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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书才好?伍尔夫的 8 个建议

 圆角望 2019-12-14
(文末赠书)

她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齐名
她是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先锋
意识流文学的代表

她是英国著名女作家、文学批评家
弗吉尼亚·伍尔夫 
T.S.艾略特形容她是
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
卡夫卡说,她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
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的东西

伍尔夫是如何读书的?
关于阅读与写作,她给出了哪些建议?

关于读书,能给别人的建议,最多只有一点,那就是,不要去听别人怎么讲,只管顺着自己的天性,动动脑筋,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好。

——《怎样读书才好?

我们最常干的,就是三心二意、不明就里地翻开一本书,读小说希望它真实,读诗希望它虚幻,读传记又要满纸美言,读历史必要迎合我们的成见,我们读书的时候,只有摒弃这些先入之见,才能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开端。

——《怎样读书才好?

不要对着作者指手画脚,而要站在他的立场之上,成为他的同道和共谋。要是从一开始你就往后退,心存芥蒂或是满腹苛责,那你就是在妨碍自己从所读之书中获得更大的价值。而若是你可以尽可能地敞开心扉,那么,一打开书,循着字里行间委婉曲折的小道和难以察觉的蛛丝马迹,便可以走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面前。

——《怎样读书才好?》

读小说是一门艰难而复杂的艺术。要想从小说家,尤其是那些了不起的小说家那里,领悟到他们所给予的一切,那就一定要有非常敏锐的感觉,和非常大胆的想象力。

——《怎样读书才好?

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一间自己的房间》

任何一部天才作品的诞生都须历尽千辛万苦。事事都妨碍着作家将心中的作品完整写下。物质环境一无是处,狗儿也来吵,人们也来打扰,钱还必须去赚。身体也要垮掉。除此之外,还有那世间无人不晓的冷漠,让这一切更为艰辛,让人格外难以忍受。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人们去写诗、写小说,甚至是写历史,这个世界并不需要这些。

——《一间自己的房间》

诗意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物质的基础。要有足够的闲暇,还要有一点钱,有了钱和闲暇,观察起事物才能置身事外、从容不迫。有了钱和闲暇,妇女自然就会比以往更专注于文学创作。她们写起小说来,才会得心应手。她们的技巧也将更为大胆、更加丰富。

——《妇女与小说》

一本书的意义,往往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说了什么话,而在于作者眼中的事物与事物本身之间的联系,因其千差万别,这意义也就难以捉摸。若作者是一位诗人,这一点就更是如此,他所表达的意义和他所用的语言,不可分离,而这意义本身不过是某种情绪,并非具体的观察。

——《简·爱》与《呼啸山庄》

妇女与小说

弗吉尼亚·伍尔夫

《妇女与小说》这个题目,读来有两层意思:一是妇女和她们所写的小说,二是妇女和关于她们的小说。这看起来模棱两可,其实是有意为之,因为,谈到女作家,总要灵活一些才好。而在谈到她们的作品之时,还要留有余地,以便可以谈一谈此外的一些东西,这又是因为,总有一些与艺术毫不相干的东西,影响了她们的作品。

对于妇女的作品,哪怕只是走马观花稍作了解,也会立刻让人生出一连串的疑问来。我们马上就会问,为什么18世纪以前,没有源源不断的女性作品问世?为什么自那以后,她们就几乎和男人一样时常写作,还一部接一部,写出了英国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又为什么她们的艺术在当初采取了小说的形式,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依然如此?

想一想,就会明白,这些问题即便有了答案,只怕也是纯属虚构。因为答案如今还在那些破旧的日记本中尘封良久,还塞在那些上了年头的抽屉里,只怕是老年人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唯有从无名之辈的生活中,到那些几乎不见灯火的历史长廊里去,恐怕才找得到答案,那里,世世代代的女性身影淹没在黑暗之中,偶尔才为人所见。确实,关于妇女,我们知之甚少。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我们对自己的父辈,事无大小,多少都有些了解,知道他们是战士还是水手,任过什么公职,或是制定了什么法律。但是,对我们的母亲、祖母、曾祖母,我们还记得些什么呢?除了一些因袭的说法,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听说,一个长得漂亮,一个长了满头红发,一个曾被女王吻过。我们只知道,她们叫什么,哪一天嫁的人,生了几个孩子。除此之外,别无所知。

