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我利用做课题在全国的落地调研的机会，或选择重点专程砌入拜访，数年来游历于祖国各地，捕捉西夏的故事和党项后裔之源的影子，考证党姓的起源，将足迹置放在宁夏、甘肃、陕西、青海、湖北、内蒙、河南、四川、广西、云南等省份，我努力的逼近这个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王朝和她的精彩传奇。当触摸到西夏的脉动，西夏的故事一次又一次触动我，而且西夏会走近党姓者，它是一个嫡传的裙带牵着你，导致着无法止住的脚步。 蒙古与西夏的抗衡进行了22年，最后导致了成吉思汗在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市）的战略中，死于党项将士的毒箭，给蒙古人留下了永远也输不起的痛。在蒙元政权采取报复性的极端政策下，没有给西夏留下一席之地，精彩的王朝谢幕于铁血强力之下嘎然消失了，接着是长达几百年的哑声。曾经的辉煌完全被尘封在历史深处，那些残留下来的西夏王陵、寺院佛塔、古城驿站的废墟在落日冷风里轻轻嗟叹。当年残余势力的仓皇逃亡，他们于藏匿遁世，他们失去了共同生活的地域，投亲靠友隐姓埋名，致使西夏党项族人隐身在历史的深处，导致了消亡的加速。 作为现代党氏人，我们该怎样定位自己的祖籍渠源呢？留在我身后的是数年来我挣脱了学府和学科的约束，零碎地堆在记忆中的片段，是我探询和思考的挤图，是教条中另类的诠释。当我翻阅古老的中华姓氏辉煌的宗族家谱，逾千年历史的就有数十个。我想呐喊，西夏就是我们的历史，党氏数百年来的沉默，我们被历史淡化了，这个有1500多年历史的党项族主体，建立起的西夏王朝曾经雄踞西北，辉煌一时，立国近二百年(1038—1227)的党项人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族文明，确立了以儒治国之道，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具有很高儒学修养的西夏遗民，把“好学向义、勤于稼穑、常厚礼学师、以教子孙”的精神延于流传，依然在陕西的韩城党家村体现，她是中华历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作为党姓者，不把西夏作为关注的重点实在是一种过错。 每个姓都有它自身的渊源流变和独特的文化特征，内涵极为丰富，那些延续上百世的姓氏族谱，缔造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做为党姓者，过去我听到更多的是疑惑的询问，是少数民族吗？跟执政党姓吗？孤儿吗……？没有人赞叹过党氏者在中华民族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从官方公布或史学研究中看到仅有的几个党氏历史名人，却与当下的党氏缺少足够的焊接依据，现为党姓自家的研究者，大多局限在元朝后仅有几百年历史的归纳整理，修谱建祠的延续，或是惯性思维的方式，在纸墨中寻找历史的可行性。 党氏祖籍源流在那里？作为党氏人，我们始终在问自己，纠结它的来历。这是一项空白，但它给了我信心但也成为考证的难点，它注定了我是孤独的上路，支撑起我精神的是充满未知的探寻，一位党氏者的责任和使命。我一路的坚持走来没有失望，我将逐一揭开它其中的奥秘和令人神往的历程，旨在唤起党氏人对历史深度的砌入和思考，求证几百年来党氏人在有关西夏后裔的种种传说，希望把我的思考和努力留给下一代能成为后来者的启迪。 一、陕西党姓的演变与延续 陕西，这是我国党氏最集中的地方，据说占全国党氏一半以上。但没有人能准确的说出她的数据。当我访问全国东西南北的党氏，发现大都与这个省有着关联，当我脚步涉及到这里，我停了下来。 “陕西”有着党氏的脉搏，党家村、灵泉村、榆林党氏庄园、大荔朝邑等有关遗址，那里数不尽的党姓小村庄包容着党家人的故事，那里有太多的奥秘需要人去解答，那里是党氏起源的一个端口，那里绑定着党氏历史发展的灵魂，她给我了局够的思维空间，成为我关注的重点，也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 1300多年前，陕西北部----这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迎来了青藏高原古羌族中的一支党项羌人。他们是唐朝政府安置的迁徙移民，这次大迁徙经历了上百年。陕北是我国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给她带来生机的是这里的无定河，这条流淌是陕北黄土高原上最长的河流，成为培育党项民族的摇篮。世代游牧民族的帐篷被这里冬援夏凉的窑洞所替代，这彻底提高了党项人的生活品质，也彻底改变了党项人的命运，他们受到中原地带汉人的影响，开始学习汉文化。