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四之乱成化四年六月（公元1468年），镇守陕西太监刘祥并巡抚陈价向朝廷奏报：固原开城县土达（归附的蒙古民众）满四，纠集族人三百余抢掠苑马寺官马，啸聚一千多人披明甲、执弓矢、吹响器，自署“招贤王”，公然反叛，请旨会剿。 千把人就敢举反旗，还真是胆肥。 在朝廷诸公眼里，满四之乱不过是撮儿小患，不足为虑，事下内阁议罢，循例着巡抚陈价会宁远伯任寿领卫所边军进剿。 七月十二日，诏命下达半月有余，兵部尚书白圭上疏天子道：满四反叛不足一月就有四千余众追随，形势不容乐观，考虑到陕西地方诸夷杂处，很容易受满四煽动蛊惑，应令巡抚陈价、总兵官任寿与镇守太监刘祥，会同巡按三司等官计议，对协从者要设法招抚，首恶者要严厉打击。 这个建议非常中肯，也足见兵部对叛乱的处理能力，不过你若是简单认为兵部单纯在提建议，那你就大错特错。 按制兵部协办军队选调、征讨方略，可此次平叛的人事任命虽说经皇帝诏命下达，但这都是内阁商议的结果，实际上与兵部无涉。 这真够兵部尚书郁闷的，于是上疏皇帝给平叛官将们指导一下工作，也是向朝野亮明兵部的领导地位，借此表明，有些事不需要假手内阁。 只是京中的命令还没下达军前，变故突生，陕西巡抚陈价与总兵官任寿的奏报于七月十三日呈达御前。 据陈价所奏，大军征讨满四时，因统兵都指挥邢端临机畏惧，引兵逃遁，以致军心溃散继而大败，伤亡二百余人，遗失军器不可胜数，请旨究罪。 成化天子将此事交由兵部议处，兵部给出了处理意见并覆奏：令巡按御史逮问邢端，至于官将陈价、任寿等人姑且宽宥，戴罪杀贼，并另遣宁夏、延绥两地边军会讨。 这样的处理结果虽然看起来中规中矩，但站在兵部的立场来说，却达到了既惩治了主要责任人，又施恩前线官将继续效命的目的，可以说将兵部在此次平叛中的主导地位，展现的淋漓尽致。 但内阁大学士彭时、商辂等人却持有异议，满四之叛不过小乱，可叛军越剿越多不说，主将还无能，致使损兵折将，大涨贼人志气，即便允许他们戴罪立功，那也得军前换将。 七月十六日，兵部的处理结果刚下达三天，成化天子就又下旨，以右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都督同知刘玉充总兵率京营五千，并延绥、宁夏、甘凉等处军马赴固原平叛。 皇帝的旨意是廷臣会议的结果，虽然兵部也有参加，可廷议的主导却是内阁，也就是说此番军事主官大换血，是内阁的意思，如此明火执仗的侵夺兵部调兵职权，兵部堂官们估计气炸了，可一时无法，旨意已下，徒呼奈何，只能寻机找补回来。 转眼到了八月，前线战事巨变。 陈价、任寿等人在接到京中更换主官的旨意后，无不心生疑忌，怕朝廷秋后算账，追究他们之前的败军之责，同时也为了抢功，想赶在项忠等人大军到来前，提前平定叛乱。于是大军冒进，攻打满四所占据的石城。 石城凭险而立，不是轻易就能攻克的，我们今天可以从《西征石城记》中一窥石城的险峻：
瞧瞧，满四叛军据险而守，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再赶上官军急于立功，至城下时，满四等驱牛羊数千在前，冲撞官军，继而精兵后至杀得官军败退，丢盔弃甲，不胜狼狈。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时满四军兵甲器械不足，很多所谓的精兵都拿的是木棍，就这样官军还是一溃千里，遗失军资器械不下千数，令有大铜将军炮二座，成了满四军的战利品。 这哪是打仗，简直就是军资运输嘛！ 这次大败，京师震动，舆论哗然！ 陈价、任寿等丧师辱国至此，不逮至京师问罪，不足以纾时愤。 而且经此一败，固原形势大坏，满四据守石城拥众数万，四出攻劫，待年末黄河结冰，他又能和北边的鞑靼毛里孩部合兵，到时恐怕西陲永无宁日。 兵部尚书白圭借此气势汹汹的上疏，要求逮任寿及陈价等人来京，明正其罪，并再遣将官统率京营大军出征。 内阁以项忠既然已经受命，就先等他到任再说，否决了兵部另行简派将官出征的意见。 这下兵部不满的情绪被推至顶点，已然到了爆发的边缘。 成化四年十一月，总督军务的项忠上报军情报捷，言说十月九日开始大军分七路围剿满四，大败贼军，斩获颇丰，只是伏羌伯毛忠在御敌过程被流矢击中而亡。 这道报捷文书，前边即便说的再繁花锦簇，也不敌随附后边的一句伏羌伯阵亡。大明开国百年，在平定民乱的战争中死了一个伯爵，还真是破天荒头一遭，足够举朝惊骇了。 阵亡的要抚恤，有功的要升赏，唯独项忠不予任何赏赐，这也足见朝中大臣与皇帝的态度了。 一时间作为前线最高指挥的项忠忧郁失色，内阁大臣们也大感来自朝中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兵部对其执政权的挑战。 趁此时机，兵部再次要求重新选派京营将官出征，这次成化天子犹豫了，命司礼监太监怀恩召掌兵部事的尚书白圭，与协理部事同为兵部尚书的程信一同至内阁，与阁臣共同计议是否另遣京军官将增援项忠。 项忠需要增援吗？ 有人会说了，那得问前线主将呐。 这话不错，一切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作为指挥官的项忠也确实上疏求援了。 