这样看来,要是我们想知道,在某个特定时期,妇女为什么做了这件事、那件事;为什么她们有时什么都不写,为什么有时正相反,她们又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还真是个大难题。谁要是能去故纸堆里翻出个究竟,把历史里里外外翻个底朝天,为我们如实描绘出莎士比亚时代、弥尔顿时代、约翰生时代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那他不仅会写出一本妙趣横生的书来,他还为评论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件武器。非凡的女性来自平凡的妇女。而只有我们了解了平凡妇女的生活状况——她生了几个孩子、是否自己赚钱、有没有自己的房间、是否有人帮她带孩子、请没请用人、还需不需要分担家务——考察过平凡妇女所能拥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之后,我们才能对非凡女性作为小说家的成功或是失败,说出个所以然来。

妇女的创作,往往是一阵活跃之后,便被奇怪的沉默打断,在历史上留下一段空白。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一个小岛上,萨福和一小群女人在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而后,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位宫廷女子——紫式部夫人,写下了一部优美的小说长卷。可是,在16世纪的英国,就在那些戏剧家和诗人们最活跃的时候,妇女却一声不吭。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无一例外全是男性的。之后,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我们才看到,妇女又在写作了。这一回是在英国,她们不仅写得多,还大获成功。

毫无疑问,法律和习俗要为这种沉默与活跃的奇怪更替负上大部分的责任。一个女人若是因为不愿嫁给父母为她选定的男人,就要被关进屋子饱受拳脚,就像在15世纪的英国所发生的那样,这种精神氛围,总归无益于艺术作品的产生。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无须征求女人的同意,就可以将她随便嫁人,而男人自此就成了女人的夫君和主宰,“至少依据法律、遵照习俗,是这么回事”,这样一来,她恐怕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用来写作,更不用说,会有人鼓励她这么做了。而时至今日,在这个精神分析的年代,环境与意见带给心灵的巨大影响,才刚刚为我们所知。借助于回忆录和信札,我们也刚刚开始理解,想要创作出一件艺术作品来,需要多么不同寻常的努力,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她的内心又需要怎样的呵护和支持。关于这一点,济慈、卡莱尔、福楼拜这些男作家的生平和书信,足以明证。

勃朗特三姐妹


由此可见,之所以小说会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蓬勃兴起,显然得益于法律、习俗和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细微变化。19世纪的妇女多少有了些闲暇,她们多少受了点教育。自由择婿也不再是中上阶层妇女的特权。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四位伟大的女小说家——简·奥斯汀、艾米丽·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还有乔治·艾略特——没有一个生了孩子,其中的两个甚至从未嫁人。

尽管写作的禁令已被解除,但看来妇女所受的压力仍然不小,她们依旧只能写小说。说到天赋与性格,再没有另外四个女人会像她们这样如此不同了。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可以说毫无相似之处,乔治·艾略特和艾米丽·勃朗特则截然相反。但她们的教养却让她们选择了同一件事来做。她们一开始动笔,就都写起了小说。

小说,对于妇女而言,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最好写的一种东西。原因并不难找。同为艺术,唯有小说最不需要全神贯注。戏剧和诗歌则不同,相比之下,小说可以随时拿起来,随时放下。乔治·艾略特丢下她的作品,去照顾父亲。夏洛特·勃朗特搁下笔,为的是要去挖掉土豆上的芽。何况,妇女的生活,不外是共同的客厅和往来的宾客,她的心思全都花在了察言观色、分析人物上。生活教会了她写小说,而不是写诗。

即便是在19世纪,妇女的生活仍然几乎完全为家庭和情感所占据。而19世纪的那些女性小说尽管也都十分出色,却无法否认,这些小说的作者,只因身为女性,家庭和感情之外的生活就对她们闭上了大门。而这些生活经历对于小说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譬如说,若是不让康拉德去做水手,那他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可就毁于一旦了。若是托尔斯泰没当过兵,没上过战场,没那么有钱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他就不可能拥有如此丰富的经历,连同他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也都会烟消云散,而《战争与和平》也会大为逊色。

可是,对于《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莱特》,还有《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来说,她们就是这样被紧紧关在了中产阶级的客厅里,除此之外,哪儿也不能去。对她们来说,亲历战争、出海远洋、从政经商都是非分之想。就连她们的感情生活,也有法律和习俗来层层约束、严加限制。乔治·艾略特公然和刘易斯先生未婚同居,闹得沸沸扬扬,落得一片指责,最后只好躲出城去,远离尘嚣,这样的处境,显然不利于她的写作。她这样写道,除非人们出于自愿,要来这里看她,否则的话,她概不会客。而与此同时,欧洲的另一侧,托尔斯泰正在当兵,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和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男人女人厮混在一起,却没有一个人对他指指戳戳,而他的小说,也因得益于此,才如此包罗万象、生动活泼。

