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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石的学者生涯与书法

 杨关桥 201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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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石祖籍浙江嘉兴,其父为晚清学者、文学家刘熙载门下,刘氏之治学方法承乾嘉学派,以“小学”为基,进而研究“经、史、子、集”,胡小石毕生从事古文字学,当自幼受家学影响。

胡小石 11 岁时,父殁,母以络丝所得供其就读私塾。曾参加科举考试,得佾生。18 岁时考入南京两江师范学堂预科,选择农博科为专业,接受外来科学方法,着重分类与归纳,信奉达尔文主义。同时师从李瑞清(清道人)学书。1909 年(21 岁)毕业后直至 1917 年,为中学博物教员。期间,在采集动植物标本中不断发现日本人所定我国动植物名称的不妥之处,根据《说文》《尔雅》加以改正,从而对考订之学兴趣日浓。又经李瑞清介绍,拜陈三立门下从受诗学。1914 年开始治古文字学,考订金文。1918 年至 1920 年,在上海为李瑞清家庭教师,其“小学”、“经学”及书艺等获不断深造,并得以向旅沪诸前辈请教,尤其师事沈曾植,学问、书艺深受影响。1920 年至 1922 年,受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授兼中国文学部主任,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古代诗文,后以讲授中国文学史驰名各地大学讲坛十余年。其致力于研究楚辞与甲骨文字,亦自在北京时始。此后至 1949 年,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西北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云南大学等校任教。其间,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1945 年抗战胜利后,重返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直至 1962 年逝世。

书法临《北魏造像二帧》

胡小石先生致力高等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其人生经历将他成就为一位具有渊博学识、诗人情怀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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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石一生治学、治艺,于古文字、音韵、训诂、诸子百家、佛典道藏、古文、诗歌、词曲、小说、金石书画之学,广涉精研,多有成就。胡氏自 20 世纪 20年代初 34 岁前后开始致力楚辞研究。此后 30 余年,独创新说,已出版或写定讲稿有《远游疏证》《楚辞辨名》《离骚文例》《屈原与古神话》《楚辞郭注义征》等,于楚辞研究贡献甚著。文学史论著作又有《中国文学史讲稿》《唐人七绝诗论》。胡氏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剖析唐人七绝诗,精辟独到,享有盛誉。此外,曾讲授陶、谢诗与杜诗,发表论文《张若虚事迹考略》《杜甫北征诗小笺》《杜甫羌村诗章句释》等。又曾竭数年之功,钻研声韵与训诂之关系,于 1935 年著成《声统表》,晚年又著《广韵正读》一书,未及完稿即去世,而遗稿经“十年浩劫”不知去向。

胡小石自作古近体诗,出入六朝及唐、宋诸大家,并具自家风采,又兼工词。晚年曾将所作编成六卷:卷一题《磐石集》,存 1937 年抗战以前所作古今体诗;卷二题《峡林》,存抗战初期旅舍重庆时所作古今体诗;卷三题《无同沙语》,存 1941 年移家江津县白沙镇以后所作古今体诗;卷四题《蜩楼草》,存 1945年抗战胜利、重返南京以后所作古今体诗;卷五题《东风堂集》,存新中国成立以后所作古今体诗;卷六题《夏庐长短句》,存毕生所填小令。胡小石逝世后,次子杨白桦又广为收罗,成诗词全集,欲出版未果,后经“十年浩劫”,下落不明。1972 年,门人吴白匋曾发愿重行搜辑,历数年,从师家属与同门弟子处以及报刊上抄得古今体诗 251 首,词 19 阙,附印胡氏文集之后。胡之诗词,在其书法作品中尚可读到一部分,此正是其书法作品文字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

胡小石于古今文字及金石考据成果更著,毕其一生精力所聚,著有《金文释例》《甲骨文例》《读契札记》《卜辞中之 Q 即昌若说》《书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印本》《说文古文考》《寿春新出土楚王鼎考释》《安徽省立图书馆新得寿春出土楚王铊鼎铭释》等。上世纪 50 年代初又为南京大学研究生讲授“《说文解字》部首”,成讲稿《说文部首疏证》。又有《文于二氏所藏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校字记》等。

为曾昭燏临《王羲之书》

胡小石治学,深受其乡先辈沈曾植的影响。沈尝谓胡云:“嘉兴前辈学者非有真知灼见,不轻落笔,往往博洽群书,不著一字。”故而,胡小石读书甚广,钻研功夫甚深,而发表文章不多,凡有心得常作札记,或书于简端,或书于小笔记本,甚至书于片纸上,往往寥寥数语,启发性甚大,有非他人千百言所能到者。惜身后不久即遭“十年浩劫”,散佚殆尽。前列著作、论文,大多为其授课讲稿,有的后经本人整理出版或发表,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其身后由弟子们整理问世。1979 年,南京大学曾编印《胡小石文录》第一辑,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胡氏的论文集、续编、三编,集中展示了胡氏多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

