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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多艰，活在这个时代的有些人，运势难料。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就是这样一位争议于朝野的命臣。说到身后定评，毁誉两面，他都占了。细读其驻日期间所写《使东述略》一书，可见一斑。 诮毁，来于上。当其时，怀有虎狼之心的列强对中国宗属国的图谋，跟朝中清流党（北派）观念一致的何如璋是有所觉察的。面对日本侵凌朝鲜、琉球，法国构衅越南，沙俄窥伺中国西北的严峻局面，他受使命驱动所提出的应对之策，有强硬之概而无软弱之气，足见他可算一个敢于承担历史重任、慨然有志于家国的人。 1884年7月，中法战端骤起。法舰闯入马尾军港，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何如璋和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先谨遵清廷“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旨意，不乘势举兵，坐失事机，后福建水师被动应战，多艘战舰不等起锚，即被击沉于闽江口，七百余官兵殉国。马尾造船厂和海岸炮台亦遭轰毁。战败，何张二人成了担罪之人。不好的名声进了官修的史书，世人耻其溃散，常将冷眼相看：“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于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著开缺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陆路援兵，张佩纶辄以陆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惶，毫无定见，实属措置乖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之一百九十一》） 语句如同斧钺，砍杀下去，没有硬骨的人，只怕会就此倒掉。 嘉誉，来于下。何如璋的次子何士果就认为，祖上是遭诬褫革，才落得遣戍塞外的下场，“盖深以府君戍台为不平也”。身处战境的何如璋，并非畏敌如虎，“马江之战，毙法元戎，不惟无功，反以得过。府君一身之荣辱显晦所关几何，而不禁为吾国之不幸，长大息而流涕也”（《先府君子峨公行述》）。设身而思，敌酋狂妄，肇衅生戎，清廷却一味忍辱求和，防务尽虚。尝曰：“宗庙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远离烽烟的枢府，传令直似虚比浮词，哪里贴得上日紧的战情？这样看，马江鏖军的败责，怎能由前方将士独担？  何士果还是赞佩父亲的。何如璋将冤情都藏在肚子里，蒙着千古骂名，斥放荒寒之地，效力军台，却能写出篇长三十六卷的《管子析疑》，断非常人所能为。宦海浮沉，为臣入仕的路虽不好走，却总是有人走的，并且走出了令人钦敬的样子，尽管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角色。 《使东述略》是何如璋驻日的工作记录，其中对于国际形势的洞察，表现了世界眼光和外交识见，芸芸并世之人，他的胸怀无疑是开广的。何如璋这样写：“窃以欧西大势，有如战国：俄犹秦也；奥与德其燕赵也；法与意其韩魏也；英则今之齐楚也；若土耳其、波斯、丹、瑞、荷、比之伦，直宋、卫耳，滕、薛耳。比年来，会盟干戈，殆无虚日。故各国讲武设防，治攻守之具，制电信以速文报，造轮路以通馈运，并心争赴，惟恐后时。而又虑国用难继也，上下一心，同力合作，开矿制器，通商惠工，不惮远涉重洋以趋利。夫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有可为之资，值不可不为之日，若必拘成见、务苟安，谓海外之争无与我事，不及此时求自强，养士储才，整饬军备，肃吏治，固人心，务为虚憍，坐失良机，殆非所以安海内、制四方之术也。” 以封建分封制下的诸侯国，类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列强，虽不科学，却显示了对激变中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的初步认识，对于封闭状态下的朝臣，实属难能。