在我国同等背景条件下的少数民族，党项人的发展经历让人感叹不尽，他们曾经历过两次整个民族群体千里之外的大迁徙，磨炼出了他们的意志和韧性，他们对改变命运的挑战精神成为这个民族性格的特质，没有那个民族像党项人那样勤奋好学，他们不是受汉文化影响而潜移默化，当面对陌生的文化形态时，不是远距离地打量，而是积极努力的吸收、复制、运用和再创造，这在西夏历史长河中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后来西夏创造了轰轰烈烈的民族历史，并繁荣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莫不与此密切相关。陕西给予了西夏党项羌人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补养，使他们从原来野蛮的游牧民族在几百年的孵化进程中有了质的脱变。 西夏人创造了异常璀璨的文明，是经历了唐朝的全盛时期。移民陕西已是党项人第二次迁移，但这次迁移成为他们发展的最好企机，唐朝的唐开元（713年—756年）年间，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似同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一样，对外开放性强，大唐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向往和学习的圣地。使唐朝的中国成为了世界的文化、科技、经济中心。也成为了党项人学唐的鼎盛时代，党项人择重儒学教育，是因为当时在党项人统辖区内有大量汉人及其他民族成员，处于汉文化的长期影响之下，只有汉族的儒学文化代替和改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党项人确立了以儒治国之道，把儒家思想定位为统治地位是西夏兴盛的关键，他们模仿唐宋建立典章制度，一切都以汉人伦理道德为旨归，尊崇汉礼，提倡文教，发展儒学，兴建学校，设立培养人才的养贤堂，实行科举，修订律令，校印佛经，特别是建国后，儒学得到空前重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进，大量的儒家经典被译成西夏文广泛流传，随着儒学的传播、深入，并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自己培养和吸引外来的儒学人才越来越多，如西夏有名的大儒斡道冲，精通《尚书》、《五经》，将《论语》译成西夏文，并用西夏文撰写《论语释义》等著作，仁孝时官为宰相，但在西夏受到孔子一样的尊重。党项人创造的西夏独特的民俗文化，借鉴汉字创造西夏文字是最有说服力的代表之一。 陕北的无定河畔留下了党项羌人极其浓郁的生活气息，这里是他们进入汉文化生活圈的第一个大片生活区，后逐渐形成了八大种姓部落，其中以拓跋氏势力最强，公元700多年，以无定河和榆溪河流域为核心，今横山区党岔乡一带，是拓跋部为主的党项人崛起初期的地区。这里是唐朝时期汉族政权统治边沿地带，西夏国未建立之前，党项人就在陕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公元875年，残暴的黄巢拉起农民义，骁勇善战的党项人被抽调到镇压的前列，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带领着的上万名党项热血男儿，离开无定河南下参战。战争以唐王朝的胜利而告终，党项人因立功终于得到了唐王朝的认可，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氏。公元901年党项人合法地拥有了夏州和地方政权，赢得一个新的生存与发展契机，夏国公李氏传了七代到李继迁，自称夏国王，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建西夏国，李元昊将夏州的所在地选择在无定河边，今统万城遗址，这里成为陕西黄土高原西夏国发展的起源，党项人在这里完成了自己在黄土高原上的使命。循着这无定河水的脚步往外走，寻求着一次次的扩张机会，最终在宁夏建立了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政权大宋皇朝相抗衡的西夏王朝，这抗衡持续了190多年。 悄然穿行在陕北黄土高原的无定河，缓缓流淌在黄土高原的深处，收留着党项人的记忆。唐代时期，它接纳了从青藏高原上来的党项羌，完成了和汉族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后来缓缓地送走他们，默默注视着他们在宁夏平原上建立起当时中国的第三大势力，并称霸两个世纪。宋朝时期，陕北依然是西夏统治的地区，也是西夏政权和宋朝进行拉锯战的地区。这里和西夏的直接关系就有400年的历史，无定河也是党项人的福河，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党项人坚持在这片土地上生息蔓延，他们没有离开养育过他们的陕北，而是一直影响着陕南，乃至全国。 1227年西夏王朝帝国的梦想被蒙古人的铁骑踏碎。那些王朝的贵族、上流人士及对帝国忠心的僧侣、宫女、工匠、艺人、将士等各色人等，逆着党项人最初进入黄土高原的这条走廊，开始了一场神秘而遥远的逃亡。他们先到了陕北，后又往南移，隐姓理名隐居下来，融合到汉族中，但他们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党项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血性和文化特征。 