作者的阅历不足,作品必然会受到影响,然而,妇女所写的小说,所受影响并非仅此而已。至少在19世纪的女性小说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也与作者的性别息息相关。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者的个人风格,就像查尔斯·狄更斯那样,风格独特、清晰可辨,还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一个对她所遇的不公心怀愤恨,为她应有的权利大声疾呼的女人。这就让妇女的小说读来不同,因为在男人的小说中完全见不到这种东西,除非事有凑巧,这位作家先生正好是个工人、黑人,或是出于别的原因,也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耿耿于怀。小说的缺陷,往往就来自因此而产生的扭曲。假小说以泄私愤,或是借着书中的人物把满腹的牢骚、苦衷一吐为快,免不了会分散读者的注意,这就好比一时之间花了眼,把本来吸引了他注意的那一个点,看成了一双。

简·奥斯汀

简·奥斯汀和艾米丽·勃朗特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她们既不去呼吁,也不去请求,对于轻蔑或是非难,全然不放在眼里,她们依旧我行我素。然而,若要忍得下怒火,非要有澄明的心境和坚强的意志不可。须知妇女涉足艺术,便要面对各种不期而至的冷嘲热讽、口诛笔伐,也总有人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来证明她们低人一等,这样一来,她们自然心中不平。只须一睹夏洛特·勃朗特的愤怒、乔治·艾略特的隐忍,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反应。更不用说在一些二流女作家那里,这样的情绪更是再三出现——从她们所选的主题,从她们别扭的固执己见,从她们做作的温柔体贴中,无处不见这种情绪。而且,不知不觉间,她们就变得虚情假意了。她们动笔之时,心中念念不忘对权威的敬意,所以一旦落笔,不是像个大男人,就是像个小女人。作品本身的真诚正直却被丢在了一边,结果就是,小说也就失去了其成为艺术的本质所在。

妇女的小说已变得大为不同,这似乎是因为,她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女小说家不再怒气冲冲。她不再愤愤不平。动笔之际,也不再去呼吁或请求。这样一个时代,要是说我们还未达到,那至少也可以说,我们正朝它走去。到了那时,在她的小说中将再难见到,或许再也见不到,那些与艺术无关的影响了。她可以专心创作,不为外界所扰。曾经,只有与众不同的天才,才能视影响为无物,而如今,就连普通妇女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如今妇女所写的小说,大体而言,比一百年前,甚至只是五十年前的小说,都要真诚得多,也要有趣得多。


即便如此,一个女人若想随心所欲地写作,也还有许多困难先要面对。首先就是技术上的问题——听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实际上,却十分地棘手——就是说,现有的句式,对她来说,并不合适。这种句式,是男人所造,太松散,太笨重,女人用来,也有些太盛气凌人。但是,小说的版图如此辽阔,作者只有找到一种寻常、惯用的句式,才能把读者轻松自如地从一头带到另一头。而这就必须由妇女自己来创造,把现有的句子改头换面,直到写出自然流畅的句子,可以原原本本地表情达意,而不至于歪曲了她的本意、压垮了她的思想。

但毕竟,这只是求鱼之筌,而只有当妇女鼓起了勇气去面对指责,下定了决心要忠于自己,才能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归根结底,小说要做的,是描写大千世界,描写成百上千种不同的事物——人、自然、神,还要将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一呈现。而在每一本好的小说中,这一切都会凭借着作者的艺术想象之力,变得井然有序。但也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左右着它们的秩序,那就是传统。而传统,总是男人说了算;生活的价值,孰轻孰重,也一向由他们说了算。那么,既然小说主要来自生活,他们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在小说里占了上风。

然而,无论是生活的价值所在,还是艺术的真谛为何,女人的看法和男人往往都大相径庭。所以,女人一旦写起小说来,总会觉得现成的价值观不妥,就想把它改一改——男人不屑一顾的东西,她要认真对待,男人看来事关重大,她却认为无关紧要。就是因为这样,她当然会为人诟病。因为,这真让另一种性别的批评家们大惑不解,竟然有人要改变现有的价值尺度。难怪他们要大吃一惊,不仅把这当成了不一样的声音,还认为这毫无道理,净是些鸡毛蒜皮、多愁善感的奇谈怪论,就因为,这和他们自己的看法不同。

不过,妇女如今也变得更有主见了。她们开始相信自己明辨是非、评判价值高下的能力,对于自己也有了敬意。因为这个缘故,她们的小说里也开始有了新的内容。她们似乎对自己的兴趣淡了,对其他女人的兴趣强了。19世纪初,妇女的小说大多数都是自传性的。她们这样写的动机之一,就是想要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为自己的理想辩护。现在,这种想法不再这么迫切了,妇女开始深入了解她们自己的性别,开始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女性形象。这当然也是因为,一直以来,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全都来自男人的笔端,直至最近才有了改观。