受李鸿章、沈桂芬举荐而履新的何如璋，置身广阔的国际空间，耳目所触皆为新异物事，这使其眼界放得开，洋务精神因之表露得异常明确，但也潜含着焦虑心情。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的创痛并未从心底消去，作为驻外使臣，何如璋得以从跨文化交际中审视当时的国家关系，觉得很似中国上古时代的情状，因而他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国做比，希图让国人据此进行客观推量，厘清思路。十九世纪的世界，列强发动的战争颠覆了传统的国际秩序，在地缘政治版图发生迅速变易的情势下，当朝者亟须调整秉政方略，重构民族自信、文化传统和大国心理，使古老社稷在冷酷的国际竞争中奋起图强，延缓向半殖民地泥沼沉陷的速度，努力从严峻的民族危机中自拔。 自西徂东，何如璋更为关注的是出使的日本，对其两千年国史的综括，荦荦大端，一览梗概。“日本自神武创业，一姓相承，迄今二千余载”之句，上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道出该国源流。 何如璋的眼光更多地投向明治维新这场政治改革运动。文明开化带来观念的新变，殖产兴业带来经济的繁荣，都给他深刻的印象，“尝按其图籍，访其政俗”。改革后新确立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特别引起他的注意。略述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架构，是《使东述略》一书中极富价值的部分：“其官制：内设三院九省，而外以府、县、开拓使辖之。三院者：曰大政院，有大臣、议官，佐王出治，以达其政于诸省；曰大审院，掌邦法者也，内外裁判所隶之；曰元老院，掌邦议者也，上下各议员隶之。九省者：曰宫内，以掌王宫；曰外务，以理邦交；曰内务，以治邦事；曰大藏，以制邦用；曰司法，以明邦刑；曰文部，以综邦教；曰工部，以阜邦材；曰陆军、海军，以固邦防。” 此种政权机构的设置，大异于封建专制制度，是他前所未闻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权利资源如何配置，都是何如璋开始思考的内容。他的新观察，影响了随使的同乡黄遵宪，黄氏所著《日本国志》，也是一册醒人耳目的专著，带有思想启蒙性质，对日后的戊戌变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日本的国家大势，皆在何如璋胸中。官制之外，他亦论其兵制、学校、国计、疆域、国界，纵议疆域，用笔最富。对这个东亚邻国，他是持有大局观的。 在国家关系上，何如璋抱定的愿望是良善的，但也距离现实较远。他认为日本“国土孤悬，无所附着……环视五大部洲，惟中土壤地相接，唇齿相依。果能化畛域、联辅车，则南台、澎，北肥、萨，首尾呼应，呼吸可通。是由渤海以迄粤闽，数千里门户之间，外再加一屏蔽也！”联日疆土以御外侵，这种天真的设想，缺乏战略依据。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不是同一概念，唇齿相依只是空间意义上的表述，两国的界域和利害，究竟固存差歧。空想注定无法实现，这已为近代历史证明。 何如璋的政治作为，还体现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他在敦睦邦交的同时，不忘力捍国权，在华民聚居城市创建领事馆，进而收回领事裁判权便是极可称道的一例，这在《使东述略》中有所述及。 其时，各大口岸均有旅日侨胞，“横滨为日本通商大埠，交易繁盛，榷税所入，岁逾百万。华商近三千人”，营商过程中“喧嚣纠葛，措理颇难”。为不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受损，国家力量的保障甚为重要。何如璋据实省察，提出设立领事的主张：“理事一官，今始创设。”这里的理事，即为领事。议设领事之举，在他眼里“此亦事势不得不然者乎”。当时，琉球事件（1874年）已发生三个年头，日本欲废侨居华人的留驻旧规，并剥夺中国在重要港口城市的领事裁判权。困难的状况下，何如璋依凭国际公约，和日本政府交涉事宜，经过奔走，始在横滨、长崎、神户设立领事馆，派驻领事，进而收回领事裁判权。何士果在《先府君子峨公行述》里记曰：“府君据约与争，卒设三口领事官。横滨粤商多，民气甚嚣而强，狱讼尤滋。任范大守锡朋为横滨总领事官，听断明敏，当其材。吾国法权之受侮，莫甚于领事裁判权。而在国外，又不能以受于人者施之于人。惟在日本，以府君之争，而仅有此权，不幸以甲午之败，仍将此权失去也。”