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鹏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李信“攻鄢郢”考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李信“攻鄢郢”考

 

牛鹏涛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摘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李信伐楚时先攻平舆、寝，又攻“鄢郢”，然后向西会于城父（父城）的过程，存在史实抵牾和地理矛盾。清华简《楚居》中楚惠王时期曾徙居的“郢”，整理者根据字形释作“鄢郢”，学者认为这里的“郢”应进一步读为“郾郢”。本文指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李信攻打的所谓“鄢郢”，实即《楚居》中出现的“郢”，不在今湖北宜城一带，而在今河南郾城。李信伐楚作战路线存在的矛盾之处，可以得到合理的复原和解释。

关键词：清华简；《楚居》；郾郢；《史记》；鄢郢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楚王负刍三年（公元前225年）李信伐楚之战的经过为^[1]：

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这次大战的失利，使秦王下决心重新起用王翦，率军六十万最终灭楚。此前，秦已先后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占领楚国江汉沮漳的核心领地，楚幽王三年（公元前230年）灭韩，楚幽王十年（公元前228年）破赵，赵公子嘉北逃代郡自立为代王，楚王负刍三年（公元前225年）灭魏。韩、赵、魏先后被灭或被破，使虽已东迁的楚国，处境日益危险，此时楚之北境汝颍流域遂成为秦人伐楚的首要之地。

《史记》所载此战的具体经过为：第一步先攻平舆、寝；第二步攻鄢郢；第三步由鄢郢向西会于城父。这三步进展顺利，初步占有了楚人在汝水流域的大部分领地。其中攻寝的蒙恬当为蒙武，梁玉绳《史记志疑》卷29业已指出：“考《六国志》及《蒙恬传》，是时恬未为将，当是蒙武之误。”^[2]罗运环先生《楚国八百年》也据梁说进行了辨析^[3]。在李信、蒙武西会城父的过程中，楚人随后掩袭，大破秦军。秦王政见谢王翦曰：“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可见楚人颇有反攻之势，战争局面出现逆转。这一战影响秦灭楚最终方略的确立，意义重大，但战争的过程却存在难以厘清的地理矛盾，长期成为困扰学者的难题。

平舆，《史记正义》云：“在预东北五十四里。”^[4]《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有平舆县，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沈子国，今沈亭是也。”^[5]即在今河南平舆县北。楚简中也多次见有“坪夜君”、“文坪夜君”、“坪夜文君”，裘锡圭、李家浩先生指出“坪夜”应读为“平舆”，已多为学者们接受^[6]。

寝，《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固始寝丘。”《史记索隐》亦云：“固始,县，属淮阳。”^[7]寝丘另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正义》云：“今光州固始县，本寝丘邑也。”^[8]可知平舆、寝是位于汝水下游一带的楚地重镇。

城父，《史记索隐》：“在汝南，即应乡。”《史记正义》有详细考辨：“言引兵而会城父，则是汝州郏城县东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郏城县东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许州华县东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预云襄城城父县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误也。《左传》及《水经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谓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说，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颍川父城县，沛郡城父县。据县属郡，其名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错乱。’”^[9]李信、蒙武向西所会的城父，即颍川父城，在今河南郏县与襄城之间，位于汝水上游。郏县一带在较长时期内都是晋楚间的分界。

鄢郢，学者一般认为即湖北宜城东南的鄢^[10]，文献习见。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此战秦军何以由汝水流域的平舆、寝，忽而转向已于公元前278年为秦将白起所拔的鄢郢？二、汝水上游的城父（父城），不仅与鄢郢（今湖北宜城）相去悬远，而且位处鄢郢北偏东，李信大军何以由鄢郢向西会于城父（父城）？战争的过程和路线存在较为明显的矛盾，亟需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如图一：

图一    李信“攻鄢郢”线路矛盾

历代学者较多发现了这一矛盾。《资治通鉴》所记与《史记》同文，胡三省注：“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为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据楚都寿春，以寿春为郢，则其前自郢徙陈，亦必以陈为郢矣。然则此郢乃陈也，鄢即颍川之鄢陵，与平舆、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当做‘鄢陵’。”^[11]胡氏此说将“鄢郢”拆做“鄢”（鄢陵）与“郢”（陈郢），力图解决鄢郢此时早已入秦的矛盾，但这种做法略显武断，一则楚都当时已由陈徙寿春，此时以“郢”指代“陈郢”是否合适还需要讨论，二则战国中晚期“鄢陵”为魏地，此时已随魏灭而入秦。另外，从原文所记李信的行军情况看，“鄢郢”为一地的可能性最大，这种拆分颇显勉强。

