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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吴佩芳 口述 ，张持坚 整理  当年建襄小学  今日建襄小学 本文约 6000 字 预计阅读需要 15 分钟 “和建襄小学相距不远的是市重点市二中学，建襄学生考到市二的比较多，入校后老师反映也都不错。市二的校领导觉得‘好奇’，便特意来拜访我，说你们是几所民办学校合并的，生源并不是很好，可为什么学生的成绩和品德比一些老牌的公办学校还好？我说，没什么决窍，就是三个爱：爱学校，爱老师，爱学生；还有六个字：教好每一个学生。” ——建襄小学创始人吴佩芳 人物链接 吴佩芳，1930年8月生于苏州，18岁嫁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她到居委会工作，任居委会文教副主任。1958年起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和另两位老师一起创办徐汇区建襄小学。她于1992年退休，被聘为建襄小学名誉校长、上海市教育系统劳模联谊会副会长、上海市普教系统义务讲学志愿者协会副理事长。  吴佩芳 我的老家在苏州，家里很穷。虽然我很想读书，无奈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生活全靠母亲帮人家洗衣、做鞋维持。尽管这样，母亲还是咬牙让我读到了三年级。可收入实在太微薄了，尤其碰到下雨天，没有人家要洗衣服，家里就会揭不开锅，母亲无力供我继续读下去。 18岁那年我嫁到上海，不久到居委会帮忙。那时居委会向居民代售电影票，我负责收钱，买的人多了，账就算不清。这样的尴尬事一多，迫使我下决心学文化，否则怎么跟上形势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呢？我报名参加了妇女识字班，白天忙工作，早上、中午忙家务，晚上去上课。我很珍惜读书的机会，从不迟到早退。扫盲结业后，又继续读补习学校，一直到取得初中文凭。  上世纪50年代，扫盲班老师在上课 （上海市档案馆藏） 76个孩子上学没着落，我想挑头办学 1958年的时候，解放初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陆续到了入学年龄，再加上国家动员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建设，又把小学入学年龄提前了一年，上海的教育资源面临很大的挑战。公办学校本来就数量有限，再怎么挖潜也满足不了需要，不少家长眼看着孩子入不了学，急得团团转。 为了让学龄儿童都能按时入学，党和政府发出了号召：鼓励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充分调动社会民间力量，鼓励大家积极创建民办学校。  1958年，党和政府发出号召， 鼓励社会力量创建民办学校。 图为静安区张家宅民办小学学生整队放学回家 （上海市档案馆藏） 我当时在建襄居委会担任文教副主任，而当时仅我所在的居委范围内六百多户人家中，就有76个孩子的入学还没有着落。我动心了，想挑头办学，为国家分忧、为家长分忧、为不耽误孩子们读书识字出一份力。 我把办校的想法和两个好姐妹殷祖懿、江镜蓉说了，她俩都有高中文化，很支持我，同意和我一起干。街道和居委也很赞成。但那时国家困难，不可能把条件创造好了让我们去办学，一切要靠我们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趟出一条路，帮国家把担子挑起来。 我们几个要联合办民办小学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伴随着消息流传的，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3个文化水平不高、又没读过师范的家庭妇女怎么能把学校办起来呢？”“如果真能办起来，那不是鸡毛也能飞上天了吗？” 对于这些不悦耳的声音，我们几个人憋着一股劲儿，心想一定要做出个名堂来。  建襄小学最初的三位创建者 左起：吴佩芳、江镜蓉、殷祖懿 四个人凑了最初的100元钱 没钱，成了头一道难题。我们商量后决定自掏腰包凑。那时我参加有奖“贴花”储蓄，每月存2元钱，一年有24元，再从买小菜的钱里省出6元。我说：“我出30元。”