不过大家别着急发表意见，项忠虽然求援，却并不代表他真的需要援军，是不是有些糊涂，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项忠到任以后，几番进军虽说有胜有败，可从大局来看一直是占优的，满四军从四方劫掠，气焰嚣张，到只能龟缩一城，内外困绝，都是项忠谋划的功劳。 只是如前文所说，石城易守难攻，等闲攻克不得，伏羌伯毛忠之所以战死，是因为他攻取的东山路是个险隘关口，贼兵奋死捶阨，官军不能挺进，在登山过程，流矢倾泻，这才无意间射中毛忠。 现如今黄河还未上冻，满四坐困愁城，根本没有北逃的可能，项忠只需缓缓图之，水粮断绝，石城内部就会率先内讧，破敌不过时间问题。 可棘手的是，兵部与内阁争权，早放出话要再行调兵，现在又赶在伏羌伯阵亡的当口，京中舆论压力很大，项忠上疏请援是迫不得已，目的只是为了“以安中外”。 内阁理解项忠的苦衷，知道此时另行增兵除了徒耗钱粮外，别无他用，于是彭时与商辂出言反对道：之前贼人四出攻劫，确实令人骇惧。但现在他们入山自保，我军围守甚固，不一两月，贼必穷困，便可擒取。京军何用再行商助？ 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程信力主出兵被拒，抗声诘问：项忠现在退在平凉，这就是所谓的围守吗？ 这已然是和内阁首辅针锋相对了。 彭时也动了真火，斥其不可妄言，并道：如果项忠没有分布已定，怎会无缘无故怎会后退？ 程信答不上来，白圭也相对无言。 彭时进而追问：如果京营增兵，什么时候能到前线？ 程信盘算了一下，从动员京营，辎重准备，然后开赴固原，怎么着也得三四个月了，便回道：明年二、三月可到。 彭时等的就是这句话，徐徐道：观项忠奏词，胜负也就在岁末，京营缓不及事，不必出军。 司礼监太监怀恩等人认可内阁说辞，也支持京营大军不动。 程信不死心，又要求另派锦衣卫前去查探动静，此举实际是监察前线将官，没啥卵用，纯粹就是搅屎棍，彭时当然极力反对。 程信所请一再被内阁所拒，忿忿不平，出言威胁：项忠军若败，必斩一二人，然后发兵去！ 言辞间火星直冒，足见兵部与内阁之争全然落入下风，已经开始急不择言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石城满四叛军再也熬不住了，相互仇杀，早有准备的项忠趁机抓获了满四等人，没几日贼寨悉平。 十二月二十日捷报传至京师，人情汹汹的物议，顿时烟消云散，无不称颂内阁措置得当。 成化天子也极为欢喜，赐阁臣所俘人口各一，并旋即加彭时吏部尚书衔，由此内阁学士可以名正言顺插手人事变动，成了名副其实的宰辅重臣。 部权与阁权天顺八年明英宗驾崩，委内阁首辅李贤托孤重任，新继位的成化天子对其依赖敬重，军国大事，事事依从，内阁的地位也上升到新的高度，俨然中枢。 即便李贤于成化二年去世，内阁的执政地位也未见回落。 当初朱元璋裁撤中书省，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六部堂官成为政府首脑，各理部事，直接对皇帝负责。 但国事繁杂，朱元璋设殿阁大学士，袛备顾问，是为内阁之始。之后朱棣继位，特简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并预机务，开内阁参政之先河。 不过永乐皇帝用内阁预机务的同时，仍并重六部，阁臣无论官衔还是职权都远低于六部长官，且内阁又被限制“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因此永乐时期，内阁权力被限制的死死的，根本无力与六部分庭抗礼。
直到明仁宗、宣宗时期，内阁杨士奇等人有拥立之功，纷纷在大学士职衔之上加尚书衔，总算是向六部堂官们看齐了，内阁的权力也因此大涨，正统以后日益扩张的阁权，渐渐向中书省的性质靠拢，阁权与部权无可避免的重合，斗争不可避免。 正统之后至万历之前，大明的阁权一直是处于高涨的时期。最具标志的事件就是成化时，首辅李贤创制吏部官推法，四品以上官吏出缺，由吏部报缺，推举数人，皇帝裁决，看似将高级官僚的人事任命奉归皇帝，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内阁往往凭借参决机务的优势，左右四品大员的任免，极大削弱六部之首吏部的权柄。 而历史进入嘉靖朝，内阁秉政发展到全盛，人事、兵权全有内阁支配，阁权凌驾部权之上，内阁首辅成为真正的宰相。
万历十年，随着首辅张居正的谢世，达到无以复加地步的阁权急转直下，在万历皇帝的刻意打压，六部主官的极力夺权，阁权一度回落。 由于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以六部分治天下，且明成祖也明确表示，内阁不得侵夺部权，因此有明一代，内阁总领朝政一直缺少法理支持，从未完全制度化，这就令内阁与六部在权责划分上纠缠不清。 内阁想要收回当年中书省的权柄，可六部却以祖制为由几番抗争，你来我往，反复较量，胜负也通常取决于皇帝的态度。虽说如此一来，可以保障皇权集中，但大明王朝中央的稳定，却在阁、部的明争暗斗中多了波折动荡，这也成了明后期党争激烈、此起彼伏的一大缘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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