在书学研究方面,胡小石造诣亦甚深。然因各大学不设书法课程,未作讲授,直至 1934 年,金陵大学成立研究班,胡氏创设“书学史”课,然亲授一次后未再续开。1943 年在昆明,曾应西南联大之请,讲授《书学史》中“汉碑流派”一章。此后直至 1960 年,应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之邀,举行书法讲座,题为《书艺略论》,全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次年,接受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建议,着手撰写《中国书学史》,然写至二王书法部分时宿疾发作,于 1962 年初病逝,而遗稿后经“十年浩劫”,不知去向。我们现在研究胡小石的书学思想,只能以《书艺略论》为主要依据了。

《书艺略论》分为三个部分:一为文字变迁;二为八分在书艺上之关键性;三为学书诸常识。书法是由实用的文字书写发展而成的一门艺术,故书法与文字、书体与字体具有不可割断的关系,所以研究书法必须明文字源流变迁,通古文字学。在第一部分,胡氏以典籍与实物相参证,论述了文字及字体演变的轨迹与规律,从中可见其对古文字学之精研。然限于历史条件与实物资料的欠缺,胡氏将秦二世元年诏版文字之“化曲笔为直笔而更简易可速书者”认定为“当时新兴之所谓隶书”。12 年后,郭沫若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也持相同的观点。随着 1975 年《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和 1980 年战国《青川木牍》的出土,隶书的名实问题才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隶书实从春秋战国的大篆(古文)草体中脱胎而成,并非承小篆而变。小篆是为适应庄重用途的需要,从大篆变化而成(构造较大篆有所便易,而形态则较大篆愈趋规整),隶书则是为适应趋速省便用途的需要,从大篆中变化而成的,它先于小篆自成体貌,而至两汉,脱尽篆意,隶法更趋规范,且风格众多,达到鼎盛。

此文第二部分为“八分在书艺上之关键性”。胡氏所谓“八分”,即言波磔完备之汉隶。他说“‘八分’者,非言数而言势”。钟、王书法之异,“即二家书体中所含分势之多寡悬殊也”。他认为“钟、王而降,历代书人每沿此二派以为向背”。可谓看透关窍者。

第三部分为“学书诸常识”。依次论述了毛笔、执笔、用笔、结体、布白、时代与作家诸问题。关于毛笔,他根据仰韶文化彩陶花纹推断,“笔之使用,至晚亦在新石器早期”,极有见地。20 年后的 1980 年,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新石器早期彩陶上有毛笔彩绘带纹和线纹及具有早期文字性质的 10 余种彩绘符号,为其论断补充了实证。

关于用笔,他认为要首辨方圆,次辨轻重,并强调:“凡用笔作出之线条,必须有血肉、有感情。易言之,即须有丰富之弹力。刚而非石,柔而非泥。取譬以明之,即须如钟表中常运之发条,不可如汤锅中烂煮之面条。如此一点一画始能破空杀纸,达到用笔之最高要求。”其书法尤强调点画用笔的弹性节奏,刚硬挺劲,习用硬毫,正出于这一观念。

关于结体,胡氏分纵横、偏旁、欹正三个方面论述,并认为辨明纵势或横势为首要,此论来自学书实践之体验。胡氏将布白归纳出三种基本方式,即纵横行皆不分者、有纵行无横行者、纵横行俱分者。此论自胡氏首出,颇为简明精要。然其论纵横行俱分者,谓“其最早之例,当推周初之《大盂鼎》”,查商祖庚祖甲时期牛胛骨刻辞、商武丁时期牛胛骨文《四方风名刻辞》、商帝乙帝辛时期《小臣墙牛骨刻辞》中残存十八天干地支表,皆为纵横齐整的布局。此为胡氏失考之处。

最后论时代与作家,文末,胡氏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议论:“尝见昔人赞美文艺或学术之高者,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语割断历史前后关系,孤立作家存在地位,所当批判也。今易其语曰:‘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诚贤达之论也。”