对于我来说，3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殷祖懿和江镜蓉听了也说，她们也各出30元。联系我们居委会的民警叫段锁春，知道情况后说：“我也出10元，买个大茶桶，好装热水给孩子们喝。”这样，我们有了最初的100元钱。 我熟悉这一带，知道襄阳南路578号有个28平方米的汽车间闲着，可以当教室；汽车间外面有个小院子，可供孩子们活动；汽车间旁边有个楼梯过道，能放下两张小桌子，供老师办公用。于是把那里租了下来。可是汽车间黑黝黝的，光线不好，就请人帮忙开了两扇窗，光照进来了，亮堂了。  当年开在车库里的建襄小学 听说上过的补习学校要淘汰一批破旧课桌椅，我连忙赶过去花了二十几元钱收了过来。木工杨师傅热心地帮助修理，比照孩子们的身高，把桌椅的腿锯短了，以适合儿童用。 周围一些邻居主动帮忙，有的送来毛主席像，挂在黑板上方；有的扫地、抹桌子、擦玻璃；我母亲说：“我帮不上什么忙，上课下课摇铃的事就交给我来做吧。” 但招聘教师却是碰了壁——谁愿意到这么简陋又前景不明的民办学校呢？就连工资也没个说法。招不到，只好我们三个人上了。我当校长，教算术；殷老师教语文；江老师教音乐和体育等。 教育部门核定周边76名学生上我们学校。我们便一家家走访。有的顺利，可有的家里连门都不让进，家长说：“你们又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怎么能让我们相信你们能当好老师呢？我们让孩子在家再呆一年，等明年公办小学招生到那里去读书。”我们把学生多、公办学校少的情况好说歹说，总算把家长们都说服了。 第二天就要开学了。天已黑，我们三个都没回家，直奔学校，凑在一起讨论第二天的开学准备工作：第一课怎么上？怎样备课，上课提纲该怎样写……我们一起讨论琢磨，一直折腾到半夜。第二天一早6点钟又赶来学校，生煤炉、烧开水、清扫庭院，做好学生到来的准备。 掌握教育这门科学，光有热情是不够的 开学第一天的情况就给我们泼了冷水。我们把入学的学生分成两个班，上下午各开一班。上午班里应来38个学生，结果第一天只来了二十几个。 第一节是我上算术课，走上讲台，感到有些紧张。我先在黑板上画了两只麻雀代表数字，反复讲解1和2的区别。讲着讲着，备课内容全讲完了，一看时间才过了20分钟，这下有些慌了，只得又重复刚才讲过的话。 就在我在黑板上写算式的时候，一颗小石子“嘣”的一声弹到了黑板上。我一惊，回头一看，一个叫胡海法的学生正拿着弹弓站在凳子上笑。这是个一年级读了3年的留级生，公办学校不要他了，就到了我们学校。 我责问他，他仍然嬉皮笑脸，逗得孩子们大笑，课堂秩序顿时乱了。好容易才使孩子们渐渐安静下来，胡海法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玻璃球，“哗”的一声撒了一地，孩子们又骚动起来。  连环画《人民教师吴佩芳》 接下来是殷老师的语文课。我看秩序还是不好，就和江老师一起进了课堂，分站两边，维持课堂秩序。 一连几天，上课的情形仍未好转。天黑了，我心事重重地走在回家路上，冷不防被从乘凉人群里走出来的张大姐拦住，吵着要让她孩子退学。我诚恳地向她作了解释，她才把气消下去了一些。 街道和居委会知道情况后，和区教育局商议，让我们到公办的建国西路第一小学去观摩听课，鼓励我们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看来要掌握教育这门科学，光有热情是不够的。铁杵不磨成不了针，自己不学教不了人。观摩听课后我们开了窍，眼界开阔了，思路也活跃了。我们边学边用，先一人讲，两人听，再一起讨论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到课堂上给学生讲，上课的效果提高了，课堂秩序也有了好转。 当年建襄小学部分学生合影 “学生就是我的孩子， 也是你们的兄弟姐妹” 不过胡海法还是常常调皮捣蛋。有人建议把他退回到原来的学校去，我们觉得这样做不好，人家会说：“看，到底是民办学校，孩子教不好就送走。” 我们多次到胡海法家里家访。才知，海法的父母在外地工作，10个兄弟姐妹除了3个大的已在外地工作外，其余7个全靠七十多岁的外祖母照料。老人家叹苦经道：“海法不在家还好，一在家，左邻右舍准来告状。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老师，你们能帮帮忙吗？” 我主动找胡海发谈心：“海法，你应该做个好孩子，你已经留级三年了……”胡海法别转头，一声不响。我正等着他回答，谁知一不留神，他扭转身在我脚下撒了一泡尿。我压住火，没有呵斥他，而是用严肃的目光看着他。