抱着完全不同的理念，田丰满怀文化理想，荆林只想追求商业。二、山林公司负责投资，但以荆林当时的经济实力，完全不足以实现双方合作的目标。 但当时田丰和传习馆的窘境，容不得对合作对象，从容考察、挑挑拣拣。只能病急乱投医，或走一步算一步了。 再说，国家层面不是已开始重视民族文化了吗？也许，眼下传习馆的困境、不堪，都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呢！ 在田丰殚精竭虑、奔走于希望与失望的年月里，传习馆尽管举步维艰，但还是维系着基本的运营，包括国际民间艺术交流。 1997年，传习馆五人，应邀出席了法国“圣佛朗”艺术节。 同年，传习馆十人，出席日本“东方”音乐艺术节。 1998年，应香港舞蹈家许淑英之邀，杨丽萍带领传习馆全体师生，到香港演出。 1999年，传习馆两位民间艺人，受邀前往美国，参与了拉尔夫·莱蒙大型现代舞的创作，以及在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剧场的演出。 ------ 田丰和传习馆师生在一起 【12】风雨飘摇，师徒反目 道不同，不相与谋。 有关传习馆与山林公司的合作纠纷，山林公司反戈一击，导致传习馆凄然关闭，下节再详述。 因为在这多事之秋，又发生了一件攸关传习馆生死存亡的事。 这件事的起因，说起来，也跟山林公司有关。传习馆跟山林公司发生纠纷后，山林公司便中断了，支付传习馆运营的费用，传习馆又一次陷入资金断流。 就在此时，何金星（玉溪水松纸厂厂长）偶然在电视台朋友那里，听说了田丰及其事迹，深受感动。随后，他二顾茅庐，拜访田丰。 相比荆林，何金星的经济实力要强得多，而且他很有文化情怀，愿意支持田丰的事业。但传习馆跟山林公司有约在先，何金星不便直接插足，只能“曲线救国”。 何金星和田丰经过商量，成立了另一家实体：玉溪田丰音像公司。何金星投入了180多万，购买音像设备。他们的计划是，音像公司录制一些民族民间音乐，挣一些钱，反哺传习馆。 何金星的“从天而降”，又让田丰的事业、理想，重燃曙光。 此时，田丰的大部分精力，将转向音像公司，传习馆一时很难兼顾。 但田丰并不想遣散传习馆师生，好不容易把这些民间艺人，像大海捞针一样找出来，在一起培训了7年，如果这时候让他们四散回乡，以后再聚起来，恐怕就不容易了。师生们在传习馆这些年，也没挣到钱，回到村寨，家人也未必肯让他们再出来了。 恰在这时，又一位合作者登门了，他是云南旅游歌舞团团长王红云。 王红云说，他很看好传习馆的原生态节目，可以让传习馆师生，跟随旅游歌舞团演出，以缓解传习馆燃眉之急。 许多年以后，施万恒回忆起，当时田丰带着他，去观看、考察旅游歌舞团的节目，看到男男女女抱着在地上打滚的场景，田丰当场就不屑地骂了一句：无聊！ 尽管很不屑，但田丰当时已别无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让传习馆师生去旅游歌舞团暂时过渡，比遣散他们回村寨，还是要好，毕竟团队还在一起。 田丰万般无奈之下，跟云南旅游歌舞团签了合约：传习馆师生去旅游歌舞团演出，由旅游歌舞团负担他们的生存，期限为一年。田丰期待，一年后，经济状况好转，再把师生们接回传习馆。 但田丰的良苦用心，传习馆师生并不理解，或者未必相信。 那个阶段，田丰忙于音像公司筹备和开业，跟旅游歌舞团谈判，无暇顾及传习馆内务。留守在传习馆的临时负责人，反馈给田丰的信息，一切如常。 但事实上，山坳里的传习馆，早已暗流涌动，甚至于阿牛等学员，已经鸡飞狗跳。 在一部分传习馆师生看来，田丰两三个月不回传习馆、将他们签给云南旅游歌舞团、在玉溪成立以田丰名字命名的音像公司、音像公司开业不邀请传习馆师生参与，种种迹象表明，田丰一定是抛弃传习馆、去开自己的音像公司了。 传习馆有的师生，自始至终跟着田丰七年，没能实现田丰当初招生时描绘得那般美好前景，觉得自己除了学了些唱歌跳舞，一无所获。他们虽然跟田丰感情和信任最深，此刻也被谣言惑众，觉得田丰要抛弃他们不管了，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凉。 普美芳（传习馆学员）在多年后，接受笔者访谈时，认为那些完全是传习馆师生对田丰老师的误解。 我问：何以见得？ 普美芳说：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传习馆，到了昆明民族村上班。有一天接到田丰老师电话，他跟我说：你比较天真单纯，去社会上容易吃亏，如果民族村呆不下去，你就回来；现在是缺钱得很，但我会尽量找钱，把传习馆维系下来。连我一个离开了的学员，他都如此关心，那些跟了他七年的师生，他会撒手不管吗？ 但那个时候，部分师生对田丰的不满和怨怼，正日复一日地滋长、蔓延，却并没有一个通畅的沟通渠道，来解释和化解。 田丰忙着“曲线救国”，对这些变故毫无察觉，直到有一天传习馆师生，集体“打上门来”。 