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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王安石《千秋岁引》） ——一代名相王安石 《千秋岁引》 王安石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来，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党领袖。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同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苏洵（苏轼的父亲）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北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不过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高度评价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连神宗也评价他“轻于富贵”，宰相之位，在他只是方便于推行自己改革方案的工具，既然新法失败，他自然不必再在这职位上做下去。他生平的志向，可以从其推崇李商隐的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看出来，他欣赏那种“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即使处庙堂之高，也不能忘怀江湖之逸，在词作中，我们且看开篇的这一首《千秋岁引》。 这首词没有《桂枝香》的豪雄慷慨，也没有《浪淘沙令》的踌躇满志，而是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情真心切、恻恻动人、空灵婉曲地反映了作者积极的人生观的另一面，抒发了功名误身、及时退隐的慨叹。作为一代风云人物的政治家，王安石也陷入了知识分子自我圈定的矛盾心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中间徘徊。他一面以雄才大略、执拗果断著称于史册；另一面，激烈的政治漩涡中也时时泛起激流勇退、功名误身的感慨。这首小词便是他后一方面思想的表露。无怪明代的杨慎说：“荆公此词，大有感慨，大有见道语。既勘破乃尔，何执拗新法，铲除正人哉？”（《词品》）杨慎对王安石政治上的评价未必得当，但以此词为表现了作者思想中与热衷政治相反的另一个侧面，却还是颇有见地的。 元丰八年乙丑（公元1085年）王安石六十五岁，三月，神宗崩，宋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哲宗元祐元年 （公元1086年）王安石六十六岁，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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