胡小石的书论,存世还有一部分跋文。此外,其平生临古甚勤,往往随手临来以应索请,有各体与各种风格流派,而落款时并不注明临何帖,然多加简要评语,随感随题,涉及书史、书家、书体、风格源流,或考证真伪异同等,极为丰富,亦可见其书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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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石的一生,首先是一位学者,其次是诗人,书法为其末事。故学术著述为其主产品,贡献最著,大量书法的临作与创作为其副产品。又因其学识渊博,并有诗才,故其书法在厚重补拙的金石气中透溢出学问气与诗韵,这一点使其书法本有的较重的作家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调解。

胡小石是一位全能书家,学书涉及篆、隶、草、行、真各体,篆书又兼甲骨文、商周及秦汉金文,隶兼汉碑、汉简,草兼章草、今草,又于汉魏两晋简牍文书残纸及钟繇、二王以至唐、宋、明、清诸大家真、行、草书广为取法,并筑基于南北朝碑版,这一书路本得自其师清道人的指导并受沈曾植的影响。

胡氏自言,少时楷书曾学颜体,陷于板滞,行书碌碌从众。入两江师范后,得李瑞清指导,始学北碑《郑文公碑》与《张黑女墓志》,于《郑》取其坚实严密,于《张》取其空灵秀美。自习《流沙坠简》,始明两汉隶分、章草与魏晋楷书、行草之真相,而书法大进。当时逊清遗老云集上海,与李瑞清过从甚密,其中有嘉兴沈寐叟精研帖学与金石文字。胡氏执同乡后辈礼拜谒之,得其器重,时获教诲。同时,李、沈两先生在当时久负精鉴之名,以书画碑帖登门求其审定、题跋者络绎不绝,胡在旁得以广览珍品,饱闻笃论,其日后讲授历代书法之源流正变与鉴别名家书画之真伪优劣,皆在此时打下了基础。当时,胡氏常继李瑞清所作题跋后,自书心得,此可于石印《金石蕃锦集》中见之。可见,胡小石自考入两江师范学堂后,师从李瑞清,继而又得沈曾植指教,对其一生书法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为其书法风格定下了基调。

书法《怀汪采白》

胡小石少时字迹已不可见,现尚存其 1908 年在两江师范读书期间所书《生物学笔记》,确乎其自述所谓碌碌从众者,尚无明显接受李氏教导的痕迹。1913 年《诗稿》中的小行楷书则分明为北魏《张黑女墓志》的体势笔法。1918 年行楷《上李瑞清书》,体势于《张黑女墓志》中又合以《流沙坠简》一书所录部分魏晋残纸书法的笔意、气韵,然用笔于流畅中常出浮弱之笔,在长直画、长撇画上尤其如此。这种稚嫩现象,在一个书法家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属正常现象,重要的是此时的胡小石取法高古,其气息、情调能上探魏晋,实难能可贵。胡氏在这前后几年的行草书用笔圆健流畅,结字体态则表现为北魏墓志书法的行草化,如 1916 年、1918 年的《文稿》和《古砖瓦文字考释手稿四则》。而其 1919 年 32 岁时所书《赠筠盒三世叔五言联》,行楷书兼草隶意趣,分明是以北碑体格合以汉魏简牍、魏晋文书残纸的笔势与气韵,从而其大字书法在形式感上兼有了金石气与书卷气 ( 此处非指学问气 ) 的审美内涵,即其上世纪 20 年代将王献之《十三行》小楷临成大字条幅,也具有这种形式感。可见青年时代的胡小石即表现出远在时辈之上的审美识见、艺术境界以及艺术灵感,遗憾的是其书法个性风格的演进,未能沿这条书路进一步拓展、完善,而是以其对北魏墓志体势、笔法日益深入且全面 “纯化”的效法所取代。

上述对联的上下款行楷书与《上李瑞清书》同一笔调。至 1926 年所书《同翔冬、仲子游北湖诗轴》,用笔顿挫加重,动势加强,且字态开张,其风格雏形已成,然用笔圆润依旧,尚未强化方切形态。另如 1927 年隶书《璧月常满》的落款行书、《真草二体临古四屏》落款、题跋的行书皆同类。

胡小石最具个人风格的行楷书和行书成熟于上世纪 30 年代。如《奉赠星君诗轴》,用笔尚偏于圆,而《临钟繇书卷》《咏海棠、辛夷二首轴》及《临黄山谷书》等则变为直折、顿挫处方硬挺劲,在强烈的动势中兼有圆意了。其后,这一体势、用笔成为其风格模式,至晚年的行楷、行书以至行草中未见有新的变化与发展,这也反映出他对自己 30 余岁时形成的这种风格十分自豪,以至固守终生。胡小石平生作草书甚少,今所见有 40 年代在四川江津白沙时所书《人间何世,知也无涯》一联可谓其纯草书之极品,字势、笔法仍为其惯式,而笔力之雄健、动感之激越、气势之豪放,令观赏者振奋、惊叹。

