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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眼紫髯儿——孙权孙仲谋 三国东吴大帝孙权为何对合肥念念不忘，以至于网友戏称合肥是他“孙十万”的一生之敌？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孙权高超的战略眼光，在这一点上孙权是足以自傲的。 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汉末，北方针对于南方来讲，基本上是属于占据绝对优势的，可就在汉末三国这段历史上，南方第一次完成对峙北方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权，以及完成了事实性的割据独立目标，这堪称是划时代的突破。 进击的东吴须知道，自打先秦周朝开始，北方中原政权就总能够以雷霆之势横扫南方：周穆王三十七年，穆王大起九师，伐荆楚；周穆王三十九年，穆王大会诸侯于涂山（泰山下会稽山）。而到了秦朝更是大军进入百越之地，至于两汉，南方几乎就是传檄而定，从来南方的割据力量都是不值一提的，唯独到了汉末三国时代的东吴割据政权，却不但拥有足以对抗中原政权的军队，而且还拥有足够的人才储备，最关键的是，在两次决定性的战役上，东吴这个南方割据势力，都将来自北面的中原政权正面抗翻车。 曾稳压南方的北方，两次正面失利 第一次是一统北方后的曹操挟新并荆州之威“百万之师，与将军会猎于吴”，按照曹操的想法，这该是一场快速行军，一统天下指日可待——毕竟以往的历史都是这样的。但是一场赤壁之战的大火打得曹操伤筋动骨，有生之年的一统雄心就此熄灭；第二次是厉兵秣马，尽起全国精锐要攻灭东吴的刘玄德，按照熟读兵书、老于兵事的刘玄德估计，稳扎稳打扫灭割据一方的南方东吴，这也不该很困难，但是一场夷陵之战的大火打得蜀汉精锐尽丧，兴复汉室的梦想就此搁浅为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 为何汉末三国之时的东吴这么难打？私曾以为，只有一大重要因素，那就是自东汉起一直在持续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这一重要因素不但制约住了饱受动荡，尚显不足的北方中原政权，也使得南方政权自此之后变得尤其难以迅速荡清扫平。但是后来笔者发现，经济重心南移趋势远不是决定因素，原因嘛？也很简单，归根到底，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完成要到赵宋之后方才结束，东汉刚刚拉开帷幕的经济重心南移，充其量只能算是个陪衬的大背景而已。 大背景：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是真的，流民四起也是真的，但是如果说就因为大量为寻避祸之士子百姓扎堆去投南方，能让整个南方的生产力水平如坐火箭一般迅速攀升，那就真的是脱离实际与现实了，属于主观臆断和异想天开。毕竟那个时候的南方，可不是什么北方士人百姓眼里像样的乐土。 至今依然存在的南北差异 第一，在北方，特别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地缘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正统文化的发祥地。在北方人心中，南方简直就是尚未开化的地域。可别忘了，一直到宋明时代，北方人还对南方人以“南蛮”相讥呢，这首先是文化上的歧视心理，北方人逃难首选必然是蜀中而非不是南方。 东吴的火光，帝国的噩梦 第二，我们之所以建立东吴难打的印象主要是在这么几个历史剪影之上：赤壁火光、白衣渡江、夷陵火海。那么这三个剪影分别对应的是敌人是什么人呢？熟读历史的读者可能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了，分别对应的是曹操、关羽、刘备。这三个人在三国历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当时豪杰，而他们手上所握有的资源，那也是中原精华所在，如果说是因为经济重心南移导致南方实力增强，那么考虑到南方所接受的资源不过是中原精华的一部分，且经济重心南移刚刚开始，还需要很久的磨合，所以，岂有此后来未来而居上之理呢？ 大背景：经济重心南移 综上来看，三国后南方割据政权越来越难以消灭的原因绝非一句区区无关痛痒的“经济重心南移”所致，背后还有其他完全不一样的决定因素，充其量，经济重心南移只是一个若干年后才能最终完成的一个历史大趋势而已，背景板罢了。 东吴兵员素质与“卫国”胜利讲道理，与东吴难打相对应的，最明显的原因似乎就是和战争的实际操作者有关了。先看看东吴的兵员素质。一般看来，东吴的士兵们善于水战，且在连续不断剿灭山越人的过程中也加强了山地作战的能力，这些最为直观的因素可以佐证东吴战兵素质尚可，但绝对算不上是东吴难以被消灭的决定性的因素。 兵员素质 毕竟，不管是曹操的战兵素质，还是刘备的战兵质量，没道理和东吴战兵素质相差太多，曹操的战兵也招纳了不少荆州水兵，而刘备手底下惯于山地作战的川地精锐和土著蛮人（五溪蛮）也不是少数，两次讨伐东吴的失败，必然和单纯的战兵素质关系不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夷陵之战五溪蛮人也来助阵 那么，东吴战兵的素质不是决定因素，东吴的“卫国”战争总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正如上文分析，我们还是要把目光放到人的身上，说到底，东吴的士兵是东吴作战的重要执行者和操作者，必然是要认真研究他们的，那么，既然和他们的身体素质关系不大，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兵制。 