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我为什么要辑校《两京新记》和《大业杂记》

我做的这两部古籍辑校本，即《两京新记辑校》和《大业杂记辑校》，今在中华书局再版重印。中华书局方面嘱咐我写几句话，说明一下相关的情况，所以我就来和读者谈谈当年辑校这两部古籍的缘由，同时再简单谈谈这两部书在中国古代都城相关载记中的地位。

《两京新记》是唐人韦述在玄宗开元年间撰著的一部载述唐西东两京亦即长安城和洛阳城地理建置的书籍。由于唐代的长安与洛阳都是承用的隋朝旧城，这部书中自然包含很多隋代的内容。本来《两京新记》会帮助我们对隋唐两朝的西东两京取得很丰富也很具体的认识，可遗憾的是这部重要著述久已散佚不存，只是通过各种形式保留下一部分片段，而且主要集中在西京长安部分，东都洛阳的内容，相对更少。

与专门记述长安、洛阳两城的《两京新记》不同，《大业杂记》是唐初人杜宝撰著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述隋炀帝以迄岁末的史事，原书也早已散佚无存。由于隋洛阳城是在炀帝时期经营建造的，所以书中比较详尽地载录了洛阳城的许多基本建置。这些内容，恰好可以对《两京新记》业已阙佚的隋东都部分内容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而且其作者杜宝是由隋入唐，比《两京新记》作者韦述生年要早很多，因此其对隋代洛阳城的记载也就更具有原初性和可信性；同时，在目前所知的《大业杂记》佚文中，这部分关于洛阳城城市建置的内容又占了很大比重。所以，我才把《大业杂记》的佚文辑录出来，与《两京新记》的佚文同时刊出，以供研治隋唐西东两京者了解、利用。

《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唐]韦述、[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

当年我辑校这两部古籍，是缘于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时曾以隋唐西东两京的城市建置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最终写成的论文，题作《隋唐两京丛考》。

选择这个题目作博士学位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这是因为我随史念海先生读博士学位未久，即用很大精力帮助业师创办《中国历史地理》季刊，从申请刊号、应付告状检查、编稿发稿，一直到校印售书，主要由我一个人，前后持续数年。这实际上已经让我无法潜心读书，但学位和毕业的刚性需求，又逼使你不得不勉力为之，对付出一篇毕业论文。不得已，只好就自己平日读书过程中稍有积累的方面，强自找出一个毕业论文的题目。于是，就选中了隋唐西东两京的城市基本建置问题来混个“功名”。

从读硕士学位时起，我就是在西安跟从史念海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知识。历史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门区域的科学。它研究的是各个不同区域内各项地理要素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存在状态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演化。西安，是所谓周秦汉唐诸朝的故都，缘于地利之便，使我在读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对这一古都的城市建置等历史地理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古长安联系到与之密迩相关的古都洛阳，研读相关文献，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其中就包括对隋唐西东两京基本文献的探讨和对这两座都城基本地理问题的考辨。这两项工作密切相关，前者也可以说是后者的基础。当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决定以后者为基础凑成博士论文之后，也就首先对《两京新记》和《大业杂记》这两种基本文献做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并最终形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两种辑校本。

上面讲的是这两部辑校本的由来，下面再借这个机会，谈谈《两京新记》以及《大业杂记》中有关隋东都洛阳的内容在中国古代都城文献发展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关于都城以及其他城市内部建置状况的书籍，大致经历了下述演变过程。

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战国以来截止到东汉末期以前。在这一阶段，相关著述，是以关于城市建设技术方法的书籍为主，其代表性著述，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籍，是被列在《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略形法类”书籍之中。这类书籍的一项基本特征，乃是“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而所谓“九州之势”、也就是山川土地的脉络形势，这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类著述的性质，是根据自然地理的状况来设计并且建造都城以及其他普通城邑。《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虽然早已散佚不存，但现在保存在《周礼》当中的《考工记》，应该是一部与之性质相同的著述，从中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类书籍的大致情况。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东汉末年开始，包括整个三国时期。这一时期的主代表性著述，是东汉末至曹魏期间出现的《三辅黄图》。《三辅黄图》的内容，是载述西汉都城长安及其近畿区域地理状况的书籍，但对西汉长安城及其前身秦都咸阳城的记述，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对这部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它虽然已经超越了仅仅讲述城市建设技术的早期阶段，注重具体展示城市内部的重要地理建置，但书中所记述的内容，却并不是本朝现实的状况，而是业已过去了的前朝的历史形态。若是借用现在的学术术语来表示，只能说这是一些历史城市地理的内容，与现实无关。

