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是孙家的顶峰，却只是江东士族的开始

孙吴政权始于孙坚，他在东汉末年做了长沙太守。此后经过长子孙策及策弟孙权的不懈努力，政权得以拓展稳固，坐拥江东，与魏、蜀抗衡，成鼎足之势，而这一切又与江东士族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政权构成及“江东化”问题

江东在东汉后期形成了许多大士族，其中以吴郡的“顾、陆、朱、张”为首。孙氏本来也是江东人，但其早期支持者如庐江周瑜，临淮鲁肃，汝南吕蒙，南阳诸葛瑾等，都是皖北大族，或称淮泗势力，都不是江东人。也就是说，孙氏早年离开江东，在外经过一系列发展，再回故乡时，却带来了一帮外地势力。

孙坚，字文台

江东本土大族以顾陆朱张为首，人们一般认为孙吴政权是淮泗势力与江东大族结合的产物。但值得注意的是，孙坚早年离开江东，后来孙策回到此地时，却一度与江东势力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

周瑜，字公瑾

敌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孙氏虽然是江东土著，但是素来寒微（孙坚的父亲孙钟是个种瓜的农民），到了孙坚时才混出点样子。然而却在中平元年（184年）剿杀黄巾之时举家迁去了寿春，屈指算来已经十多年了；其二：孙策渡江理由不太友好，在当时人眼中孙策是以袁术部将的身份，来为袁术抢占江东的（事实上孙策渡江时也是这么给袁术说的），所以孙策渡江不是来江东避难，更不是来保护江东父老；第三：孙策带来的人不对，当时孙策带领的部下除过孙氏宗亲以外比较有名的几人如程普（右北平土垠人）、黄盖（零陵泉陵人）、韩当（辽西令支人）、吕范（汝南细阳人）、周瑜（庐江舒县人）、张纮（广陵人），没有一个人是江东人士。面对江东士族、豪杰们的不接纳和反对，孙策的做法很简单、也很粗暴：杀人。

孙策，字伯符

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三国志·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傅子》）

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三国志·郭嘉传》）

初，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三国志·孙韶传》）

孙策和孙权都杀了不少江东名流，而孙策亦为许贡的门客所刺杀。随着时间的推移，江东士族迫于孙氏的武力，开始配合孙氏，而孙吴政权也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略，开始了“江东化”的进程，逐渐与江东士族由对立转为密切结合。孙策嫁女与陆逊；孙权亲拜顾雍老母，以顾雍为相达19年；朱桓得到重用，所领部曲达到万人。陆氏一门出二相、五侯、十将军。

陆逊

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三国志·朱治传》

先帝（孙权）外仗顾、陆、朱、张。《三国志·陆凯传》

在吴蜀夷陵之战中，全赖陆逊指挥调度得当，东吴才取得了重大胜利。孙吴后期政治腐败，陆逊的儿子陆抗镇守荆州，为政权支撑起了半壁江山。由此可见，江东士族至此已转为东吴政权的支柱了。

“江东化”与暨艳案

在孙吴政权的“江东化”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暨艳案。田余庆先生曾对这个事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考察，认为从此案即可窥知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的全貌。

暨艳字子休，吴郡人。生年不详，自杀于吴黄武三年。暨艳其人非常富有理想，被张温引荐为选曹郎，负责孙吴政权的选官。他在江东子弟纷纷入仕时，激浊扬清，坚持选贤任能，惩处贪鄙卑污者。暨艳个性耿直、刚正不阿，喜欢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人物，看见宿卫侍从官的公署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弹射多位官僚，重新选拔三署官员，率皆贬高就下，降埙数等。

孙权，字仲谋

后艳遇罪，时人咸自营护，信厚言薄，表独不然，士以此重之。（《三国志·陈表传》）

从士人对陈表的肯定可知暨艳不仅不是坏人，并且还为正人君子所同情。暨艳的想法是秉持正道，澄清吏治，但他这样做不仅得罪了江东士族，还妨碍了孙权想使政权“江东化”的目标。孙权此时就是想要吸收大量江东士族子弟入仕为官，是孙吴政权与江东势力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以期得到江东本地士族的鼎力支持。所以暨艳这种坚决反腐败的廉洁选官的做法反而成为了稳固统治的障碍，为孙权所不容，暨艳本人因此而受到孙权严惩，被逼自杀。

田余庆先生指出，当政权经历变革时，往往要培植受益阶层充实统治机构，此时选官必是鱼龙混杂。暨艳所为，损害了一个正在上升的阶层。孙吴政权庇护他们以保障自己的生存。虽然孙吴由此从吴四姓中培育了一批撑持统治的人才，但也腐化了自身。

顾雍，字元叹

一个新的统治者当政时，往往要用一大批自己人。这个时候选官的标准往往就不是才能，而是忠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选官标准大抵就是才能和忠诚，忠诚是从培育拥戴群体考虑，才能则是从行政能力、管理才能等方面考虑。政治忠诚和行政能力两个方面同等重要，有时候前者会更为重要。

孙吴政权的统治特点

对于孙吴政权的组成和发展，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豪族大土地所有制在江东特别突出。孙吴政权常常将国家的佃客赏赐给功臣，功臣的封邑可以达到数县之多，还形成了武将世袭领兵制度。顾陆朱张等豪强士族占有大量土地。

孙吴的将领，依例可以世袭领兵，父兄亡后，子弟可以继领其部众官兵，因而所领部众实际上就是将领们的私家部曲。同时，东吴士兵屯田十分普遍，将领领有士兵，也就拥有屯田土地。所以世袭领兵制的实行，意味着将领们可以占有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

