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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 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刘秀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度田。最后困难重重，光武只得不了了之，度田以失败告终。但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西汉初期，当时农夫普遍为百亩五口之家。 《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载:“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最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史记?货殖列传》谓:“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所谓“岁率户二百”，乃是对每一农户年应交租税折合成现钱的约数，从中可见当时国家自耕农的普遍。西汉时期地主阶级逐步形成，土地兼并浪潮出现，农民土地被兼并而僚地主势力不断发展，同时政府对豪强、商贾地主势力的打击也是不遗余力的，采用了没收逾制田宅、强迫徙居实陵、财产算缗告缗等手段，尤其是“代表汉政权的‘酷吏’对战国以来旧势力的地主豪强的攻击，差不多贯穿着西汉一代。”它不但以打击强宗大族来巩固中央集权，而且也要不断维持自耕农的经济格局来保护国家的财政运作。至西汉末年，朝政腐败而官僚地主势力膨胀，尽管制定了限田令，然而哀帝“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注: 《汉书?王嘉传》。) 随着王莽王田制的失败，刘秀度田令的不了了之，东汉政权与豪强地主势力妥协，用刘秀的话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虽然政府也时春分田与贫民之举，如《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九年(66 年) “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但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放任政策，加上朝政的日益腐败，土地财富大量集中于贵戚豪门和宦官集团的手中，自耕农经济遭受很大打击。东汉后期，豪强地主常借血缘关系为号召，聚结起数百上千家的宗族亲属，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其中包括大批徒附、佃客、部曲和奴隶，形成一种相当强大的地方势 力。所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至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许多营堑、堡垒、坞壁之类地方豪强的军事实体与地主庄园，内部有田园、陂池、山林、牧场及小作坊等，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有些类似西方中世纪的领主庄园，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身，只是前者的主人并非封君人封臣，且带有一定的血缘家族纽带。 刘秀度田就是清丈土地，包括核实户口。度田的目的是增加政府租税和赋役的收入，在封建社会度田是中央政府为了统一生产资料，进而获得经济上的统一。刘秀在建武十五年(公元三九年)下令度田。一方面把农民的土地和人数登记起来，以便收租征役;另一方面，对地方豪强田庄中的土地和劳动力也需要丈量和核实，以便增加政府收入。但"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后汉书》卷二一《刘隆传》)的道理度田官吏都清楚，根本不敢如实度田。另外，那些既非"近臣"，又非"帝亲"的地方豪强地主，也凭借财势和度田官吏勾结，大量隐瞒土地。同时，度田官吏还尽量把地主的租税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连他们住宅的村落也丈量在内，引起了农民的反抗。刘秀知道度田不实的情况后，进行了惩罚，"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记》)但这更引起了豪强地主的不满，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 处处并起" ( 《后汉书》 卷一下 《光武帝记》 ) 。这样，刘秀度田同时引起了农民和地方豪强的反抗。刘秀面对这种局面，在对豪强地主妥协的前提下，软硬兼施，把反抗平息下去，同时又不得不取消 度田。 [3]诏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单于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拜讫，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惭于左右，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诏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匈奴更像一个集体，一个汉朝的下属，不像独立国家，汉似乎常派人前往宣召，干涉内务。） [4]夏，南单于所获北虏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去北庭三百余里，自立为单于。月余，日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左贤王自杀，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 [5]秋，南单于遣子入侍。诏赐单于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什器。又转河东米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令中郎将将弛刑五十人，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赐单于及阏氏、左·右贤王以下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弛刑，补治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给粮食。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上乃悔前徙之。 [6]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北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众。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彬、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汉捍戍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逻耳目。北单于惶恐，颇远所掠汉民以示善意，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日逐耳，非敢犯汉民也。” 二十七年（辛亥、51）[1]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况薨。 [2]五月，丁丑，诏司徒、司空并去“大”名，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3]北匈奴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帝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4]朗陵侯臧宫、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究则稽首，安则侵盗。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5]上问赵熹以久长之计，熹请遣诸王就国。冬，上始遣鲁王兴、齐王石就国。 [6]是岁，帝舅寿张恭侯樊宏薨。宏为人，谦柔畏慎，每当朝会，辄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书写，毁削草本；公朝访逮，不敢众对。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遗令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开明的古代丧葬制度。） 二十八年（壬子、52）[1]春，正月，己巳，徙鲁王兴为北海王；以鲁益东海。帝以东海王强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食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设钟之乐，拟于乘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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