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则提出另一种猜想：“‘信又攻鄢郢，破之’七字衍。《大事记》曰‘鄢郢白起取以置南郡，是时不属楚久矣，《传》之误也。’”^[12]梁氏虽然也发现了矛盾，但直接将相关内容判为衍文的处理方式，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也难以让人信服。

黄盛璋先生则推测“鄢郢”是“陈郢”的讹误：“城父在今亳县之南，平舆和寝之东，因此，引兵而‘西’必为‘东’字之讹。战争在淮北淮阳一带进行，而鄢郢早在秦昭王时就为白起所拔，秦以郢为南郡，鄢为属县。《编年记》记秦始皇七年、十二年喜为‘鄢令史’和‘治狱鄢’，直到三十年未记改任他职，喜可能在鄢一直任此职，秦兵如何能‘攻鄢郢破之’呢？李信破的鄢郢，肯定是陈郢之讹。”^[13]此说未能明辨“城父”所在，又以“西”为“东”之讹、“鄢”为“陈”之讹，主观改动过大，且以上文字在字形上彼此致讹的可能性较小，似不足为信。

以上各说都试图以改动文字的方式，以寻求问题的解决，但皆缺乏充分的依据。

罗运环先生在《楚国八百年》中尝试从史实的角度进行解释，他推测南郡之鄢郢（湖北宜城）此时已重新回到楚人手中：“若将始皇所言楚‘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楚，与此‘信又攻鄢郢破之’联系起来，则此鄢郢定为秦南郡之鄢郢而无疑。与之相关联的城父，则应在楚故方城以北，今河南宝丰东。是李信、蒙武分别在平舆及寝大败楚军后，因楚军顽强抵抗，不能速战速决，便将主攻目标由寿春之郢改为南郡之鄢郢。李信调转队伍西破鄢郢，蒙武则在楚故方城以北接应。如此，不仅李信所破之鄢陵不必改字，且李信‘引兵而西与蒙恬（武）会城父’的西字也不必改为东字了。李信再破鄢郢后，与蒙武在城父会合。……李信伐楚失败。”^[14]此说也存在一些疑点：其一，对鄢郢此时归属的判定，以及李信、蒙武具体作战过程的描述，推测成分较多；其二，李信破鄢郢后，与蒙武在城父会合的过程，同样面临是向北而非向西的方位矛盾。

清华简《楚居》的公布，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契机。其中记载楚惠王时期都居的迁徙情况为^[15]：

至献惠王自（媺）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凥（处）于₌澫₌（澫，澫）（徙）居₌郢₌（鄢郢，鄢郢）（徙）居吁。王大（太）子以邦（复）于郢，王自吁（徙）（蔡），王大（太）子自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

 “为郢”屡见于《楚居》，是自楚文王至楚惠王间出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重要的楚国都居。但如此重要的“为郢”，其名却不见传世文献记载。由《左传》、《史记》等文献来看，春秋时期地位最重要的楚都为“鄢郢”。赵平安先生在《<楚居>“为郢”考》一文中指出：《楚居》中的“为郢”就是《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灵王十二年所记的“鄢”，在今湖北宜城西南，二字古音相近，可以通用；并进一步指出《楚居》中整理者原读为“鄢”的“”字，应别作他解，可读为“郾”，在今河南郾城县南五里处，与襃信白亭相近，《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所记的“楚之边邑鄢”，亦即“郾”^[16]。

今按，“”即“安”的古文形体，在战国竹简中常通用为“焉”，《楚居》整理者从字形上将“”释为“鄢”是不错的。但赵平安先生提出《楚居》“”应进一步通读为“郾”的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在古书中，“郾”、“鄢”相通用的例子多见，除赵平安先生所举的《史记·伍子胥列传》“楚之边邑鄢”的例子外，还有《史记·秦本纪》：“与楚王会鄢”，《史记正义》曰：“鄢，《括地志》云：‘故偃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三里，古郾子之国也。’”是“郾”在古书中可记作“鄢”的直接佐证。此外，《战国策·魏策一》：“许、鄢、昆阳、召陵、舞阳、新郪”，《史记·苏秦列传》此处“鄢”则作“郾”。又如《史记·苏秦列传》：“汝南许、郾”，《史记索隐》曰：“郾，《战国策》作鄢。”