他有些不好意思了，把头低了下去。接着，撒腿跑了。 第二天，我找了个机会，像昨天没发生过“撒尿”的事一样，和蔼地跟海法说：“吴老师希望你做个好孩子，你也能做个好孩子……”他不吱声，一会儿用脚擦泥地，一会儿用手揉衣角。  《鸡毛飞上天》的故事以吴佩芳为原型人物 几天后，我正在批改作业，忽然听到旁边教室窗外“扑”地响了一声，接着听到了学生们的叫声：“胡海法跳窗跑了！”我马上冲出校门去追。当时正下着大雨，我顾不了那么多，边追边喊：“胡海法，不要跑，小心滑倒了！” 胡海法头也不回，只顾往前跑。“海法，淋湿了会生病的！”我紧紧地追着。过了一会儿，我又喊：“你回头看看，老师的衣服都淋湿了！”听了这话，胡海法回过头来看我，停住了脚步。我紧跑了几步，伸手把胡海法拉过来，脱下外衣挡在他的头上，喘着气，喃喃地说：“这样大的雨，你要到哪里去啊？” 回到学校，我替他脱去湿衣、湿鞋、湿袜，擦干头发和身体，套上了干衣服。看到我浑身上下湿透了，水滴在地上湿了一片，他眼睛里流露出自责的神情，轻声说：“吴老师……我以后不这样了。”胡海法主动喊“吴老师”了，我禁不住鼻子一酸，眼泪也快流了出来。  沪剧《鸡毛飞上天》 第二天一早，胡海法到校见到老师，冲口就叫：“吴老师好！”“殷老师好！”“江老师好！”我们高兴极了，对教好胡海法信心更足了。乘热打铁，上课时我们把容易的问题叫胡海法回答，答对了就表扬他。渐渐的，他上课认真听讲，主动举手发言，功课也好起来了。 我有3个儿子，加上爱人和老母亲，一家6口人，居住条件很一般，但比胡海法家要好一些。为了巩固海法的进步，我常让他在我家吃住，和我的孩子一起做功课，不懂的地方我就给他开小灶。我的孩子有时会“吃醋”，说我对海法比亲生儿子还好，有好吃的总先搛到海法碗里。我说，学生就是我的孩子，也是你们的兄弟姐妹。 胡海法的妈妈特地请假从外地回来，到学校来感谢我们：“海法变好了，放学回来就带弟弟妹妹，自觉做功课，自己衣服自己洗，多亏了你们！” 一年学习结束后，胡海法顺利升到了二年级。邻居们都说：“这只‘野鸟’归林了！” 多表扬、多鼓励，孩子会进步的 那时我们每周都要开家长会，在一年级结业前最后一次家长会上，当大家知道建襄小学学生的成绩、品德和教学秩序已经可以和公立小学媲美时，都非常高兴，当初不愿意送孩子来上学的家长则不好意思了。家长们夸奖我们说：“三位老师真争气啊，这么困难的条件下，不仅办起了学校，还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鸡毛真的飞上天了！” 1959年秋季开学，襄五民办小学也合并到了建襄，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下子增加到了185名。看到那么多孩子，也意味着工作量增加了，但我不觉得苦和累，心里只有高兴。
建襄小学的老师们坐在一起备课 1960年2月，上海召开文教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介绍了创办建襄小学的情况，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掌声响了好长时间，纷纷赞扬我们“鸡毛飞上天”的精神，说我们“把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了”！ 报纸、电台连续报道了我们学校的情况。文艺界的艺术家也到学校来体验生活，不久，一部宣传“位卑不敢忘国忧”的沪剧《鸡毛飞上天》登上舞台，剧中以我为原型的小学校长，由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饰演。到上海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也来观看此剧，演出结束后，周总理来到后台，感慨地说：“‘鸡毛飞上天’的精神值得学习，值得发扬光大！” 丁是娥主演沪剧《鸡毛飞上天》选段 （可点击播放） 1960年6月，我出席了全国文教工作群英会，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理周恩来的接见。隔了不长时间，刘少奇到上海，找我谈话，称赞我把“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贯彻得好，民办学校办得好。就这样，建襄成为了当时全国民办学校的一面旗帜。 1964年7月8日《新民晚报》 关于建襄小学首届毕业生毕业典礼的报道 老师心里不能有“结”， 否则怎么能教好学生呢？ 