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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是明代初叶的一件大事。对于胡惟庸案的说法，历来也都是莫衷一是。 上个世纪，著名明史学家吴晗先生写了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论述此案的影响时说：因胡惟庸事件，“党狱析连前后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前后达四万余人。 且因此和日本断绝国交关系，著之《祖训》。 吴晗先生的此文，考证胡惟庸案之始末和曲折，甚为缜密，但以上分析容易给人一种误会，似乎朱元璋拿胡惟庸开刀，和他于开国之初大诛功臣一样，是雄猜好疑心理主使下的对功臣“震主”的疑忌， 仍然属于典型的“兔死狗烹”。 而究其实，胡惟庸之所以不得不死，其中当然有明太祖为自己身后布局的考虑，不准备让后代面对强悍的大臣；但更重要的，则是君权和相权的关系这时候已愈趋紧张，标志着朱元璋权力欲望的空前高涨。
胡惟庸与朱元璋 胡惟庸的定罪 胡惟庸 , 凤阳府定远人 , 随朱元璋起兵 , 一直深受信任。 至于他的为人专横跋扈，猾欺奸诈 , 颇为同僚所憎恨 。 如徐达就 “ 深嫉其奸邪 ” ; 刘基也认为他 “ 奸态不可用 ” ，朱元璋也说他 “ 专肆威福 , 生杀黝险有不奏而行者 。 ’ 但说他 “ 谋反 ” 则疑点很多 。 洪武十三年 , 胡惟庸被杀 , 其罪状是 “ 枉法诬贤 , 操不轨之心 , 肆奸欺之蔽 ” , “ 蠢害政治 , 谋危社稷。 ’ 但是 , 他如何 “ 不轨 ”，如何 “ 谋危社稷” , 则缺乏详细的史料记载 。而且根本未提及他通敌叛国， 然而，在胡惟庸死后十年， 其罪状越来越具体，问题越来越严重 。 比如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胡惟庸诡言家中井里长出石笋，请朱元璋去观赏 , 暗中却在家中埋伏武士，准备趁机杀掉朱元璋。结果被西华门守者云奇告发，未能得逞。 另外，又说他勾结蒙古，私通侯寇…… 。 这些罪状从时间上来看，前后矛盾。从情节看，漏洞百出，吴晗先生在《胡惟庸档案考》 一文中，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此案疑点颇多，难以置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 在胡惟庸案件背后，又隐藏着何种动机呢? 胡惟庸的做派 随着权势的扩张，胡惟庸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胡惟庸的乡土观念极重，他本来就是利用乡土关系给李善长行贿而由外放调任京官的。洪武初年，当他听闻朱元璋准备换相，以山西阳曲人、御史中丞杨宪代之，即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国初事迹》记载其独断省事乃至任相之后，更利用乡土关系巴结拉拢淮西将臣。他不仅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同李善长结成亲戚，还力图与另一大同乡徐达结好。徐达鄙薄他的为人，未予理睬，他又贿赂徐达的看门人“使为间以图达”。这个看门人向徐达告发，“达亦不问，惟时为上言惟庸不可过委，过委必败” 。 有些淮西武将违法乱纪，受到朱元璋的惩处，胡惟庸更乘机拉拢，结为死党。如濠人、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返回京城，擅用驿马，被罚到山西代县捕盗; 五河人、平凉侯费聚奉命抚治苏州军民，沉溺酒色，被罚到西北招降蒙古，又无功劳，受到朱元璋的严厉切责，胡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切切来”。 对于非淮西人，胡惟庸则极力加以排斥、打击。任中书参政后，他和其他淮西勋贵都一致站在李善长一边，合力排挤杨宪。杨宪在洪武二年九月调任中书省右丞，七月升为左丞，至洪武三年七月终于被李善长攻倒而伏诛。 李善长退休后，胡惟庸又把矛头指向浙东名士刘基。 刘基反对营建中都，自然引起一心梦想衣锦还乡的淮西勋贵的不满。 后来，他又对朱元璋说过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都不堪任相，更激起胡惟庸的仇恨。此前，刘基曾得罪过李善长，被李善长进谗而回老家闲住 一段时间。他自知在淮西勋贵当权的朝廷难以立足，所以当朱元璋想让他任相时，坚决推辞，并自请告老还乡。 即使这样，胡惟庸仍不放过，“挟前憾，使吏讦惩”，诬告他看中有王气的谈洋想作自己的墓地，因 “请立巡检逐民”，使之被革掉岁禄，入京请罪，不敢再回老家。后来，胡惟庸为相，刘基忧愤成疾，朱元璋命胡惟庸派医生去看，胡惟庸竟派医生毒死了刘基。 江西金溪人吴伯宗廷试第一，授吏部员外郎，与修《大明日历》。胡惟庸派人拉拢，吴伯宗不肯俯就，他就找个罪名把吴伯宗贬到凤阳。后来吴伯宗上书论时政，“因言惟庸专恣不法, 不宜独任，久之必为国患”，才被朱元璋召回。