胡小石习篆,是 30 岁后在上海为其师清道人的家庭教师期间,“朝夕相处,亲得指授”,而现今所见其甲骨文、金文书法作品最早者为上世纪 30 年代其40 岁以后所作。此后直至其逝世前一年 (1961 年 ) 尚常临两周金文。然前后有重大改变。胡氏从李瑞清得笔法,临西周早期金文用方笔,西周晚期至东周金文用圆笔,但李氏笔法无论方圆,皆以用笔向笔画两侧频繁地作“S”形曲线顿挫以求古拙,即吴白匋在《胡小石书法选集》前言中所说“创用涩笔,行笔有顿挫”。此等笔法,虽可谓“创”,然其审美效果做作之至,实由李瑞清对两周金文线条性状的错误感受而产生的错误笔法。胡小石 30 年代诸多金文作品亦效仿此法,即临《秦诏版》亦如此,更显得做作。而 1939 年为其次子杨白桦所题《白花堂题额》,无论圆转、直折处,皆十分爽畅,与其师迥异,可见当时已在作新的思考。再看 40 年代所书,如《四体书临古四屏》中临西周初《师父鼎》一屏及《胡小石书法选集》第 58 页所刊两件作品,率直爽畅的运笔以少量的波动顿挫作调节变化,形成自己不同于其师又优于其师的篆书笔法,既沉雄古朴又有自然韵致。至其晚年所书,皆以此法为之,形成自己的篆书风格。

胡小石对隶书的钻研,亦终其一生。初从李瑞清教导,自《张迁碑》人手,继而又兼习《礼器碑》《衡方碑》《乙瑛碑》《曹全碑》《武荣碑》等汉碑名品,求融会贯通,唯不学《史晨碑》与《熹平石经》,谓其过于平整匀称,为分书中之馆阁体也。今见其隶书作品遗存,往往于《张迁》《衡方》《乙瑛》诸碑之方正端庄中多少兼有汉简隶书之笔势、意韵,盖亦为发挥其艺术情趣,避免落人“过于平整匀称”,如所书《( 诗品 ) 语卷》和《过卢沟临汾曲六言联》。同时,胡小石又常作以汉简意趣为基调的隶书作品。自 1914 年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编著出版的《流沙坠简》传回中国以后,便成为胡氏终生常相为伴的重要法帖。其“谓学书,最好临摹墨迹”。《流沙坠简》中所录汉简书迹,正是汉人书法之真相,以此作为参照学汉碑书法,正有去伪存真之功效。而参入碑意学汉简,又可避免生浮滑之病 ( 汉简书法流美而又厚朴劲健,今人学其书则易得前者而失后者 )。胡氏以碑入简,乃以拙致朴,成自家风采,如所书《赠镇藩仁兄隶书轴》《汉人打油诗轴》《屈原〈橘颂〉隶书卷》《李白诗句轴》《〈楚辞〉隶书轴》《试酌方兴联》等,皆为佳作。

胡小石一生学书十分勤奋,涉及各体及各种风格流派,包括历代金石遗存即碑、帖、墨迹,致力于融合变通,然其基本立场在碑系书法,其审美观念是以金石趣味为尚的,故其个性风格重雄强、重拙朴,有凝重感,在此基调之上追求灵动、奔放的气韵,其对刻帖、墨迹的临习取法,是为纠学碑系书迹易出现的板滞、生强、做作之弊,以求达到扬碑书之长,而以帖和墨迹之韵补其短的目的。这一观念与思路及其实践也是承自其师李瑞清与沈寐叟的,其个人书法风格中也明显具有其师尤其是李瑞清书法的成分。

胡小石的一生实践沿着其师道路拓展、深入,纠其师之偏,努力去完善形式及技巧,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其书法以碑、帖、墨迹兼容互补,立足于碑,而使碑书笔法活跃起来、丰富起来,获得很高的审美价值,有超前启后之功。胡小石于篆、隶、真、行、草全面钻研,皆达到了不同凡响的高度,而贯穿其各体书的基本笔法是以折为转,节节推进,起笔、收笔皆侧锋方切,然方笔见凝重之意,如钢筋之质。笔势则具波曲之意,欲驻则驻,欲驰则驰,留放互相作用,沉凝处不拘滞,放纵处不轻滑,雄强的笔力赖富有弹性感的运笔节奏而表现出来,这与清道人写金文、魏碑的抖曲笔法已有本质的区别。