还要注意的是，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楚灭蔡，今河南郾城一带也正式并入楚国。但本属郑地的鄢陵，此时仍是晋楚争霸的前沿。进入战国时期，鄢陵先后属韩、魏，如《战国策释地》卷下“安陵”云：“鄢陵属魏，召陵属楚。……召陵故城在今郾城县东四十五里。”^[17]虽然鄢陵之“鄢”与郾城之“郾”二字常可通用，但楚惠王时期不大可能徙于鄢陵。可见，将《楚居》中楚惠王时所居的“郢”读为“郾郢”（河南郾城）是合理的。

不仅如此，文献中还可找到关于楚惠王徙居“郾”郢的直接文字证据，这对《楚居》“郢”的释读是另一层面的支持。如《渚宫旧事·周代上》记载楚惠王“因乱迁郾”云^[18]：

鬻熊为周文王师。成王即位，封其孙熊绎于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阳，实枝江。后六世熊渠立，封长子康为句亶王，治江陵，康死国绝。熊渠之后，数世至文王熊赀，始大，遂都郢，今江陵北郢城纪城是也。后九世昭王避敌迁鄀，惠王因乱迁郾，既立复归，而旧史缺见。……则知郾、鄀之迁，权道也，非久都明矣。襄王之末，郢为白起所拔，北迁陈城，其地遂邑于秦。自文王是宅，至襄王大去，凡十九王，而太史迁云郢居八代，失之远矣。

《渚宫旧事》为唐人余知古作，距楚时代已远，未免间有不尽确凿之处，如记楚文王至襄王十九代皆居江陵纪南城，就未能得到目前考古成果的支持。但也有一些难能可贵的地方，如书中所持早期楚都丹阳“枝江说”，虽嫌笼统，但一定程度上可与2012年在湖北枝江发现的楚季编钟铭文相呼应，启发我们丹阳“枝江说”的来源似有一定的根据^[19]。

《渚宫旧事》所指出的“惠王因乱迁郾”，确如其言“旧史缺见”，为人所罕知。由于清华简《楚居》的公布，我们才得以了解这段史实。值得注意的是，清华简《楚居》中楚惠王“徙居（鄢）郢”，《渚宫旧事》则直接记作“郾郢”，进一步补充了“（鄢）郢”与“郾郢”相通用的例证。

今河南郾城一带曾在楚惠王时期作过楚国都居，称为“郾郢”，它在《楚居》中因文字通用的原因记作“（鄢）郢”。《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信又攻鄢郢”，以及《伍子胥列传》“楚之边邑鄢”，《秦本纪》“与楚王会鄢”等处，“鄢”都通为“郾”，所记的是同一个地方。明白了这一点，李信攻楚的史实抵牾和线路矛盾也就不复存在了，其过程可以得到合理的复原和解释：

城父（父城）位于鄢（郾）郢西偏北，同属汝水中上游重镇。李信、蒙武攻下平舆、寝，“大破荆军”；然后向西顺利攻下鄢（郾）郢；并继续西进至城父（父城），占有汝水中上游楚地，初步取得伐楚大捷。在李信回军西进过程中，“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这是楚人自东向西的反击，战争形势发生逆转，秦王遂复起用王翦。如图二：

图二    李信“攻鄢郢”线路复原

         （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

注释：

[1]《史记》卷七十三，中华书局修订本，2013年，第2826页。

[2][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29，中华书局，1981年，第1267页。

[3]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92页。

[4]同[1]。

[5]《汉书》卷二十八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2页。

[6]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19页。

[7]同[4]。

[8]《史记》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修订本，2013年，第3890页。

[9]同[4]。

[10]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楚居》注[六八]整理者也认为：“鄢郢，见于《战国策·齐策三》以及《史记》中的《楚世家》、《苏秦列传》、《白起列传》等，学者多以为其地在今湖北宜城。”中西书局，2010年12月，第191页。

[11][宋]司马光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第1册，中华书局，1956年,第230页。

[12][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29，中华书局，1981年，第1267页。

[13]黄盛璋：《云梦秦墓出土的两封家信与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80年第2期。

[14]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93页。

[15]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12月，第181页。

[16]赵平安：《<楚居>“为郢”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7][清]张琦：《战国策释地》卷下，《丛书集成初编》3055，中华书局，1985年，第52页。

[18][唐]余知古，《渚宫旧事（附补遗）》卷一，《丛书集成初编》3175，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19]可参拙作：《清华简<楚居>与楚都“丹阳”》，《文史知识》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