这里,她们又遇上了有待克服的困难,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女人不像男人那样乐于被人观察,而日常生活也没给她们什么引人注目的机会。一个女人的一天,几乎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做好的饭菜被吃掉了,拉扯大的孩子也远走高飞了。哪里值得留意呢?又有什么值得小说家大书特书呢?几乎没有。她们的生活向来默默无闻,所以让人难以捉摸,令人困惑不解。这个黑暗中的国度里,第一次,在小说中,有人留下了探索的足迹。而此时此刻,各行各业的大门也向妇女打开,女性小说家必须把思想中、习惯上的一些变化记录下来。她必须仔细观察,妇女的生活如何不再沉寂于地下,而一旦暴露在外面的世界中,她们又拥有了怎样的色彩与斑斓。

此时此刻,若是要对眼下妇女的小说有何特征下一个结论,或许可以说,她们的小说勇气十足、真诚,也忠于女人的感受。小说里不再满是痛苦,也不再为女性大声疾呼。但同时,她们的小说和男人的相比,写法也大为不同。这些特征,比以往更常见,即使是二三流的小说,也因为这种坦率和真诚,让人有了兴趣,觉得可以一读。

但除了这些优点,尚有两点,还值得一提,可以进一步讨论。英国妇女摇身一变,从一个时隐时现、朦朦胧胧、无足轻重的角色,变成了一个负责的公民,参与投票、自己赚钱,这就让她们的生活和艺术都转向了非个人化。她们现在不光谈情说爱,也交流思想、议论政治。以往,她们若对什么心生疑问,也只能从丈夫或兄长的目光所及和利益所在中旁敲侧击,如今,自己也置身事中,不绕圈子、不再空谈,她们也就不再只是对别人指手画脚,而要亲力亲为了。这样一来,她们的注意力,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紧盯着自己的小圈子,而开始转向了非个人化的世界,她们的小说,自然就多了几分社会责任,而少了一些个人色彩。

像牛虻一样针砭时弊、指摘国事,这种事情,向来由男人一力承担,不过,我们不难想到,如今,女人也要为之尽心尽力了。她们的小说也要针对社会的弊端,提供救治的良药。她们笔下的男男女女也不再只是成日里风花雪月,他们也要走进不同的圈子、阶级和种族,经历各种纷争与矛盾。这一变化自然重要。但有些人更青睐蝴蝶,而非牛虻。换句话说,她们钟爱的是艺术家,而非革命者,在她们看来,另一个变化还要有趣得多。须知,迄今为止,妇女小说中最薄弱的地方,仍是诗意的缺乏,而妇女的生活更加非个人化,正有助于诗人气质的发展。这会让她们不再一味注重事实,不再满足于刻画细节,不再像以往那样,观察到的一点一滴都务求纤毫毕现。她们将会抛开个人生活和政治活动,将目光投向更为普遍的地方,投向一直以来诗人们试图解答的问题——我们的命运何在,人生的意义何在。


当然,诗意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物质的基础。要有足够的闲暇,还要有一点钱,有了钱和闲暇,观察起事物,才有可能置身事外、从容不迫。有了钱和闲暇,妇女自然就会比以往更专注于文学创作。她们写起小说来,才会得心应手。她们的技巧也将更为大胆、更加丰富。

以往,妇女小说的长处,常常在其天籁自发,好比画眉或是八哥,啁啾呢喃,并非学来,全从心底流出。但往往更像是闲言碎语、絮叨个没完——不过是洒在纸上的闲话,等着晾干的斑斑墨迹而已。将来,妇女有了时间、书籍,屋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点空间,文学,对女人来说,才会像对男人那样,成为一门可以学习的艺术。人的天赋就可以得到训练,得以更好地发挥。而小说,也就不会再是倾泻个人情绪的场地。比起今天来,小说才能像其他体裁那样,成为艺术品,而它的长处和短处,都将得到深入的研究。

由此向前再跨出一小步,便走向了更为优雅细腻、迄今为止还鲜有妇女涉足的艺术领地——散文、批评、历史和传记。为小说着想,这一进步,也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提高小说自身的质量,还可以让那些只因写小说容易而写小说,其实却心有旁骛的人找到自己的归属。这样一来,小说才能摆脱历史和事实的堆砌——在我们这个时代,全拜这些所赐,小说才如此臃肿不堪。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预言,将来妇女所写的小说会少一些,但会好很多。她们所写的,也不仅是小说,还有诗歌、批评和历史。这一预言说出了我们对未来的憧憬,那将是一个美好的黄金时代,到那时,妇女将会拥有长久以来一直被剥夺了的东西——闲暇、一笔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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