陕北这曾养育过党项民族成长和崛起的地方，这条有着精神源头意义上的无定河，一代又一代养育着党项人。西夏王朝灭亡400多年后，党项后裔李自成（1606—1645年）再一次崛起，和他祖辈一样震撼了华夏大地，这个杰出的军事家并不逊色他的先辈，揣怀大志，领着农民军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制度，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尽管李自成败之过速，但他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毛泽东这样评价李自成：“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余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李自成与他祖先创建西夏国一样，在中华民族史册里功绩将彪炳千古。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世居李继迁寨，有资料说李自成为李继迁第十五代孙（待考证），李自成在创建西夏帝国的先辈李继迁的荣耀下长大成人，从小习武，培养出力挽狂澜的勇士精神，李自成从小耳濡目染接受的是独具特色的西夏儒学文化，起义后在西安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人称闯王，李自成结合历代朝廷和自身党项民族的生活礼节，修改了明朝礼仪制度，使其礼仪大气而庄重大方（《明季北略》李自成改制度）。 当来到榆林市驱车到达米脂县李自成行宫，引起我注意的是结构精巧，古朴沧桑的建筑，而室内参观内容很简单。记忆中的宁夏西夏博物馆文化内涵很充实，数百件西夏文物震撼着每个参观者，足以让人们领略西夏王国昔日的辉煌和灿烂。李自成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简单而贫瘠，但他遗传了党项人骁勇善战雄才大略的个性，30多岁撬动了中华大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叱咤一时，现当代论者无不认为他是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 祖辈们的伟业伴着历史的演变随风而飘，慢慢地退向夜深人静时窗前灯下长辈们的故事，成为遗留在饭桌上人们唠嗑的民间传说，在陕西，有关西夏后裔的故事实在太多，喃喃呓语根植在民间里，坚定而又却弱犹疑在党氏群里，这不定性的声音原因是他们没有实际的依据，只有祖辈们的代代口传。这种扑朔迷离，造成了现代“党”姓与西夏党项族的族源之谜，研究西夏后裔的学者忽略了陕南民间的声音，陕西这个随党项民族而姓的群体，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也成为我坚持而执着的继续深入。 西夏国史，若从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算起，其立国时间为347年左右(约881—1227)，历时近三个半世纪；若从李元昊正式称帝算起，至被蒙古所灭，首尾有190年左右(1038—1227)历世近两个世纪，立国时间比辽、金更长久。在西夏全盛时期，其疆域方圆二万余里，东尽黄河，西界玉关，南有祁连，北控大漠，共200万余人。 公元1205年，蒙古首领铁木真以西夏收纳蒙古仇人为借口，率兵攻破力吉里寨，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进攻，纵兵大掠而还。《元史》卷1《太祖纪》载：“岁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从此，拉开了蒙元帝国吞并西夏王朝的序幕。经过长达22年的征讨，1226年2月，成吉思汗第六次出征西夏，蒙古大军大规模伐夏，攻陷肃、甘、凉、灵等州。次年1227初兵临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6月被蒙古军围困达半年之久的中兴府弹尽粮绝，加之又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按蒙古人的惯例，投降免受杀戳，末主李遣使为保全城中百姓的性命向成吉思汗请求献城投降。此时，成吉思汗已病逝，临终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和屠城政策，“殄灭无遗，以灭之、以死之”。蒙古人遵照遗嘱，将前来投降的末主和百姓进行复仇性的灭绝，随着成吉思汗传奇人生的结束，辉煌的西夏王朝也随之灭亡，西夏，作为一个独立的封建王朝从此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纵观人类历史，与企图想征服世界最血腥恐怖的几个梦魇者相比，中国的成吉思汗的残酷好大喜功毫不逊色。