胡小石兼善各体,然以行楷、行草书最为擅长,而甲骨文、金文的凝重古拙成为其筋骨内质。胡氏的行楷、行草书以南北朝碑、志、造像记为笔法与结字法的根本,此类书法本在隶、真之间,为钟繇一系体势、笔法在形式和风格上的进一步开拓与变化,这一类书迹尚存有明显的隶书遗意,此即“古意”之所在,这在本精通汉隶(包括汉碑与汉简)的胡小石来说,把握和变通起来当然更为得心应手。

胡氏对南北朝碑、志的取法,侧重于结字紧促严整、章法井然有序、点书用笔法度完善的作品,这是南北朝至隋代碑、志中的正宗一路风格,出自书法功底较好的民间书手和未留名的文人士大夫书家之手。从其书路可知胡氏在书法艺术上所持的正宗观念、法度观念与追求完美的审美倾向。他通过大量的临古与创作,建立起来自古人又掺和着自己的独到理解与创造性发挥的碑书法度,在这种程式化很强的表现形式中,他以用笔上的波动走势和字中一二笔书向张扬,使字态活跃起来。实践的结晶——大量的精妙作品证明了胡氏这一努力的成功。

与此同时,胡小石也兼学钟繇、二王的小楷,但其基调是保持南北朝碑、志的法度与趣味的。而在行书(行草)方面,因南北朝碑、志中无此体作品可供师法,故大量临习二王及宋代苏东坡、黄山谷、米芾,草书则取法大王与孙过庭,但其基本笔法与结字的大势仍不离其碑书惯式。碑书之长本在单字完善而非连绵一气,钻研碑书至深的胡小石,在临习古人行草与草书时,对其连绵处往往加以减弱与改造,使之顺应自己的运笔习惯,如其临传为王献之所书《中秋帖》和《淳化阁帖·卷三》所刊王徽之书即十分典型。这一折中现象,使其行草书具有了自己的风格。其临王羲之草书亦如此。而临字形端整、笔面起止用笔多比较完善、近于楷书的行草作品如《临米芾书》,则较易发挥其笔法特点,并且其激荡的运笔节奏与米书亦颇有相近处,故临起来颇为得心应手。

胡老 行书作品

胡小石喜作大幅、大字,亦以大幅、大字最享盛名。六尺、八尺、一丈、丈二的大幅对联以及匾额等,所作擘窠大字,雄浑苍劲,气势宏大,可令观者精神为之振奋。而其所作小字行楷、行草字虽小,亦具雄畅之气,甚见个性特色,善作小字者往往不易致此。如《致铁芝先生函》、致其长子胡令德数函以及《跋林散之山水画卷》《跋张瑞图书》等题跋,可欣赏到其小字之风采妙趣。

前文已述及,胡小石的一生,首先是一位学者,其次为诗人,书法为其末事。尽管如此,前二者与书法一艺却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诗情为其书气息、意境的重要内蕴,而其一生致力不辍的金石考据、古文字学可谓书法艺术的相关学科。诸如此类的学术著述为其一生的主产品,书法作品为其副产品,两者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互促互补。比如其研究甲骨文、金文、石刻遗存,在识字、句读上所得正确认识,以至对其器物铭文书法意趣上所获得的审美感受,对胡氏的书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产生着积极的影响,给予了诸多的助益,但同时也产生了制约作用、副作用,以此造成胡氏个性书法特有的局限性。

胡小石在长期从事的考证工作中养成了严密的逻辑思维定势,其严格的以至于“斤斤计较”般的审物处事习惯必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他在书法方面的师古与创作,故其作品,尤其是篆、隶、行楷,在用笔、结体与章法上程式化很强,而行草和草书更难以达到尽情任性的随意程度 (行草和草书正需要追求艺术美意义上的“随意”)。其书法的用墨往往也较浓而干,不求墨韵之变化,与上述几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其书法在形式美感上显得实在有余、虚和之韵不够。

胡氏书法的个性风格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其 40 余岁时即已成熟,此后至74 岁逝世,30 年间未再有新的变化,守成以至结彀很固。此后他也常临各种风格流派的古人佳作,但基本上均是以既成的个性笔法去临写,故在面貌上均大同小异,对碑、帖原有的种种妙处不再去细心品味和摄取了,不然,其晚年还会在保持其个性风格基调的前提下时出新意,使其书法艺术具有更丰富多变的审美内蕴,更加耐人寻味。不过,我们今天似乎也不应如此苛求于前人了。

(作者徐利明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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