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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 据说增田涉为岩波文库翻译《鲁迅全集》，向鲁迅询问选什么作品好的时候，他回答说：选择是译者的自由，但我希望加入《藤野先生》。鲁迅死的时候，新闻工作者将真正的藤野先生从北陆的田间找出来，由此《藤野先生》闻名于日本。鲁迅有多么尊敬藤野先生呢? 是非常尊敬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只在书斋里挂上藤野先生的照片，而在自传回忆录中选择《藤野先生》，一半大概是因为想要排解未能完成和藤野先生的约定而产生的郁闷的心情。而且，如果问题仅限于鲁迅，那马上就能解决，但当被问到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日文的时候，虽然和解决那一问题没有关系，却还是带有将询问藤野先生这件事放在心上的温和的心情。鲁迅生前不知道藤野先生健在，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但从将“藤野先生”作为日本人的代表加以培养，讴歌“文化交流”这样的残酷意图来看，又并不遗憾。即使鲁迅生前知道这些，那也不能解决我们方面的问题。 “藤野先生”对鲁迅来说，和回忆录中的其它人物一样，是一个象征的存在，是在鲁迅和藤野先生分别到创作《藤野先生》的漫长岁月里，一边与恶劣的环境斗争，一边在战斗中逐渐在鲁迅心中高大、清晰而最终完成的人物。面对“藤野先生”的鲁迅的爱，即使对我们来说，也是应该诚挚接受的不同寻常的东西，支撑这种不同寻常的爱的东西，或者反言之这种爱所支撑的东西，如果不将此作为问题，而只选取鲁迅对“藤野先生”的爱，就不能真正理解这种爱本身。 藤野先生在《藤野先生》里不是孤立的：鲁迅受窘时，有愿意帮助人的好人；有在教室里公开贬低藤野先生的天真的留级生；也有和鲁迅一起攻击那胡乱猜测鲁迅取得好成绩的学生干事卑劣性的正义派；而且还有成为攻击正义派发端的寄与鲁迅的令人讨厌的匿名信。在问题解决后，鲁迅写到：“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也无怪他们疑惑。”(《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译者注) 更有让鲁迅感到这般悲哀的心胸狭隘的学生干事；看日俄战争的幻灯便喝彩，且不管其中一张幻灯放映的是作为间谍而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场面“， 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看到这些的“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学生们不管你是否为难，都热衷于喝彩，藤野先生就在这混杂中存在。作为弃医从文的理由，鲁迅从这种屈辱中逃离，他珍藏一张写着“惜别”的藤野先生的照片离开仙台。如果只有“漏题”事件，也许鲁迅不会离开仙台，但加之幻灯事件，他就只能离去。离去从鲁迅的方面说是问题的解决，由此《藤野先生》的读者能够理解。但是，到鲁迅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即创作《藤野先生》之前，他回顾屈辱将之升华到爱和憎，却耗费了漫长的生活时间。而且，鲁迅确实是为了创作作品而离开仙台的，正如当时乐于助人的好人、心胸狭隘的学生干事，恐怕也包括藤野先生，都不能理解鲁迅离开仙台的原因一样，即使在今天也不能理解。他们不仅不理解，而且无数个鲁迅无数次离开仙台，无数个藤野先生都不会理解的。 太宰治的《惜别》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惜别》中的鲁迅，是太宰治式的多嘴多舌；“孔孟之教”是鲁迅思想完全反对的，它只是播布在一部分日本人头脑中的低级的常识观念；理应是嘲笑者却成了“忠孝”的礼赞者等等，这些由于作品和作者有所制约而作的论述，所以我并不过问。但我必须指出：“漏题”事件和幻灯事件是作者个别提出的，因而简单对待在幻灯中途退席则过于轻率；两个事件并未给鲁迅以沉重的打击，因而他的文学志向是受外部影响所致；他对学生干事的憎恶并不清晰，因而对藤野先生的爱也停留在较低的水平，所以不能呈现离开仙台后的鲁迅的姿态。为淡薄对鲁迅所受屈辱的共感，而没有分清爱和憎，因此作者意图提高的爱在这个作品中恐怕没有实现。并且，我想从《藤野先生》中忘记卑劣的学生干事，只选取藤野先生，这和将藤野先生冠以“日本人”或者穿上“我”的外衣，使其成为好人的心情，具有共通的基础。 为了爱鲁迅之所爱，就要恨鲁迅之所恨。不憎恶使鲁迅离开仙台，离开日本的东西，就不能爱鲁迅本身。鲁迅说：“我从我憎恶的东西中爱被我憎恶的东西”。我所希望的是能够结晶爱的强烈的憎恨。 (一九四六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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