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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年间，由于朝廷连续对外用兵加之皇宫连连发生火灾需要修缮导致国库捉襟见肘，明神宗朱翊钧为了积聚财富，派出矿监税使，也就是负责监督开矿和征收商税的钦差大员，他们来到民间飞扬跋扈，搜刮民脂民膏，诬陷正直的地方官吏，给本就勉强维持生计的老百姓带来了灾难，不客气的说矿监税使的“积极工作”喂饱了皇帝，坑苦了百姓，掏空了国库，《明史》上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倒也并非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矿监税使的诞生矿监与税使虽然并称，但其实是两个岗位。万历二十四年七月，明神宗以连年征战，国库开支巨大为借口，派出了第一批矿监。
自此以后，朝廷派人监督开矿事宜的举措便一发不可收拾，范围涵盖大江南北，甚至发展到了只要有地就会派人去开采的状态。 而税使是明神宗继矿监之后又一大“发明”，他们一般会去到“通都大邑”征收税款，万历二十四年十月，明神宗派出了第一批税使前往通州和天津。
值得一提的是矿监和税使有的是专门派遣，所以同一个地方会有一个矿监与一个税使，还有部分是兼摄，也就是矿监和税使是同一批人。而且明神宗仅用三年时间就在全国各地派满了矿监税使，这效率比他们处理其他事情可是要高了许多。 多样化的搜刮手段这些派出的矿监税使在皇帝的支持下，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变着法的进行掠夺，其基本的特征就是赤裸裸的强制性搜刮。 矿监的搜刮手段 咱们先来说说这矿监，他们对于开矿事宜只负责监督，召集一群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担任矿夫，挑选当地的富民担任矿头，朝廷不向他们支付任何报酬。而开矿所得实行所谓的官民均分，但是也有少部分矿监实行官四民六的分配方法。客观的说这种制度看上去还是比较合理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经常变了味。由于当时开采的很多矿洞属于“贫矿”，开采技术又十分落后，导致矿监们的收益往往很少，于是这便催生了一种近乎于掠夺的办法叫做“包矿”。矿监们会把自己期望得到的开矿收入，摊派到老百姓的赋税中或直接从富家大族那里搜刮，只要矿监伸手一指说你家地下有矿，如果主人不缴纳相应的财物，那么轻则自家房子被拆毁，重则被诬陷有盗矿行为，家族的男丁会遭到逮捕，女子会受到侮辱，而且手段残酷之极。更有胆大妄为的矿监直接跑到地方官府用库银直接抵充开矿收入，地方官吏碍于他们钦差的身份根本无力阻拦，这是完完全全在以开矿的名义实行掠夺。 税使的掠夺手段 相比无法无天的矿监，税使的手段也是不遑多让。他们会采取重叠征税的方式来填满自己的腰包，也就是对同一商品在运输过程中进行多次征税，有些商品一天甚至要交五六次税，真是世所罕见。如果多次征税还不能完成自己的业绩指标，税使们还会肆无忌惮的扩大征税的对象和名录，甚至连穷乡僻壤都不放过。
此外，既然矿监能够包矿，税使也会有包税。比如税使来到宣府地区后，提高了税收额度导致商贩数量极具减少，因此收缴的税金不如往年，于是税使们便将这些收不上来的钱摊派到剩下的商户中去，《明神宗实录》的说法是导致大者破产，小者倾囊，每到徭役的时候就惹得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成为一种不用加派名义的加派。 更有甚至盗窃古墓 有些矿监税使觉得掊克老百姓的财物还不过瘾，干脆勾结地痞流氓干起盗墓贼的勾当，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兴国州有个叫漆有光的无赖举报徐鼎等人盗窃唐朝宰相李林甫的正妻杨氏之墓，得到了黄金万两的奖励，有人将这件事汇报给了明神宗，后者居然将这笔不法之财充公进了自己的私库，但实际上此墓的墓主是南宋卫国公吕文德的夫人程氏，而奏疏所陈列的财物也只是实际掘墓所得的十分之一。仔细想向来，这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地方官与矿监税使势同水火由于矿监税使仗着钦差大员的身份来到地方作威作福，甚至对“不听话”的地方官吏肆意的诬陷与诋毁，引发他们的强烈不满，而对于这种地方与中央的冲突，明神宗丝毫不以为然，认为不听从中使话的，都是不能为朝廷尽忠的人，一如既往的袒护矿监税使，导致许多抵制矿监税使的地方官吏或遭到逮捕或告老还乡，吏治腐败，混乱不堪。万历二十八年，通州同知邵光庭，香河知县焦元卿不肯以金钱贿赂矿监王虎，焦元卿甚至还带着千余名老百姓拿着棍棒大声抗议，以对抗王虎，结果不出意料的被穿了小鞋。