此乃国之憾，国之耻。何如璋没能看到这个结果，此时他已经辞世三年了。 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的国家形象，军国主义势力骤大，开疆拓土被视为业峻鸿绩。日本对于清朝藩属国琉球久有窃据之心，曾阻止琉球国向清朝进贡（1875年），欲霸图谋已现大端。何如璋有所洞察，其身近，其感深，深为戒惕。《先府君子峨公行述》里记曰：“日本志在灭球，借阻贡发端……府君反复陈说利害，谓日人蓄志求逞，不如乘其国力未充，先发制之，以绝后患。”  对于阻贡之事，何如璋格外警觉，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云：“是事大且有关于安危利害也，某虽至愚，曷敢以轻心尝试。论国事者，百闻不如一见。某来东数月，旁观目击，渐悉情伪。前寄呈使东述略，已大概言之。”他分析时局，表述了应对之策：“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凡事皆然，防敌尤急。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日争衡，犹可克也。隐忍容之，养虎坐大，势将不可复制。”这番焦虑心情，在《使东述略》里也有流露：“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勿念乎？”沉重之语，表现了以一人之肩臂，担承经国之大任的君子精神。 何如璋对家国的竭诚尽智，未能叫庸怯的执政者省悟。此后，茫茫海上难见琉球贡使的身影。不久，日本废藩置县，琉球王国改称冲绳，蒙受殖民统治。世藩之国，终遭割占。昔日臣服之邦，不隶版籍，琉球沦丧的惨痛现实压着何如璋的心，他该是何等痛苦。 深谙洋务是何如璋博取李鸿章赏识的重要原因，而使日期间发生的一切，让他淡出了当权者的视野，李鸿章谓其“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评价失去光彩，奉调回国也是自然的了，四年的外交生涯终结，何如璋黯然离场。悲剧人物的标签，跟随着他的名字。 《使东述略》带有浓厚的行记色彩，文字依时序展开，空间虽然不断转换，记叙者的主观视角始终是确定的。整篇看去，语流直贯，文脉清通，这尚属为文的常格。何如璋腹怀诗书，记人、述史、录游，皆有好笔墨。 赴任途中，观览人文遗迹，不禁感怀昔年战事。过平户岛，他生出一段追忆，思绪遥接弘安之役：“元至元中，范文虎、阿塔海帅舟师十万，以高丽为向导，渡海东伐，克对马、壹歧，乘胜进攻平壶。遇风舟覆，范文虎等弃其众，乘坚舰遁还。考地之势，盖此岛云。” 元朝东征日本，飓风吹浪，艨艟殁海，蒙古高丽联军攻取未竟，反遭杀败的史实，令人生叹。那道号为“元寇防垒”的石墙若是映入何如璋眼里，感慨当会更深。 过大阪，睹史迹而品论战国时代的政治家丰臣秀吉，何如璋用简练之笔，状其生平梗略：“秀吉奋迹人奴，袭织田之业，称雄东海。课列藩，筑城以自固。乃暮齿骄盈，不自量度，欲抗衡上国。暴十余万之师，西争高丽，卒为明兵所扼，力绌势穷，国为之敝。身殁未久，遂覆其宗。兵犹火也，不戢自焚，秀吉之谓乎！”末尾之语，一针见血。臧否他国人物，是把汉代名士贾谊的政论笔法借来了。 放眺日本的自然胜境，何如璋的摹状亦浪漫多姿，风光之前，愈显潇洒才情。东瀛的海岛景致，最触心神，故而着笔尤多。情陷微茫烟浪间，方能不厌描摹。 抵长崎港，他宛似走进浙东会稽的郊野美境：“北则群岛错布，大小五六，山骨苍秀，林木森然，雨后岚翠欲滴，残冬如春夏时。沿岛徐行，恍入山阴道中，应接不暇。”出长崎，“东北远望五岛诸山，峭拔鲸涛中，郁然为碧芙蓉倒映海面”。他与驻日参赞官黄遵宪、使馆随员廖锡恩晚泊小豆岛，登岸闲眺，此时“夕阳在山，黄叶满径，梯田露积，畦芥霜余。樵牧晚归，见异邦人，聚而相语，惜不通其语言。及旋舟，桅灯光射水际矣”，俨然桃花源的仙界妙景。这般清美的文字，给真实的记录添加一抹闲适的情调。  身为外交家的何如璋，文学根底不浅。溯其知识背景，使日之前，喜习科场，乡试中选举人，殿试中选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亦授职编修。不乏墨义、帖经、策问、诗赋、经义等学术训练，因而叙事、论理、追史、摹景，皆有文理。马江军溃，罢职后贬谪塞外，心境落寞之际，他尚能写出《管子析疑》，便不足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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