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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文汇报记者 许旸 著名剧作家、电影艺术家、作家、文艺活动家夏衍的“自述文字系列”三种日前面世，分别为《懒寻旧梦录(增订本)》《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信部分新增收录了首度集结出版的夏衍10封信札，既反映了夏衍当年捐赠自己收藏的珍贵书画文物和邮品的想法、心境，又展现出他与当时文化界同行和友人的往来情况。
昨天，夏衍的孙女沈芸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她在整理祖父生前资料时，陆陆续续发现了此前未曾公开出版的信件，每封信背后都反映了祖父的言行和彼时心境。她说，祖父夏衍雅好收藏，平生收藏了不少珍稀书画和邮品。“集之不易，不能分散”一直是夏衍的收藏理念。 比如，从夏衍写给当时上海文物界领导方行和浙江戏剧家沈祖安的信中可以看到，晚年夏公捐赠心意坚定，将个人珍藏视为“身外之物”，一再自陈“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至于回报，我一概不要”等，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此次出版的夏衍“自述文字系列”，除了新增的10封书信，还增加了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的日文版序言和多篇附文，订正了原版本中的个别错讹;正文中穿插了一些稀见图片。 而《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是夏衍日记的首个单行本，收录了目前所见的自1925年至1969年夏衍所写日记，反映了他留学日本、参加开国大典、出国访问以及到山西介休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等多个时期的经历。 中华书局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余佐赞说，这是以“夏衍全集”所刊日记为底本，未有增补，但增加了注释，便于读者了解日记的写作背景，并附录了夏衍所写《我的家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夏公的这些书信、日记等自传体记述，点滴再现了“世纪同龄人”夏衍95载的波澜一生，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堪称第一手的鲜活史料，研究价值弥足珍贵。 捐赠藏品“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要给奖状” 2014年浙江博物馆举行“沈氏曾藏———夏衍先生捐献书画珍品展”，2015年“方寸寄怀———夏衍旧藏珍邮展”在上海博物馆亮相。展览上，人们流连于难得一见的“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手卷”、清代“大小龙”邮票、“红印花”邮票、“扬州八怪”、齐白石作品等珍贵藏品，殊不知夏衍早已为这些宝贝盘算好了各自的归宿。 “书画文物捐给浙江，把邮票藏品捐给上海，也有一定意义。因为我出生在杭州，成长在上海，青壮年时代，都在上海，上海是我第二故乡，上海在集邮和鉴赏邮品上，是全国之冠。我集邮不多，但大多得之于上海。浙江书画的渊源深厚，浙派画家，明清时代是集大成的。”记者在此次出版的夏衍信札中看到，1991年11月8日、12月7日，91岁的夏衍两度致信浙江戏剧家沈祖安，夏衍在信中言辞恳切，对自己的捐赠做了细致分析与交代。 夏衍在信中说，“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要给奖状”是他的宿愿，“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存，比留给子女好些”。“至于回报，我一概不要，这是再三说明了的。务必请你转告有关方面领导，不必搞捐献仪式活动，也不要奖金。日后发个消息，说我已捐献了，省得日后再有人来打扰我。”他坦言，“献出之后，就算了却一场心事”，“除了个人爱好之外，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外国的意思。和我同时跑琉璃厂的人，如田家英、邓拓、李初梨等，都有这种想法。” 夏衍孙女沈芸告诉记者，1955年夏衍到文化部赴任后，正式开始收藏之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捐赠成为祖父晚年常常挂在口边的关键词。 1980年代末，夏衍将“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手卷”捐赠给上博，在文化界传为美谈;1989年，夏衍又将他收藏的一批珍贵书画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其中“扬州八怪”、齐白石珍品尤显珍贵;1991年夏衍将他所藏的233件珍贵邮票捐赠给上博;2009年，夏衍长女将父亲留下的7539件邮品再次捐赠给上博。 沈芸说:“我祖父一辈子都被家国情怀所萦绕，历经磨难而不悔，一生只为兴趣追索，懂物惜物，风雅自乐，但在国家大义面前，情怀慷慨，奉我全部。” 以“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手卷”为例，1989年4月25日，夏衍致信上海文物界领导方行，表达了捐赠意愿:“我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打算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因此公书简，除我的二十几通外，国内只有‘上博，尚有数通也。现在正请启功先生书跋，还有几位收藏家想看看，所以请先和‘上博，联系一下，如他们愿意接收，大抵下半年请他们直接和我联系。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也。”当年，上海派了两位专家去交接，手卷正式入藏上博。 在沈芸看来，上海是与祖父一生联系紧密的地方，在他心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毫不逊色于故乡杭州和后来的常住地北京”。她说，夏衍有着浓厚的上海情结，“晚年每天要读3份上海的报纸，他关心这里发生的一切，甚至一场台风过后，他也担心街上的梧桐树有没有被刮倒”。 曾赠萧珊“夜明珠”，与同行切磋剧本 此次新增的10封信件中，还能看到夏衍与当时文化界同行和友人的往来情况。1962年2月27日，夏衍给巴金夫人萧珊写了一封短信:“老巴嘱带的小电池，及您要的纪念品，均托我团工作人员黄金祺同志带上，乞检纳。那串珠子，系埃及特产，日里不好看，一到夜里，即闪闪发光，可以夜明珠名之。如日久光渐减，可于日光下曝之，或电灯照之，即复明，供一粲。”字里行间流露出轻松愉快的心情。
而从夏衍与作家艾明之、电影评论家王世桢讨论剧本的通信中，也能发现，夏衍对剧本立意、人物塑造、情节描写的看法堪称行家里手。1955年3月4日，夏衍在信中嘱托艾明之:“目前喜剧题材及青年题材均奇缺，希望你再研究一下，舞台剧写出来，然后改为电影本子。” 同年3月11日，夏衍与王世桢商榷:“‘乡'剧可取之处甚多，问题在于材料太琐碎，不集中，把封建力量写得太突出 (可能某些地区是真实，但不一定能成为全国的典型)———太强调了落后面，一方面固然可以显出杨的特点来，但反过来也可以‘吓倒’要到乡村去的人。人物的描写，不够真实，许多地方的感情变化是表面的，反射的，不是从内心发出，而经过应有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些观点如今看来仍有启示。 （原报道刊载于2016.3.16《文汇报》头版、文化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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