东吴兵制——部曲效死东吴的士兵很有意思，不同部分的士兵他们往往效死于分属不同部分的某一个人，而并不一定是江东领袖东吴大帝。换句话说啊，这些士兵都有一点私兵的感觉。当然了，有这种私兵的感觉其实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因为东吴的兵制其实就是一种部曲制度。 何为部曲？这种说法其实最早出现在东汉边地，当时还属于一种正常的军事编制，但由于东汉需要针对西北方向的羌人，守土有责的重压下，所以东汉边地的将军们往往压力很大，因为羌人真的不算弱。早期的部曲其实就是部分武将的私人武装，都是将领的亲信家奴，用他们以精锐骨干的名头担负起整支军队的可靠性，以便于不会轻易溃散。 在东吴，世家势力很多，或者说这个时候还叫做“大户”，江东的大户很多，通常的，比如说江东“四大姓”陆朱顾张。作为大户，在进入乱世之后，往往需要结寨自保，雇佣乡兵组建武装实属常事。而如何保证这些乡兵的纪律和可靠就成了一件大事，那么大户的做法基本是很常见的套用东汉边地的那种部曲做法，将大量和自己有血缘关系或者其他关系的可靠宗族亲信安插进去，担负起组织的重任，当这支乡兵的各个要害与骨干之处，全由宗族亲信组成时，那也是这支乡兵武装组织度足够高的时候，寻常败仗根本伤不了根基，就算溃散，不多时又能自动回归组建成编制。
东吴作为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他的整体军队就是一个放大版本的乡兵自保武装，一开始起家的江东孙坚和孙策，他们手底倒不是这种土生土长的“乡兵”式的宗族军团，尤其是孙坚，手底下有大群自北方“携”来的精锐武装，但是后来孙坚孙策等人的相继去世，整体上来看，东吴已经不再需要积极的开拓土地，而继承者孙权发现这种乡兵自保武装的组织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本土的安定，于是开始大肆采用。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保家之树而非进取之材宗族部曲势力由此而兴，正如上文所说，这种兵制下的国家军队本质上就是一个放大版的结寨自保的乡兵宗族军事武装，作为江东地区广泛存在的乡兵宗族军事武装，他们面对保护自家宗族财产的时候，积极性是无比高涨的，当放大到国家整体上来看，道理也是相通的。
北方政权打算一统，这在东吴眼里就无异于外来贼寇想要谋夺自家宗族财产，于是自上而下士卒一心、同仇敌忾。这种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及排外性，积极角度来说，在短期之内，中原政权势力没有完全恢复之前，休想按照曾经传檄而定的故事迅速平定安抚；消极角度分析，在长久来看，这种兵制如果不及时转型，日后便会日益僵化，从而偏于守成，对政权本身来说不过是慢性自杀。
因此孙权很有战略眼光的多次尝试拉出部队攻略合肥，除了守江必守淮的地理因素战略考虑，孙权更多的是想要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来扩大自己对军队的影响，从而借着战争胜利的余威来试图纠正日益保守的宗族部曲势力，这其实说明孙权很有这方面的战略眼光，敏锐的意识到了如果在自己手上不及时纠正的话，待到宗族部曲势力日益膨胀之后，自己的子孙更不能对此指手画脚了。 孙权的策略是很好的，可以想象，若是主动出击成功拿下合肥城，孙权便能抓住机会重新整合军队，不过很遗憾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宗族部曲势力在离开故土进攻他处的时候，实在是过于乏力，积极性极差，在攻略合肥的几次战争过程中，反而成就了张八百（张辽八百勇士威震逍遥津）、满数十（满宠带着数十人）的赫赫威名，当然了，孙十万和一生之敌合肥城的绰号也再也摘不掉了。
可止东吴小儿夜啼的张辽：孙十万怎么不来送经验了 再往后，有战略眼光的东吴太傅诸葛恪试图整合宗族部曲势力影响下的东吴军队，不过效果不比孙十万好多少——史载，诸葛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结果，当年孙十万四败于合肥城下，这次是人民“相率远遁”，士卒“劳而功少”且“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记忿痛，大小呼嗟”，诸葛恪后来也在宗族势力的反击下身死族灭。 总结在笔者看来，南方宗族部曲势力兴起才是三国后南方割据政权越来越难以消灭的原因，东吴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已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后来者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般，一旦打开，再想将它关上，可就难了，在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南方的宗族部曲势力还将持续发力，一次又一次的证明这一点，直到实力恢复完全后的中原政权，以绝对的摧枯拉朽之势完成隋灭南陈的壮举，南方宗族部曲势力才逐渐从史册中衰落、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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