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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明朝太监权力那么大？
明代，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是有宰相的，就是保持着宋元的中书省，不久宰相胡惟庸造反，朱元璋认为是宰相职权太高，索性消除中书省，只留下中书舍人，官位七品，且不再起草招书，只负责管理与誊抄。原先在门下省的主官侍中及侍中侍郎都不设，但留着“给事中”，官位也是七品，有封驳权。尚书左右仆射也不要，但六部留着，六部各自的主官——尚书也留下，朝廷给六部分别派去“给事中”，参与本部的向上提出意见的议论，其意见往往受到重视，常常使得皇帝及六部尚书都为难。 于是，皇帝之下，政府机构成了互无牵制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此外设都察院，监察全国事务，是实权机构，与六部并称为“七卿”。此外，有通政司，大理院，与前面七卿并称九卿，其中通政司专管全国奏章的上传下达，大理院专管高级案件的审理，如果不能决断，就组成三法司（大理院、都察院、刑部）会审。 明代兵制，去掉宋代枢密院，只留兵部。将与兵的设置很像唐代，设有五个大都督府，很像唐代的十六卫，这些都督平时不见兵，兵不是像唐代的府兵，而是有专门的兵户负责兵役，部队的日常管理，战前动员，是兵部的事。 这样，皇帝之下，是互相并峙的九卿，外加五个大都督，共十四人，天下一切大事由皇帝亲身处理。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毕竟个人之力有限，于是，皇帝便得设立秘书处——内阁，内阁是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两阁——文渊阁、东阁，四殿两阁并称内阁，内阁主员是大学士。明代起初的皇帝朱元璋、朱棣，两人都是武行出身，马上得天下，所以身体极好、性格强硬，奏章批复、诏令拟定，基本亲身而为。后来的皇帝圣体衰弱、精神萎靡，便将事务交由内阁处理，刚开始是由内阁出具意见，皇帝选择之后稍微融色，后来便直接采纳，再后来皇帝到内阁都不去了，内阁就“火”了起来，但是内阁官位只有五品，怎能处理二品尚书的事务呢？总不是将内阁的官位升为超过六部尚书（正二品）的正一品的吧？（我们这些年，几乎所有学校领导都有行政级别，特别是大学，什么副部级、正厅、副厅。大学领导以当官、上升为务，却以学术研究为次。大学不能以学术为务，社会就没有了标杆。） 这不是削去丞相之后，又把相权光明正大授予内阁了吗？再说“内臣”怎能冠冕堂皇地处理国家政务、军事呢？皇帝有的是办法，让六部尚书兼内阁之职，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等，这样，内阁之权就坐实了，同时内阁学士一般都是经筵讲官，给皇帝和太子授课，如果这样的学士出任兼领尚书，那就是太师、某部尚书兼某殿或某阁大学士，位置既尊又亲，同时权力坐实，真是权倾朝野。但是还是有些问题，因为其实权只是某部尚书，但要过问六部九卿、五个大都督的事务，这是有矛盾的。 万历皇帝时的内阁学士张居正，以太师、内阁学士的身份兼领首辅——第一宰相之职，他活着的时候，百官表面上对其变法唯唯诺诺，实际上阳奉阴违，在他死后，“清议”（百官议政，其实是缙绅集团的口舌之争）对他相当不利，百官对其极尽诋毁，不久他的家都被抄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话柄就是他无实职却行实权——是僭越。后来，万历皇帝也不能违背朱元璋永久废除相职的遗诏，各缙绅集团的口舌斗争，在别的集团有拥有相权的可能时都会搬出遗诏、同时征用强大的圣人之道、礼制来争辩，力量是皇帝本人都无法违背的。万历皇帝万念俱灰之后，蛰居深宫，再也不理朝政，明代丧失了重新确立丞相职位的最后契机。 在内阁逐渐坐大的同时，司礼太监之权也膨胀起来了，由于皇帝和内阁见面减少，中间有事都由司礼太监相转，奏章批阅，皇帝就交由司礼太监，本来应该皇帝办的事，先是落到内阁手中，又慢慢落到司礼太监手中。 内阁专权、太监专权是明代政权执行的毒瘤，皇帝剃光三省长官，让九卿、大都督都集中在自己麾下，让相权、纠察权、军权之柄都握在自己手中，自己又不能合理处理，事实上也不可能合理处理，只能交由身边秘书机构——内阁来处理，而后来掌权的司礼太监连秘书的资格都没有，只是个下人和奴才的身份，但却担纲了真丞相的身份，乃至超过丞相之权，是皇帝与丞相的合体。朱元璋本想要绝对集权，但其后人皇帝却逐渐把权力连本带利交给阉党，这可谓是极大的讽刺吧。 阉党专权的例子如魏忠贤、曹少卿等等，中国历史上明代阉党专权的现象最多，大清时专权者主要是军机大臣。当皇权不能合理地运行，加上经济层面兼并阶层总会出现，社会结构就会逐渐解构，历代都是如此。 明代地方，实行三司制度——承宣布政使司（从元代行中书省演变而来）、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监管行政、军事、司法，“司”本来是尚书省之内六部之下的一个部门，在宋代时，升为与中书基本并列的机构，在明代又降为地方机构，单从这个变化就可以看出宋明两代国家权力机构的紊乱。承宣布政使司又称藩司，提按察使司又称为臬司，清代时，将其称为藩台、臬台，承宣布政使之下有参政、参议等职位，提刑按察使之下设有副使、佥事等职，两司的这些附设官员外放出去，就称为分司或者监司官，清代时统称为道台，鲁迅在《故乡》一文写道杨二嫂见主人公时说道：你现在阔了，都放了道台了，就是这个意思。由布政司分出去的分司或分道称为分守道，按察使外分的称为分巡道。 在三司之下，有分司或分道，再下就是州或府，再下是县，总共四级。政权多头，乱做一片，那还有理出头绪的可能呢。但是这样的话，中央如何巡视地方呢？我们知道，汉代的地方巡察是刺史，唐代时变成地方官，唐代改为观察使巡视，后来成为地方军政最高长官；宋代每路有四个监司官——帅、漕、宪、仓，这是负责地方事务的，实则中央监察各地的机构，但状极模糊。明代时，监察地方的是总督、巡抚，在各地有事时来到地方，一般随带着“都御史”的头衔，我们光看这个衔，就知道皇帝对地方是多么的不放心。地方机构算全有四级之多——县、州府、分司、三司。明代政权机构，地方领权的机构过多，各自归属就极混乱，又将总其成的权力交在内阁、司礼太监，实在是再不能坏了。 明代的官员的关系过于复杂，和民间地主变相勾结，是各自寻找依靠和基础的原因所致，此外，读书考取功名的监生、贡生等，还有地主、商人，相互结成一个成份复杂，关系纠缠的组织——缙绅集团，他们口谈仁义道德，实质为自己的进退荣辱打算，任谁包括皇上都不能反对，但是，他们对民族精神的传承还是有一定作用，大清经山海关占领全国之后，面对的主要是思想的反对，与之前蒙古占领宋朝疆域之后整个民间的反映是有差别的。这样，整个民间和国家政权的联系就越来越脆弱，明末李自成造反，从西安进军北京，中间穿越三省数市，几乎遇不到抵抗，只两个半月就兵临北京城下，可见明朝社会结构的松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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