刘伯温 胡惟庸还大肆贪污受贿，当年他拿出300两黄金给李善长行贿，说明他外放做地方官时并不清廉。独专中书省事后，各地想升官发财的官吏和失职的功臣武夫纷纷投奔胡惟庸，争相给他送金帛、名马、玩好，多至“不可胜数”。 后来胡惟庸案发后，有人告发他“赃贪淫乱，甚非寡欲”，说“前犯罪人某被迁，将起，其左相犹取本人山水图一轴，名曰夏珪《长江万里图》”，朱元璋命人查验，果然在胡惟庸的赃物中找到了这幅《长江万里图》 。 胡惟庸独相数年，利用乡土关系拉拢淮西勋旧，和他的门下故旧僚佐，结成一个小帮派，仗恃李善长的支持，骄横跋扈，专恣擅权，“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事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则匿不以闻”，甚至“僭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文”，政z野心已膨胀到了极点。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突破当时礼法制度所许可的底线，这是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不能容忍的。
李善长 胡惟庸谋反案，是君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结果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君权，相权之间始终存在矛盾和斗争。 在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斗争 中，首先必须要解决的就是君权和相权的矛盾 。 身为天下至尊的皇帝 , 总是要千方百计削弱丞相的权力 , 以加强皇权，他们深感相权的膨胀直接威胁着皇权的稳固。 秦朝中央机构实行 “ 三公九卿 制 ”，丞相是 “ 百官之长 ”，“ 掌垂天子 , 助理万机 ”。西汉武帝时 , 为了削弱垂相的权力 , 利用身边的低级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 “ 内朝 ” 为决策机构 , 重用 “ 内朝 ” 官。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机构为 “ 外朝 ”。东汉刘秀 “ 虽置三公 , 事归台阁 ” ；隋朝的三省分权 , 将原来垂相的权力三分 , 都是君权和相权斗争的直接产物。 而明朝也毫不例外，明朝初年，中央设中书省、 大都督府、 御史台 “ 总天下之政 ”。 特别是中书省，为诸司百官之首，权力最大。 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沿袭元制，设行中书省，分理地方政务。朱元璋为削弱臣下的权力，首先要解决的是丞相的权力。洪武九年，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宜布政使司，另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民政， 司法， 军事 (将元朝行省权力三分)，合称三司。 特别是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又下令 : “ 禁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 ,中书省下设六部 , 各部设尚书。尚书不过是垂相的属员。 现在不允许他们向中书省奏事，实际上削弱中书省及垂相的权力，使中书省名存实亡。从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从而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 由此可见，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早在洪武十三年以前，就开始有计划、 有步骤地进行了。 胡惟庸案一定程度上是君主集权制发展的必然结果 , 而不取决于胡惟庸是否谋反。
刘伯温 总结 胡惟庸案一句话说完，不完全是冤案。本就没有太多的能力，靠着内斗，排挤上位。继位后依旧争斗不断，个人作风一次又一次得冒犯朱元璋体恤爱民的基本原则。相权与君权的矛盾，加上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胡惟庸的死亡，之后，丞相这个自古就有的位置被彻底废除，并立法不得恢复。 但是，胡惟庸的死和丞相位置的清除，并不意味皇权中央集权的加强。丞相的废除意味着皇帝本人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这在朱元璋时期已经尤为明显，在其爱民如子的思想之下，事事自理，由此，成为了华夏史上最勤政的皇帝，没有之一。另外，这还引出皇帝个人精力有限性和帝国事务无限性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在明朝后期又催化出如首辅，宦官等等权力集团辅佐政务。而这些集团的权力大小有着极大的浮动，取决的因素也颇多，诸如张居正一度凌驾于皇帝之上，而崇祯时期，首辅则是毫无权力，被换，被杀数十人。 丞相位置的废除，并不意味着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配完成或者权力分配合理化，反而是给子孙后代留下无穷祸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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