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权的逐渐削弱与君权的不断加强，到中央集权的巅峰

纵观中国历史，从丞相诞生之初，就因为丞相权力太大，所以就涉及到君权和相权的权力斗争，相权权力越大，意味着君权被限制。所以从中国历史上各朝相权逐渐被削弱。

从中央官僚制度看加强君权削弱相权
中国历史上中央官僚制度：秦朝、汉朝、三国、两晋—三公九卿（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东汉司徒、大司马、司空）；
隋、唐—三省六部（三省：尚书省—尚书令、门下省—门下侍中、中书省—中书令）；
宋—丞相被分权：丞相、三司、枢密院（分别为政、财、军）、六部；
元朝—中书省、六部；
明朝—内阁、六部；
清朝—军机处、内阁、六部。
从以上可以看出，历朝历代都是君权削弱相权，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而相权被慢慢削弱，变为群相制度，清朝更是成为奴才。

秦汉时期中央官僚制度制度是三公九卿制度，这时候是丞相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就有了丞相门前七品官这句话。虽然太尉和御史大夫同为三公，太尉掌军，但是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皇帝最看重的就是军权了，所以，太尉的掌军只是表面上的，御史大夫相当于副相，敢监察丞相吗？

三公九卿

到了汉朝，汉武帝为了削弱相权，开辟内朝来对抗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内朝有个重要的职位叫尚书（不同于以后的六部尚书）他可以不经外朝将奏折呈递给皇帝，直接传达皇帝的意思让丞相执行。卫青、霍去病等红人都出仕于内朝，后来担任大将军，位在丞相之上，卫青，霍去病更是分别加封为大司马大将军和大司马骠骑将军；汉昭帝时辅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领尚书事”。规定，臣下给皇帝的奏疏有正副两本，呈送皇帝前，领尚书事者先审查副本，并有权将之摒弃，不报告皇帝，因此内朝权力极大。丞相沦为执行机关，丞相权力大为缩减，中枢决策权大大降低。东汉光武帝刘秀竭力把权力集中于君主，正式设置尚书台，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以此制约三公。因而加重了尚书的职权。因尚书的官署在宫禁内而称为台阁，故有尚书台之称，而各曹尚书协助皇帝处理各种事务，这就是六部尚书的前身。

到了隋唐，丞相一职一分为三，分别为中书省中书令，门下省门下侍中，尚书省尚书令，由于李世民担任过尚书令，尚书省长官以左右仆射为尊；中书省写诏令，门下审核，可以否决，尚书省执行。唐朝设置政事堂，皇帝授予'参预朝政'、'参知政事'的都为丞相，实质变为群相制度，后来名字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不加三品部位相；到了宋朝，设置二府三司，丞相的财权被三司分掉，军权被枢密院分掉，更是设置副丞相参知政事，虽然到了后期文官很强势，军权被拿了回来，但是还是改变不了相权被削弱的实质，此时丞相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元朝时期废除门下和尚书省，中书省独领百官，丞相得到了短暂的光辉。

三省六部

明朝朱元璋废除丞相，皇帝直接对接六部，后来成立内阁，前期只是皇帝的秘书，逐渐演练为实质的政事堂，内阁大学士为群相，首辅是实质上的丞相，但是此时，内阁只有议政权，决策权在皇帝和司礼监掌印（内相）手中，行政权在六部，内阁达成意见需要送往司礼监和皇帝出批红，决策权很容易受到宦官影响，所以明朝出现宦官专权，如果明朝内阁和宦官勾结，内阁就有了决策权，万历年幼时，内相冯保听命与张居正，所以张居正独揽大权，明朝的内阁在万历达到巅峰，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朝廷各个机构照常运转。但是明朝内阁大学士品级很低，为五品官，所以各位大学士都要加衔尚书；内阁则慢慢摆脱了秘书班子，成了正式的官职宰辅。到了清朝，成立军机处，虽然保留了内阁，但是内阁的权利实质上移到军机处，初设时仅为军事方面，后来发展成总揽军政大权的中枢决策机构。实权远远超过内阁。它的设置彻底清除了宰相制度的残余和影响。军机处不下属机构，所以权力虽大，但并不同于宰相，仍同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标志。
从丞相与皇帝议政的位置来看：宋代以前，丞相与皇帝讨论政事是坐着讨论的，皇帝还要喊人递茶送水，丫鬟伺候，宋代开始，丞相只能站着讨论，到明清时，大臣奏事必须跪着。清朝时期军机处的臣子们更是自称奴才。明朝及以前朝代，皇帝的圣旨如果没有丞相加印是不合法的，清朝就没有这个现象了，所以清朝是君主集权的巅峰。

清朝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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