1978年，“文革”结束，由10所民办学校合并而成的“新建襄”成立，并由民办转为公办，我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校长。 风雨过后，我们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合并进来的学生中有86个是留级生。我给老师们鼓劲，不要怕困难，不要把他们看成是留级生，他们都是可以教好的。 1980年2月，寒假后的开学第一天， 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领导杭苇来到建襄小学 我把重点放到和老师谈心、到老师家走访上。在方振玉老师家，我了解到她父亲在“文革”中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全家人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抬不起头来。我让学校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终于把她家这顶莫须有的帽子给摘掉了，心里的阴影被扫除，方振玉和家人又可以轻装上阵了。她说我是她们一家的恩人。我说不用谢我，我只是还了事物的本来面貌，你们把劲用到教育孩子上面去吧。 有一天晚上，我到教英文的贝文玉老师家走访，发现她竟然在弄堂的路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我很是纳闷，进了她家里才知道，这是一间亭子间，房间狭小，只有北面有扇小窗，到了夏天特别闷热难耐，所以贝老师只好到外面路灯下批改作业。 贝老师的敬业令我很感动，我房里房外查看了一遍，觉得南面墙上有开窗的条件，就到房管部门提出申请。可他们觉得这种事没有先例，不予理睬。我再次登门申述，他们担心给一家开了，都来找怎么办？我就通过派出所搞调查，有这个要求的只有贝老师一家。这样来来回回跑了不下十几次，终于说服了他们，为贝老师家开了扇南窗。 多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每天一早站在学校门口，注意观察来上班的老师们的神情。我有这个本事，谁开心、谁不开心、谁有心事、谁情绪不高等等，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我就找他们聊，有什么困难帮助解决，有什么疙瘩帮助解开。对年轻老师，我也常和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谈朋友，可别忘了带来给我看看哟，我有经验，帮你们把把关。” 老师心里不能有“结”，否则怎么能教好学生呢？让老师保持心情舒畅，这是我很注重的一件事，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 2015年，建襄小学首届毕业生返校合影 成就每一位老师，教好每一个学生 在师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建襄小学的各项工作都名列前茅，成了上海出类拔萃的小学之一。 当时市二中学是市重点，和建襄小学相距不远，建襄学生考到市二的比较多，入校后老师反映也都不错。校领导归顺康觉得“好奇”，便特意来拜访我，说你们是几所民办学校合并的，生源并不是很好，可为什么学生的成绩和品德比一些老牌的公办学校还好？我说，没什么决窍，就是三个爱：爱学校，爱老师，爱学生；还有六个字：教好每一个学生。 1988年，建襄小学被命名为“上海市实验小学”，成为市属重点小学。学生也发展到一千多名。 退休后的吴佩芳和孩子们在一起 1992年我退休后，被聘为建襄小学名誉校长。担子卸下来了，但我闲不住。名誉校长是个闲职，但我这个名誉校长和人家两样的，我是一把扫帚、一个簸箕地把这个学校办起来的，对建襄的一草一木、每张课桌椅、每扇玻璃窗，我都热爱。 我喜欢往学校里跑，看学生蹦蹦跳跳，看老师忙忙碌碌，听教室里传来学生琅琅的读书声和老师的讲课声，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享受，也是我最开心和最幸福的时刻。 杂志编辑：王良镭 新媒体编辑：周晓瑛 排版：王冰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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