激起民变与兵变自明神宗派出矿监税使后不久，这些钦差大员就激起了民变和兵变。太监陈奉在湖广地区兼领矿监与税使，雄霸一方，危害甚大。万历二十八年，大学士沈一贯曾经上疏明神宗，陈奉到湖广办差不过一年，民变就已经发生十起，湖广政局已经岌岌可危，但皇帝依然听之任之。湖广民变的高潮发生于万历二十九年，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的湖广佥事冯应京被明神宗下令逮捕，当身穿红色军服的缇骑押送冯应京经过武昌的时候，民众们纷纷痛哭流涕，出城相送，而这个陈奉却小人得志，到处张贴告示，趾高气昂的大肆污蔑冯应京，于是民众愤然而起，聚众数万人，围住了陈奉的衙门，拿下了陈奉的16名爪牙投入江中并且还打伤了锦衣卫下属的缇骑，而陈奉自己则逃入了楚王府。冯应京见这事情再发展下去就没法收场了，于是向老百姓晓之以封建纲常，动之以人情世故，才安抚了民心，解散了部分起事的民众。但陈奉却不肯善罢甘休，秘密派遣了300士兵，追杀民众，射杀数人，伤者不计其数。湖广只是民变的典型案例，除此以外临清有反对太监马堂的民变、江西有反对太监潘相的民变、苏州有反对太监刘成的民变、云南有反对太监杨荣的兵变、辽东有反对太监高淮的兵变，总之全国各地都燃起了反对封建压迫的星星之火。 矿监税使在经济上与政治上产生的恶劣影响矿监税使们疯狂的掠夺行为对明朝的国民经济与工商业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由于统治者们屡屡激起民变与兵变，导致国家的政治根基产生了动摇。朝廷在老百姓心目中失去了公信力变成了嗜血的猛兽，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江河日下，处于风雨飘渺之中。 吃饱了万历皇帝 皇帝开始横征暴敛一般来说是为了充盈国库，用于对外战争、大兴土木或是割地赔款，明神宗却非常奇葩，他从老百姓处搜刮的财物不但没有改变国库捉襟见肘的现状，反而使得危机愈加严重，那么问题来了，钱都到哪去了？答案是进入了他的私库。各地矿监税使所进献的财物名目繁多，价值连城。除了上缴的矿金矿银，遗税罚赎之外，矿监税使们又借买办孝敬的名义上贡的名马貂皮，金玉珍玩，具体数额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肯定是超乎想象的。 浪费了社会财富 由于这些矿监税使个个都是钦差大员，手底下少不了有一批鹰犬爪牙，这样国库就不得不拿出一定数量的预算来支付这些人的薪酬，这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本就不宽裕的社会财富。大学士沈一贯曾经说一个中使（指矿监税使）随从就有百人，分遣官最少十人，这十个人又需要配随从百人，就有一千人，此千人每家又以十口为率，就要一万人。而朝廷对这一万人日给千金，一年需要四十余万金，可见数目之庞大。 国库日益亏空，积重难返 矿监税收们的掠夺给国库造成了灾难性的伤害。明朝晚期，官府对老百姓的赋税本来就比较繁重，而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将他们血汗钱彻底榨干，百姓们便无力承担官府规定征收的赋税，从而严重影响到国库的收入。更让人义愤填膺的是，很多地方官屈服于矿监税使的淫威，为了帮助这些“强盗”完成任务，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惜将官府库银全数奉上以抵充矿监税使所期望的利益。 商业和手工业受到重创 此外，在各阶层中受矿监税使们荼毒最大的就是商业和手工业者了，苛捐杂税加速了社会各阶层的贫困化，普通老百姓失去了本该拥有的购买力，导致经济环境越来越不景气，大小商贾与手工作坊的经营者纷纷破产逃亡。这在原先富庶的苏州表现的尤为明显。苏州的右佥都御史曹时聘曾上疏说：“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则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可见当时那惨状。而这对于商业不怎么发达的小城市来说，更是将原本就薄弱的商业根基彻底摧毁。 结语众所周知，流民四起和国库空虚是明朝灭亡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这两个因素的背后都离不开矿监税使的推波助澜。尽管在万历皇帝登基的前十年，张居正的变法曾经力挽狂澜，短暂中兴了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但明神宗朱翊钧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位忧国忧民，造福百姓，强国强军的有为之君，他的横征暴敛让老百姓饥寒交迫，众多商贾破产逃亡，从而激发民变与兵变，为平定叛乱朝廷只能增加税收，而这么做又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变成流寇，所以很多史学家都说明末的流寇是越剿越多，国家是越打越穷。在我看来，统治者们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死胡同，此时的大明王朝就像一位癌症末期的病人一样让人丝毫看不到生命的活力，封建制度早已腐朽得无可救药，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王朝覆灭的结局。 参考资料： 《明史》 《明神宗实录》 《国榷》 《明通鉴》 文：兰台令君 图：来源网络，侵权必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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