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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程宏安 他原本是西安画院油画专业的，却阴差阳错地来这所初级中学教我们语文，完全是命运的安排。七八、七九年，对于像我一样的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写作文是件很困难的事，不知写什么、怎么写，更不要说写的像模像样了。那时作文范文之类的书极其少见，不如现在这么普遍，就算有，也没有几个学生家里买得起。刘老师和以前遇到的老师不一样，他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创业史》、《陈涣生上城》《小二黑结婚》就讲到了自己的作品，讲到激动处，会让我们稍等他一会儿。他去宿舍取来自己的稿子，声情并茂地就给我们朗诵上一段来当范文，启发我们该怎样开头，如何抒情。刘老师四十多了，念自己稿子的时候脸上放光，显得年轻很多，他的样子很投入，眉毛、眼睛、脖子上的肌肉都有节律地在动，有时他还会用手势来加重语气。那时起，我第一次知道文学是有魔性的，他可以改变一个人。两节作文课，刘老师的这个习惯动作有时会占去一节课。他说，先从生活中取材，写“真”事，抒“真”情。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怎么样，经他这么一启发，我一般不用打草稿，余下的一节课肯定能完成一篇作文。
致青春 后来我的一篇作文，在老师指导下，修改并推荐到全区作文竞赛中获了大奖。作为荣誉奖励之一被推举到县招侍所（全县最高级别的旅馆）听取了老山战斗英雄英模报告团的英雄演讲，不但精神经历了一次洗礼，还吃了三天的红烧排骨、大米饭、白面馍，不限量，管够！这件事很是让我低微的父亲、母亲在村子里荣光了一把。这，算是文学带给我和我的家人第一次荣誉和尊敬。刘老师的儿子和我是同学，我们俩一个班。我父亲也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所以我和刘老师的儿子子亚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而且都住在自已父亲的宿舍。我经常做完作业去找子亚玩，发现刘老师屋里有很多杂志，《收获》、《萌芽》、《人民文学》、《小说林》、《小说月报》……至少有七八种之多，子亚说都是他爸订的，好几年了。看过的杂志摞起来一人高都有好几摞，旁边的一张桌子上还有一撂方格的稿纸和手稿。趁老师不在的时候，我偷偷地翻过一些杂志，知道了人其实还有一妙不可测的精神世界，以前从未关注过。一个月工资都买了这些没用的东西了，从来也没往家拿过钱。子亚说起自己父亲直叹气。我知道子亚姊妹四个，他母亲在农村，身体还不好，生活确实不容易。但没有听说过子亚的母亲对此有过任何微问。你爸写东西不是会有稿费的吗？三年了我也就见着他发了豆腐大一篇，那点稿费早就买烟抽了。那时候我知道搞文学不容易，搞文学的人其实更不容易。1983年我在汉中师范学校上学，虽然当时是国家管伙食费的，可正值发育期，总是觉得吃不饱，很饿。遇到周末，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会上街去吃一顿补充一下，而我只能借故推诿，落在后面，等人都走远了就踅摸到学校图书室，找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随意找一本书来读，刚开始坐下的时候，还能听见自己的肠鸣音，后来进入了作品打开的另一个世界，这令我难堪的声音就退潮了。黄昏来临很快天黑，一天就这么快过去了。用这种方式度周未，用充盈精神的方式对抗肉体的痛苦，我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我记得当时读过的第一部小说是《红与黑》，那个年代，文学曾帮我战胜过饥饿。教授文选课的赵钢鸣老师，是位青瘦、高挑的女老师，戴一副白玳瑁色的眼镜，据说是从北京下放到我们那地方的。她朗读《海燕》到激情处时，音调铿锵、头发飘逸、白皙的脖颈昂扬，而对《吉檀迦利》则在镀着方步,时不时用弯曲的中指关节向上推一推滑下的眼镜，姿势同样很迷人。我觉得一个象赵老师这样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举止优雅的女士就是我心中的女神，文学给予她另一副精神的样貌一定可以长青不老。老师大概是从我的一篇作文里发现了我对文字的感觉，叫我谈了一次话，说她要组建一个校级文学社叫“星空”，老师认为我适合写诗，让我试试投稿，还指定我作为特约“记者”。这让我诚惶诚恐，我问老师说，我行吗？老师说有什么不行的？我说行就行，人不管条件有多差，啥时候都不能输了一口气！说真的，老师这话很提气！我一直记着，也很感激她。从那以后，我从长相比我好、穿得比我好，家境比我们家好的同学身边经过，再也不觉得寒碜，不觉得低人一等了。老师直接宣布了她的决定，同学们的反应很复杂。平庸如我，从同学们的目光中，我能明显地感觉出一种不同以往的热度，那是一种少有的尊重。对于在艰难的日子里提携过我的贵人，我一向心存感激。可惜的是二十年后，当我专程来拜访当年给过我造化的老师时，她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据说当年的学校很快也要拆掉了，很是遗憾。参加工作后，糊里糊涂有过一段感情，看过几本创作概论，也写了不少东西，并向当时知道的刊物投过稿，期望可以成就一个草根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梦。可不幸的是投出的稿子从来没发表过，只收到过几封退稿信。感情方面的体验我专门写过一本诗集送给爱过的那个女孩，她只翻了一页就放在床边上，拿别的东西时，似乎还是不经意地给踫掉地上。