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兰、竹看中国水墨画中的君子文化

中国的水墨画，自古以来就以其清雅悠远的意境，灵活简洁的用笔描画出淡雅质朴的艺术境界。奉行“淡极而艳”的艺术审美，这一艺术风格在两汉、魏晋时期的书画作品中都有体现，在宋代时达到顶峰，涌现出大量的高规格水墨画作，其中又多以梅、兰、竹、松等取材，喻志于物、借物抒情，表达出彼时中国绘画及人文思想领域的价值观，并深深影响到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国人对梅、兰、竹、松等的喜爱来源于华夏大地的“君子文化”，不爱慕钱财、不崇尚高官厚禄、不羡鸳鸯、不随波逐流流，崇尚玉树临风，“不食嗟来之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站如松、坐如钟”等。这种来自“修身层面”的自我要求促使中国历朝历代出现了许多“文人雅士”。 他们在精神层面以“君子”为永恒追求的同时，又对个人修为和文化素养有着极高的要求，比如一个读书人，既能作文章以济天下、赋诗词以抒情怀，要会习练书法以养其神，通绘画以喻其心，还要懂中医五行等等，只有这些方面底都具备了相当的才华，才能真正称之为“文人雅士”，中国历代出现过很多这样在诗、文、书、画等各方面俱精的大家，有：王羲之、柳公权、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秦观、米芾等等不一而举。

相比于诗、文、书，绘画更具有艺术的直观性和表现力，中国传统水墨画所体现的“君子文化”集中体现在选材和笔墨上，观者通过画作就能明了作者所表达的意境和精神内涵。名人雅士多爱以“梅、兰、竹、松、菊、荷”等来做绘画的选材，先来看看宋代绘画大家们精彩纷呈的画作后“高洁”的精神追求和艺术境界。

下边这幅图是南宋墨梅大家扬无咎的名作《四梅图》。这幅《四梅图》是在扬无咎已经69岁时所作的，这时的画家人生早已经历了风风雨雨、荣辱沉浮，心里积淀出的是对生活的感悟与智慧，其中第一幅图是梅花含苞待放时的状态，顺序下来依次是梅花欲开、花开、和将残四个阶段。画家将生命喻情于这墨梅中，没有明艳的色泽，仅仅用水墨描画的梅更具有清丽脱俗之感，画家笔下的墨梅清瘦、脱俗、毫无媚态，体现着作者本人的精神状态和感悟。此时的扬无咎已步入人生暮年，经历了含苞待放、踌躇满志、盛情绽放、和岁月零落的人生阶段，贯穿其一生的是梅花般的高洁无争与刚直不阿。 扬无咎本人也与他笔下的人如其梅，耿直高洁，南宋初期，选择不迎奉秦桧而“累征不起”。在画家扬无咎心里“君子气节”高于一切，不附和权贵，喻情于水墨丹青之中。画家自身的画作和品格都具有着梅花般高洁的艺术美感。

中国人爱兰、品兰、赞兰、赏兰，关于兰花的名言名篇不计其数，“宁做幽谷兰，不做路边草”是古代中国文人信奉的人生信条和品格。南宋画家赵孟坚擅长画兰，他家境贫寒，自幼聪颖勤奋，宝庆二年中进士后，历任湖州橼、诸暨县等地方官。他为官清廉、毕生孤寒，在任地方官时体恤民情，平血冤狱。他的代表作墨兰非常重视兰的情态，采用修长的兰叶表现兰花清俊飘逸的品格，花朵则在根系处不侍妖娆地静默绽放，独自芬芳。赵孟坚挥洒自如的用笔，犹如神助，将兰花的幽香飘逸、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竹的清新俊逸，节节拔高历来为人所称颂。爱竹、画竹者众多。北宋大文学家、诗人、书法家苏轼擅长画竹，并提出“士人画”的概念。他提出“诗画本一体，天工与清新。”苏轼提出了两条绘画的原则：神似高于形似，诗境通于画境。下图是苏轼所做流传于世的名画《竹石图卷》：

另一位以画竹见长的画家文同开创了“湖州派”，相传文同不仅喜欢画竹，还喜欢竹子，在洋州做知州时在自己居住的院子里种竹子，引用苏辙的《墨竹赋》形容文同的爱竹最为贴切“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从他画的竹可以感受到一种呼之欲出，清峻超拔的艺术美感，仿佛一位拔剑的翩翩侠客，随时准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清风来袭，翠竹不以为意，你自无情任东西，我却岿然无语，秉叶而立。文同所做的《墨竹图》如下：

穿过历史的长河，已来到现代；泛黄的画卷诉说着它的故事，老梅、翠兰、青竹在泼洒的墨色里，露其清奇的风骨和不折的君子风范，是百花百草之中的精华，是精英、是脊梁，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象征，斯梅、斯兰、斯竹穿过千年，历经历史的变迁和人世的变化，其所代表的华夏精神和内涵却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