吕蒙，字子明

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三国志·吕蒙传》）

孙权为了表彰吕蒙取荆州之功，赏赐吕蒙大量士兵、田地、官吏，这是把众多屯田吏民作为赏赐之例。其他以少量田地、佃客赏赐功臣之事，更属多见，其中田地可能包括屯田土地，佃客可能即屯田民。由此使许多屯田土地转入私家手中。

潘璋……嘉禾三年（234年）卒……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三国志·潘璋传》）

除了世袭领兵制，孙吴还有赐田复客（即免除为政府纳税服役的客户）制，这也加速了世家大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势头。如前所述，孙权曾一次赐给吕蒙“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吕蒙死后，又“与守冢三百家，复田（免税田）五十顷”；潘璋死后，“赐田，复客五十家”。关于这些情况，记载甚多，可见官僚大族通过这个途径占有土地和复客的当不在少数。

三国鼎立局势图

二是将进攻山越作为主要立国政策之一。孙吴政权通过不断进攻山越来获得大量人力和兵源。

翻看《三国志·吴志》各传，即知孙吴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一直与讨伐山越的战事相始终。孙吴统治者是发动战争的主要负责者。因为孙吴统治者不仅要从山越那里侵占土地，而且也要从山越魁帅手中夺取兵源和劳动力，即所谓以山民“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孙策初到江东，即提出“取吴、会，平山越”的两大军事目标。

潘璋，字文珪

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赢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三国志·陆逊传》）

陆逊已明确说出讨伐山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充军队，仅陆逊即从山越获得精兵数方人。如与其他将领贺齐、全琮、钟离牧、韩当、蒋钦、陈表、凌统、朱桓、张温、张承、顾承、诸葛恪等所获兵数合计，至少超过二十万。至于用以补户的羸者自然更多。这就是孙吴所以能在江南立国八十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孙吴时期，江东经济发展显著。孙吴政权在长江两岸屯田，铸铜、铸铁和青瓷业都相当发展，造船业尤其发达。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最初是在中原，经过上千年变迁逐渐南移，在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彻底转向南方。东汉后期尤其是孙吴政权时期对于江南的开发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重要环节。

吴大泉

以上论述表明吴国的世家巨族拥有经济、军事、政治三个方面的综合势力，则为并时的魏、蜀豪族所难以比拟。东晋南朝门阀势力终究发展到更高的顶峰，孙吴时期实为之奠定了基础。 当然，从客观上的效果而言，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繁荣，也有赖于孙吴八十余年的经营，而且，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进一步清除了南方较为严重的奴隶制残余，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对于南方经济也起了一些促进的作用。

孙吴的衰落与及灭亡

从孙吴后期史料来看，君主趋于病态的专制化，主要体现在吴末帝孙皓的身上。

孙皓字元宗，吴大帝孙权之孙，废太子孙和之子，三国时期吴国末代皇帝。孙皓用铁腕来统治政权，动辄剥人之面，凿人之眼，专于杀戮，是一个昏庸暴虐的君主。尽管江东存在着豪强大族势力，但在东吴临近灭亡之时，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君主的昏庸残暴、能臣贤士受到排挤压制上。

晋灭吴之战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公元279年冬天十一月，西晋派20万大军分五路攻吴。王濬从益州顺流而下，冲破了孙吴设置的拦江铁索。当此之时，东吴方面只有宰相张悌渡江抗敌。张悌心知东吴必亡，但他认为如果国家灭亡而没有人为之死节是比亡国更大的耻辱。事情也确实如张悌所料，他渡江不过是为了宣扬气节而去送死的。

王濬，字彭祖

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率其伪太子瑾、瑾弟鲁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垒门。濬躬解其缚，受璧焚榇，送于京师。（《晋书·王濬传》）

王濬很快于第二年的三月份进入建康，孙皓效仿刘禅投降的做法，将自己双手反绑，赤裸上身，衔璧牵羊，抬着棺材，向胜利者投降。王濬解开了孙皓的绳子，接受他的玉璧，烧掉他身后的棺材，表示接纳他的投降，将他送往京师洛阳。三国分裂由此一统于西晋。

吴蜀亡国之君比较

孙皓来到洛阳后，又和他的太子一起将双手反绑，在脸上涂满泥垢（泥头缚面），跪在洛阳东门，等待晋武帝司马炎的发落，晋武帝也同样解开了他的绳子，赏赐干净衣物，封孙皓为归命侯。

孙皓，字元宗

有一次晋武帝举行朝会，派人把孙皓以及投降的吴人带来相见。孙皓上大殿向晋武帝叩头。晋武帝对孙说：“朕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你已经有很久了。”孙皓说：“我在南方做一国之主的时候，也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陛下。”

西晋君臣见孙皓如此舌尖嘴利，很不驯服的样子，都感觉有点折面子。于是贾充站出来对孙皓说：“听说阁下在南方挖人眼睛，剥人面皮，这是什么样的刑罚？”孙皓依旧反应极快，说道：“有做为臣子却弑杀他的国君以及奸险狡诈不忠的人，就对他用这种刑罚。”这是在讽刺贾充曾经指使成济杀害高贵乡公曹髦，贾充听后，沉默不语，非常的惭愧，而孙皓则脸色不变。

刘禅，字公嗣

孙皓投降后的表现与蜀后主刘禅的乐不思蜀形成鲜明对比。蜀汉和孙吴的两个亡国之君，一个庸懦，一个凶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这两个政权的写照。蜀汉在灭亡之后，蜀地之内再也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可以和外部抗衡，江东则不同，孙吴灭亡之后，江东大族如顾陆朱张等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史称“阻兵仗势，足以建命”。说明蜀地本土难以产生强大的政治势力，而江东本土地方势力却一直非常深厚、根深蒂固，对东晋的政治仍然有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