《三辅黄图校释》（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何清谷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

第三个阶段，从西晋时期开始，到唐代中期。西晋时期皇甫谧撰著的《国都城记》，性质虽然还与《三辅黄图》大体相近，讲的还是此前历代帝王都邑的位置等城市地理的基本内容，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关于城市地理的著述，其性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改变，即这一时期以后涌现出来的大批书籍，主要是记述本朝当时的城市地理状况。在西晋时期，由于都城设在洛阳，所以集中出现一大批记述这一城市地理建置的书籍，不过其中完整流传到今天的只有北魏阳衒之的《伽蓝记》一书（《伽蓝记》是这部书的本名，而所谓《洛阳伽蓝记》只是俗称。关于这个问题，很早我就有了明确的认识，只是一直无暇具体论说，以后将撰写专文加以阐述）。

《洛阳伽蓝记校笺》（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杨衒之著，杨勇校笺，中华书局2018年出版

城市地理著述在东汉至西晋时期出现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现象。中国古代地理文献的整体情况，也与此同步，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就是记述各地政区设置和户口状况等人文地理内容的文献，由秦和西汉时期扃藏深宫而不容民间窥视，转而在东汉时由班固通过《汉书·地理志》的形式将历史时期的相关内容公之于世；再到西晋时期，出现了诸如《泰始郡国志》《太康三年地记》等一系列记述现实政区状况的地理总志。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在这一大背景下，更容易看清，上述城市地理著述、特别是都城地理文献内容的变化，是具有深刻历史原因的。

从《三辅黄图》到《伽蓝记》，这一阶段的城市地理文献，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其内容是以载述宫殿或寺院为主，都是帝王或神祇居处的场所，很少涉及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三辅黄图》俨如帝王宫殿簿籍，类似的著述如西晋佚名撰《洛阳宫殿簿》，竟直接以“宫殿簿”作为书名；又如北魏阳衒之《庙记》，书名也已标明其内容应是以宗庙宫殿为核心。至于《伽蓝记》的书名，更直接标明书中记述的内容是以佛寺为主。与阳衒之《伽蓝记》类似的著述，在西晋以后，还有唐高宗龙朔元年纂辑的《大唐京寺录》等，书中的内容，当然主要是记述京师长安的寺院。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来看杜宝在唐代初年撰著的《大业杂记》，虽然这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述隋东都洛阳并不是它的撰述宗旨，但作者在当时若是有所凭依，那么，它所凭依的这部城市地理文献，性质应与上述《洛阳宫殿簿》等相差无几，而不会涉及多少城中普通居民的生活空间。

进入韦述所生活的唐玄宗时期，城市地理的著述，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它在继承汉末魏晋以来志宫殿、记寺院传统的基础上，第一次依照长安城整个城市的平面布局状况，系统记录了大量官员和商人等城市居民的住宅以及相关史事，向人们展示了一座城市的整体面貌，而不再仅仅列有帝王和神祇。城市地理的文献，以这部书籍为标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清人官修《四库提要》，评价北宋初年乐史撰著的《太平寰宇记》说：“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佑（祜）《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这种说法，虽然不够十分精确，但对中国古代地理总志演变趋势的判断，即“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这一论断，可谓大致不误。若是将以《两京新记》为代表的古代城市地理著述内容的变化与之并比，应该很容易看到这两类著述演变的路径和节奏是高度一致的，是世俗民间社会的内容是在同步增多。《两京新记》和《太平寰宇记》两相映衬，正体现出唐宋之间地理著述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而这一趋势又正与所谓“唐宋变革”同行并进。

 

《太平寰宇记》（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2019年9月13日记

（本文选自《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再版序言）

《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

[唐]韦述  [唐]杜宝 撰  辛德勇 辑校

繁体竖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42051

30.00元

整理者简介

辛德勇，1959年8月生，辽宁铁岭开原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治地理学史。代表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旧史舆地文录》《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制造汉武帝》《海昏侯刘贺》《发现燕然山铭》《生死秦始皇》等。

<<<滑动查看本书目录>>>

内页欣赏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