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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从李善长来看，是他长于谋人，拙于谋己。从朱元璋来看，兔死狗烹是巩固皇权专制的一个手段。 李善长，字百室，濠州人，少读书有智谋，投奔朱元璋后提出了“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战略思想，使朱元璋在明末群雄中迅速站稳脚跟，他在朱元璋扫平天下时负责出谋划策及粮草供应，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洪武朝建立后，受封韩国公，官拜左丞相，居百官之首。 自朱元璋任大元帅后，李善长便一直主持日常政务工作，他善用人才，明习故事，调兵转饷犹如臂指，统一币制，立盐茶法，制定官制等等，说其是洪武第一功臣也不为过。 洪武十三年（1380年），李善长推举的丞相胡惟庸因“擅权植党”被诛，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胡惟庸案”的性质变成了谋反大案，李善长因受胡案牵连被定成谋反大罪，就连他那“免死金牌”都救不了他，最终全家七十多口人除了驸马李棋免死外，其他人皆被斩，一代功臣就此落下帷幕。 要想了解李善长被杀的起因，必须要了解“胡惟庸案”。胡惟庸，濠州人，淮西集团骨干成员，李善长隐退时推举出的淮西集团的代言人，洪武三年（1370年），由李善长提携拜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左丞，后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又兼朱元璋的故意放纵，故为独相七年之久。此人一副小人嘴脸，但又胆大包天。朱元璋在征求刘伯温胡惟庸为相时，刘伯温对他做了准确的评价：“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就是说他为相，好比劣马驾车，会翻车坏事，此事被胡惟庸得知，从此对刘伯温暗恨不已。徐达曾将他的劣迹奏于皇帝，胡惟庸居然企图加害徐达。 但令人费解的是，尽管胡惟庸贪污纳贿，排除异己，甚至不经朱元璋就处决犯人，控制官员升迁等等，朱元璋却对此无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对于朱元璋这种不同寻常的行为，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朱元璋在策划一个阴谋。 随着胡惟庸七年来的独断专行，顿时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达到了明朗化，朱元璋似乎在忍无可忍之下对其进行了剪除。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密告胡惟庸阴谋，朱元璋将其与一众党羽处死。在其死后，更是挖掘出“通倭”“通虏”大案，株连进一步扩大，直到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被定性为“谋反”，丁斌告发李存义（李善长弟）曾串通胡惟庸谋反，李存义父子受刑后又攀出是李善长指示，于是朱元璋赐李善长自尽，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等功臣一并三万余人被诛杀，“胡惟庸案”才堪堪告一段落。 是自取恶果还是兔死狗烹？胡惟庸被杀五天后，中书省被永久废除，为此，朱元璋下了一道严令。 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若有敢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凌迟之罪在当时只用于谋反大罪，以此看来，奏立丞相与谋反无异，在他的眼里，视丞相如大敌，何至于此！ 那么，朱元璋为何要杀已是暮年的李善长呢？ 从朱元璋来看。废除丞相，杜绝权臣，以正纲纪。朱元璋把元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皇帝疏于政务而大权旁落，朝臣擅权以致天下大乱。他对李善长、刘伯温等人说： “元氏昏乱，纲纪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 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认为丞相容易引起天下大乱，他也尝试用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但这些丞相不是尸位素餐就是骄横跋扈，这就说明丞相这个制度有问题，于是废除丞相制度就成为首要解决的政治问题。汪广洋、胡惟庸是最初改制的殉葬品，而李善长树大根深又是功臣第一人，还是淮西集团的实际领导人，有他在旧制随时可以复辟，杀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朱元璋忘记一点，国家王朝的特殊性必须要由分权来制衡，否则后患无穷，事实他后来的子孙证明了这一点。 马皇后的逝世也成了朱元璋诛杀李善长的重要因素。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朱元璋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马皇后离他而去，临死前不让御医为自己看病，其原因是：“医者医病非医命，妾已药石无救，若医者为妾身医治无效，陛下定会降罪于他，此非我所愿。”马皇后在有限的岁月中，陪伴了朱元璋大半辈子，是唯一能劝解阻止朱元璋滥杀的人。而随着马皇后之死，这一切都失控了。马皇后之死给了朱元璋精神上巨大的打击，之后朱元璋在杀人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生命的尽头。 朱元璋担心太子的懦弱会造成主弱臣强。“兔死狗烹”往往描画的就是帝王刻薄寡恩的嘴脸，而朱元璋不光刻薄寡恩，还多疑善变，残忍嗜杀。淮西集团是朱元璋发家的基础，但这个集团随着他当皇帝后，领头羊变成了李善长。这个集团自从把浙东集团斗倒以后就变成了朝廷一家独大，其中既有骄兵悍将，也有文臣谋士。洪武二十三年时，朱元璋越来越觉得精神不济，所以他必须要加快步伐给身体不好且性格懦弱的太子铺路，那么淮西集团必须被打散，主要骨干也必须死，只有死人才可以让朱元璋放心，那么淮西党的精神头目李善长可以去死了。于是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卒。 借用用赵翼一句话概括： “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尽杀之，其残忍千古未有。害雄之好杀，本其天性。” 从李善长来看。李善长一直以来对朱元璋忠心耿耿，但在之前被郭子兴威逼下被迫叛变过朱元璋，虽然是被迫为之，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个污点，也是朱元璋不放心他的重要原因。 李善长“逾制”建房。朱元璋规定王公建房“七架、九架”，不得违背，而李善长在其弟卷入胡惟庸案还不谨言慎行，做出“逾制”之举，更重要的是向汤和借兵盖房，公器私用，触怒朱元璋。 知胡惟庸所为而不告，首鼠两端，立身不正，有助胡惟庸谋反之嫌，他甚至还默许了胡惟庸的谋反之举并说出了“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之语。 贪财受贿，醉心于权力，退隐后还插手朝政之事，被朱元璋不喜。朱元璋反贪态度是极其坚决的，对于受贿之人处置一向是严之又严，李善长倒在此也未可知。 总而言之，朱元璋固然偏执多疑、残忍嗜杀，但李善长也有取死之道，死的并不是太冤，用《明史》一句话来说：“乃至富至贵极，于衰暮之年自取覆灭。” 结语：李善长虽有萧何之能，但无萧何之识，最终为丞相制度、淮西集团殉了葬，即便有所冤屈，但绝对有限。朱元璋虽重严刑峻法，但皆是针对王公贵族而为，无一针对百姓，对于诛杀的数万人，虽过于手段狠辣，但对于政治斗争，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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