始作俑者王红云，点燃了师生反目的导火索。 接下来的经过，有刘晓津的纪录片、央视《东方时空》摄制组，做了无可辩驳的实况拍摄记录。 传习馆师生刚到旅游歌舞团，团长王红云就怂恿他们：你们要回去传习馆，把乐器和道具拿过来，田丰让你们出来讨饭，总得给个饭碗吧！ 按照常规，传习馆师生到旅游歌舞团演出，旅游歌舞团应当提供乐器和道具。如果实在需要传习馆的乐器和道具，王红云完全可以跟田丰合同约定，或口头协商。但王红云，却采用了并不常规的做法。 阿牛听了新老板王红云的指示，自告奋勇地带着师生们，回到传习馆。时传习馆大门紧闭，阿牛带领部分学员翻越大铁门、撬开房门锁，堂而皇之地进去搬东西。 传习馆留守人员赶回劝阻，认为拿走乐器、道具，应该经过田丰老师同意。部分跟阿牛来的师生也犹豫不决，当场表示，要先跟田丰老师联系，否则就是偷东西，是可耻的。但阿牛等人毫不在乎，坚持要搬走乐器、道具。 传习馆留守人员无力阻拦，只能拨打110报警。 警察到场以后，以一贯的和稀泥态度，说这是传习馆内部的事，你们自行协商处理。 事发当晚，王红云组织了传习馆师生开会，一脸严肃、“杀气腾腾”地说：你们明天早上8点，也不用练功了，所有学员、一个都不能少，全体去田丰的音像公司，跟他谈个清楚明白，然后回来，我跟你们签聘用协议。 在纪录片画面上，王红云的“用心良苦”，呼之欲出：你们所有人先回去，跟田丰彻底翻脸，然后再回来，我才要你们。 第二天上午，不管愿不愿意，传习馆师生集体来到田丰音像公司，“兴师问罪”。为了生存，谁敢违逆新老板王红云的旨意呢？ 应该来说，大多数师生，跟田丰和传习馆是有感情的，毕竟相处日久。他们进入田丰音像公司后，跟田丰面对面坐着交流，虽然语气中带着一些不满情绪，尚属于正常沟通的状态。 某种程度上，田丰也有些理解师生们的怨气怨言，毕竟传习馆走到现在风雨飘摇的地步，他作为创办者、掌门人，也难推其责。 田丰满怀善意地说：你们愿意去旅游歌舞团的，就过去跟他们签协议；愿意留在传习馆的，传习馆也跟你们签协议。 但这场座谈的正常沟通氛围，很快被打破，火药味逐渐升级。有了旅游歌舞团王红云的背后撑腰，阿牛和部分学员底气十足，开始用尖锐的言辞，指责、批斗田丰。 要说起来，阿牛的命运，也是遇见田丰改变的。十五岁那年，田丰把他从哈尼村寨带到传习馆，六年之后，已成为优秀学员之一；二十岁那年，他还被邀到欧洲演出，巡回展示云南原住民文化。 但这次，为了王红云给他的一颗糖丸（跟旅游歌舞团签约），他带着小伙伴们，对着自己的恩师田丰，火力全开了。 “你说连自己的作曲费也拿出来养活我们，可是传习馆得到那么多赞助，去了哪里？我们要求公开账目！” “你让我们去讨饭，不得给我们饭碗吗？” “我们不单要来拿乐器道具，过几天还要来拿米！” “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让我们怎么活下去？” 田丰听着听着，气得脸色发白，忍不住呵斥阿牛：从现在起，你不是我的学生，你给我出去！ 阿牛毫不示弱，反唇相讥：这里是我们云南的地盘，你给我出去！ ------ 眼前这些孩子，是田丰走遍云南偏远村寨、一个个亲自招进来的，七年来情同自己的孩子。可是，现在，孩子们集体向他捅来刀子。 田丰的心碎了，滴着血。 大吵过后，师生们一个个摔门而去，七年恩情，一朝了断。 然而，伤害并未就此结束，很快《滇池晨报》落井下石（按照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记者还应当采访另一当事方田丰，而不是只报道部分学员的一面之词），刊文《我们被田丰骗了》。文中，有传习馆学员指责田丰： “田丰根本不是为了我们民族文化，只是为了他自己，他办传习馆是想把我们民族的东西，变成他个人的财产------” 这些恶毒的话语，像一把把匕首，直刺田丰的心窝，几乎让他窒息。 传习馆师生摔门而去后，只在旅游歌舞团呆了3个月，就被解散了。因为王红云发现，原生态歌舞的市场，并不像他预想得那么好。既然这班人不能为他挣钱，那就解散好了。 杨丽萍顺势接收了部分传习馆师生，另一些人，只能黯然回去自己的村寨了。 这段日子的田丰，情人离去、合作伙伴翻脸、师徒反目，像狂风骤雨一样袭来。天真单纯的音乐家，对于世俗社会的险恶，完全猝不及防。他夜不能寐，心力交瘁。 然而，惊涛骇浪还在后头，田丰和传习馆的灭顶之灾，正悄然逼近。（中篇完） 【往事并不如烟：音乐家田丰在云南（下）】内容预告： 【13】致命一击，七年传习馆凄然倒闭。【14】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5】美国巡演归来，传习馆师生跪哭田丰墓前。【16】田丰之殇，云南永远的痛。【17】斯人已逝，其志长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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