这个动作深深地刺伤了一颗纯粹而敏感的心灵。我悄悄地拿回去，连同一些手稿在去南方的前几天夜里，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把它们烧了，现在回想起来是有些后悔的，当时要能留下，至少会是一份珍贵的记忆。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我发现文学是个高大上的东西，至少应该是在解决了温饱、填饱了肚子，让家人过好基本的生活之后才可以考虑的事情，否则如我等资质平平者想靠一支笔实现物质和精神自由就是痴人说梦。那段时间我偶然看了一部好像叫《日出》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令我颤粟，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一个没有生存能力的书生气十足的潦倒男人，在自家的客厅里无视妻子被人按在桌子上糟蹋，跪爬着去捡桌底下流氓丟下的钞票两眼放光……一个养不活妻儿的男人枉生人世，灵魂都是脏的，配谈什么诗和远方？女主角陈白露用一大把白色的药片结束了自己屈辱的生命，她读着诗集《日出》肉体和灵魂一起灰飞烟灭，电影里诗歌是弹着人心最痛的那弦琵琶。
读书村作者在乡村采访 以后的三十年，我坚决地放弃了工作，下海去淘金，据说，海里有。直到2017年，可能是年龄的缘故，就开始盘点自己这一生。觉着自己奋斗了一生，走过不少地方，结识了不少人，也有一些感悟和认识，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变成文字，作为记忆保存，同时也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读到，从中汲取到有益的感悟和传承，这样将会赋予生命更丰富的意义。对我个人来说做完以前没做成的事：实现文学梦是在给一生画圆，画完我的灵魂将上升我自定的高度，实现大圆满。在几家网络媒体上发表过几篇散文后，我又尝试诗歌写作。其时，汉语的现代诗和我在三十年前建立的印象其实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而我对此毫不自觉，还是按照惯常的老格式写了一首长短句《安古城》（我不敢称其为诗），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结和强烈的对故乡的愧疚，这种小我的纯个人体验或许不入编辑的法眼，或许不符合主流的价值观。我投给一个自媒体之后发出来的样版令我大为光火，长短句被改的面目全非，而且里面没有一句是我自己的原文了，这还能叫我的作品吗？我不敢恭维编者的职业水准更不认同他（她）简单粗暴的做法，我坚决要求撤版。随后我当即原文发给我观察了很久的《读书村》，三天后2017/10/29，丁老师在读书村原文刊发了我的《安古城》，这一天对我的意义非同凡响，它是我文学之路的一个里程碑！之后又有了第二篇《天赐爱女》、第三篇……《非常丈母娘》读书村首发，2018年02期《衮雪》刊发了我的处女作，平生第一次领到稿费，这人生后半段的惊喜，始于《读书村》，始于丁老师，这份喜悦的温暖无异于黑漆漆的夜里赶路的人，突然看见了远方有盏灯亮着，就会觉着家就在不远处，心里就会踏实多了。过后，我很多次把那篇自己写的《安古城》拿出来反复读并和读书村子非、裴祯祥、郭晓芹等作者的作品对比，认真研习和揣摩丁老师的诗歌，发现无论是从行文、立意、语言他（她）们都已经在一个需要我攀登的高度，更觉得丁老师当时发我的长短句纯粹是出于对新人的帮助和鼓励。许多成名的作家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打磨自己的作品上，对培养新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是不屑于为之的，这种福利不是所有人可享的幸运。从此我发愿只爱《读书村》，因为我很清楚，在一个利己成为共识的社会里，奉献是神才会做的事。更何况我还只是个草根。
作者家乡洋县东联村 在我的字典里，可堪为师者皆是圣人，而圣人是敢为、甘为众生发声的人。因为他们关注这个社会的弱者，他们心里有大悲悯，他们用笔、用文字为遭受不公平的草根讨句公道，他们也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好。丁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在红黄蓝事件、疫苗事件、毒奶粉事件等等很多社会热门事件发生而众声杂芜或很多大V、公知选择性失声的时候，他会一针见血地撰文，直击舆情盲点和管理性、制度性的缺陷，既表现出一个智者的明睿，又不失文人的血性和风骨。《读书村》是个不一样的村子，里面全是播种文字的高手，而村长是高手中的高手，引领守护着整个村子。他有一支魔性的笔写过的女子早已在文字中活色生香,吟唱着尘世和仙界都悦耳的曲调。唔……那在烟火中遥望关塞的女子 她走了几个月，股上生茧 鞋底已走穿……一群粗豪的士兵 目光有些肆无忌惮，他们没见过 这么精致的女子，虽然风尘千里 依然没掩住她一身的明艳 这战地黄花，照亮了边塞 的昏暗……
烧三鲜汇聚南北 羊杂汤清炖草原 …… 在榆林老街 你的舌头注定迷失 此地善于混淆四方口味 注定让你忘掉故乡
村长还是村里最勤快的耕耘者，天天编一期，隔天亲自写一篇，跟在这样的领跑者身边你都不好意思偷懒。
对于像我一样，摸黑写作，想完成心灵功课的业余选手，方向尤其重要。如果说《读书村》里有盏灯照亮我寻觅了半生的文学之路，那么我认定村长就是我眼睛里最亮的那一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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