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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戴高乐以优异成绩从军校毕业，选择去贝当的步兵第33团。在他看来，下一场战争很有可能在北方发生。由于戴高乐和贝当都来自北方，均信奉天主教，特别是在军事观点上看法一致，他们很快成了忘年之交。但不久贝当调离了。 留下来的戴高乐中尉一如既往的训练和研究战术，凭借军人的直觉，他认为战争就要到来，迫切希望建功立业，对得起自己法国贵族的身份。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让戴高乐兴奋不已，但4年的战争，他只参加了“4个月”。  初上战场的戴高乐，见识了战争的残酷。按照法军统帅部的作战计划，戴高乐所在的部队奉命越过比利时边境，向德国进攻。不料，与德军实施“施里芬计划”的部队迎面相撞，“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两军展开了激烈地厮杀，枪炮声掩盖了受伤士兵的呐喊声，双方均损失惨重。 戴高乐第一次面对惨烈的战争场面，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不适应，反而更加勇敢的冲锋。可是，2米多高的“大个子”成为对手最好的瞄准目标，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住院3个月后重返部队时，德、法两军形成了相持，转为堑壕战、阵地战。  因为“大个子”太容易“吸引”子弹，上校团长将戴高乐留在身边，成为团长助理。一月后，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左手，伤势不大，但伤口感染，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3个月后，再回部队时，被授予上尉军衔，可以指挥一个连。 1916年2月，德军在西线的凡尔登地区实施突击，法军防线被分割成几段，形势极其危机。于是，戴高乐所在的第33团开赴凡尔登战场，布满弹坑的土地上尸横遍野，老鼠成群，仿佛人间地狱。这就是一战中有名的“凡尔登绞肉机”。  伴随着隆隆炮声，德军开始进攻，法军损失惨重。戴高乐还没有从炮声中清醒过来，德军就已经将他的连队包围了。双方展开了白刃战，其大腿被刺刀刺中，并中毒气昏迷倒在地上，团长在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戴高乐的连队“全军覆没”。 戴高乐阵亡的消息，让时任凡尔登战区司令官的贝当伤心不已，“追授”他一枚十字勋章。然而，“命大”的戴高乐并没有死，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身边站满刚才与其拼刺刀的德军。这次受伤，让他成为了德军俘虏，从此远离战场。  绝不屈服的戴高乐，开始了“越狱”生活。成为战俘的戴高乐无比沮丧，建功立业的目标还未达成，就远离战场。更让他受不了的是，堂堂一贵族成为战俘，是一件可耻、让家族蒙羞的事。从小就拒绝服从他人的戴高乐，决定以实际行动——“越狱”，证明自己的“绝不屈服”。 然而，他密谋了7次“越狱”均已失败告终，成为战俘营重点防范的对象。为了防止其逃跑，戴高乐被不断地转换战俘营。尽管更换的战俘营，防范级别越来越高，但依然抹灭不了他一心要“出去”的念头。  最搞笑的一次，是戴高乐的第一次“越狱”。当时，他被关在临时的收容所里，趁守卫不注意，偷了一套德军服装，企图蒙混过关。谁知，他的个子太高，衣袖仅到胳膊肘，裤子只到膝盖处，非常滑稽可笑。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来。 最接近成功的的一次，是他第三次“越狱”。他吞服冻疮药膏，假装得了黄疸病，住进监狱医院。在一名战俘的帮助下，两人走出医院直奔瑞士边境，他们度过了8天的自由生活。就在离边境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时，被发现并送回了战俘营。  戴高乐三番五次的“越狱”，成为战俘营的知名人物，更是德军管理者重点的防范对象，对他的惩罚也越来越重。重回战俘营的戴高乐面对的是2个月的“小黑屋”，每天只有半小时的室外活动时间，但他依然在谋划“越狱”。 随着一战即将结束，法、德两国关系趋于缓和。德国战俘营的管理者，似乎对戴高乐也放松了警惕，并对他“越狱”的行为不再过于关注。因为，在他们看来，2米多的“大个子”到哪里都受人瞩目，被发现是迟早的事情。  果不其然，他的“大个子”和他怪异的谈吐，让戴高乐没走多远，就被发现并送回战俘营。在历时4多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戴高乐因受伤住院9个月，又度过了3年零3个月的战俘营生活，其实际参战时间仅为4个月。 除了“越狱”，戴高乐也是收获满满。战俘营的生活，对于思想活跃、喜欢随心所欲的戴高乐来说，无疑是最黑暗的日子。每天除了谋划“越狱”外，有“大把的时间”结交朋友、分析对手、研究战术。这对于他以后成为法国总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源。  首先，由于经常“逃跑”，在战俘中的威望很高。戴高乐结识一些逃跑未遂的战友，并成为患难之交，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法国《时报》的专栏作家雷米.鲁尔，经常撰文支持戴高乐；还有首先响应“6.18”召唤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 其次，看书读报，有时间思考。当战俘最大的好处是，每天能阅读德文报纸，这对善于思考的戴高乐来说，是关注战争进展和了解对手的最好方法。他做了许多摘抄，并完成了其第一部书《敌人内部的倾轧》，分析德军内部的勾心斗角。  更为重要的是，戴高乐潜心研究一战中各国的战略战术，尤其是对坦克在未来战争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预见性理论研究。在他看来，未来战场的“主宰者”一定是大规模的坦克部队，这也是他在战后，极力主张建立装甲部队的原因。 戴高乐最愿意做的，还是给战俘军官们讲战略课或者形势报告。他运用自己丰富的军事历史知识，介绍法国军队的战术特征，并结合正在进行的战争，分析战局走向，俨然就是一个历史课“教授”。同时，也满足了他喜欢“说教”的“贵族”感。  尽管战俘军官们佩服戴高乐惊人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以及沉稳、理智的优点。但也发现他冷漠、性格倔强，尤其是发表意见时，不容他人争辩，语气武断，而且态度傲慢，难以接近。于是，在战俘营里，他又有了新的绰号“大元帅”。 像戴高乐这样的性格在和平时期是很难升迁的。如果不是他在战俘营认识的一群患难战友，积极响应他的号召，很难有著名的“自由法国运动”；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刻，树起抵抗德国的“大旗”，想必也不会有以后的法国总统。由此看来，战俘营的生活还是值得的。 大家认为呢？欢迎讨论和留言。 参考文献：《二战全史》、《戴高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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