但在屠城灭种族的政策手段上，其他的几个疯狂者就望尘莫及了。在灭亡西夏党项人的文化体系方面，成吉思汗是做绝了，可见一代天骄非弯弓之汗也。显然，蒙古军的征服战争中，难度最大的就算西夏国和宋国了，成吉思汗对西夏党项民族的智慧和文明是思而后怕，面对当时文明程度几乎赶上了宋朝的西夏国，把“党项族”的人全部杀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成吉思汗和他的皇位继承人明白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载体就产生不了凝聚力，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没有根了，这个民族也就消亡了。在元朝时期的数十年里，蒙古人对西夏文明给以了灭绝性的摧毁，首先就从消灭物质文化开始，珍贵典籍横遭劫灭，大量史籍文物被毁，服饰不许穿戴，民族习俗统统禁止，语言文字不许用，音乐美术不许再出现，烧毁西夏皇家陵园，建筑全毁掉，大部分的塔、寺庙也糟破坏沦为废墟，就连陶瓷工艺品敲碎的瓦片也都埋掉。而且还认意破坏史学不守规律，在蒙元时代不给西夏国修正史，在元蒙强势政策下，使西夏在历史过程中蒸发了，使西夏文明在人类进程中成为绝学。 西夏亡国时，由于蒙古军的征服和屠戮，党项人四处躲避被动地选择逃生的道路，大部份是离开本土迁移各地，但各地都有地方势力，选择投亲靠友为第一安全保障，当时西夏国统治地区是“城郭付之一炬，四面搜杀遗民，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没有历料记载死亡与逃生的数据，但大部份党项人是存留下来了，大约可以分为三大类； 其一、计划性的逃亡 康定，是党项人战略性转移的一支，选择这条线路是因羌族和木雅人的血缘关系，这一支具备了相当的军事力量，显然是有目的性的转移。他们从甘南到阿细、松潘、流落到龙门山一带（汶川地震重灾区），一部分人留在了汶川、茂县、北川一带的深山之中，主力继续前行，经过丹巴，最后落定了康定木雅地区，在那里建立了区域性的军事政权，延续了有20多年。元朝时期，被元世祖忽必烈再次组织蒙军征战而灭。现在康定木雅地区的木雅人，世代口传为西夏后裔，也是目前专家门关注的重点，也成为了事实。 陕西，也是党项人组织性逃亡迁移的一支，选择这条线路是西夏国的发源地陕北和已经与汉人融合的陕南地区，这一支是西夏的非武装人员，因为他们进入的地区，正是蒙军与宋军征战之地，不可能有军队融入，他们先逃亡到陕北的横山、米脂一带，后来逐渐向南迁移，落定渭南地区，隐姓理名隐居下来，完全融合于汉族大家庭里，但他们不忘自己是党项人，为了记念自己的民族，改为党姓，后来被认定为党姓中，随族而姓的一支。 其二、留居本土 西夏灭亡后，一部分幸存下来的党项人并没有离开西夏故地，而是在兴庆府、灵州、河西走廓以及鄂乐多斯一带，隐姓埋名生存了下来。当时，河西一带田园荒芜，忽必烈便将成吉思汗西征时掳来的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士兵和工匠安置在那里，这就是后来的回族。蒙古史书上记载，忽必烈俘获的“唐兀惕”，指的就是党项人。这部分人居住在鄂乐多斯一带，后来与蒙古人融为一体。‘唐兀惕’氏族后来改姓唐，还有一部分姓王。民国时也有受马鸿逵影响，为了当兵改为马姓的。现在的蒙古、回族中，也有党项人的血统。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蒙古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唐古特人，也就是党项人，他们分为上唐古特、下唐古特、黄河畔唐古特和布热沁唐古特。 其三、投诚蒙军 成吉思汗在征伐战争中，他的军事扩张战略是“降则不杀、不降则杀尽”，在征伐西夏国过程中，党项人归附蒙古军后就免招杀戮，《元史》明确记载的党项官员归顺蒙古就不少，后受到统治者的重用，而且，在蒙元征伐和统治期间，党项族在行政管理和军事中，成为基本依靠的力量之一，他们在蒙古军中担任将帅，率领党项人组成的军队（称唐兀军），在灭金和宋的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他们的后代也在元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跟随蒙古军南征，是党项人移居内陆的一个主要途径。生活在今天的河北、河南、四川、安微、云南等地的党项后裔，就是蒙古统治者安置或朱元章崛起时滞留下的党项族人。有代表性的是河南濮阳杨氏家族，那里的党项后裔就有三四千人。他们不仅有族谱，还有碑文。杨氏家族分布在濮阳城东杨柳屯乡的十几个村庄。（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党赤，重庆人，袓籍陕西合阳，重庆市政府外侨办在编干部，2002年到北京原国家建设部掛职锻炼留京，2005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课题至2012年结束，其后退二线，现国家科技部科技产业转形中心做地方产业服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