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忍了七年才杀胡惟庸？胡惟庸真的要谋反吗？

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宰相，在他之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从此消除了中书省对皇帝权力的约束。按照谁得利谁作案的原则，可以推定胡惟庸只不过是朱元璋废相链条上众多的牺牲者之一，这大概也是胡惟庸有无谋反之所以成为谜团的原因之一。

几乎历任新皇开国都少不了一场对老臣腥风血雨般的大清洗，朱元璋更是做到了“极致”。他以血腥的气息告诉世人，僧人皇帝可出世亦可入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将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

胡惟庸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的布局从刘基(刘伯温)就开始了。刘基是那个在建国前为朱元璋献上战略方针的谋士，他建议朱元璋“先灭陈友谅，后攻张士诚，统一江南，再上灭元”；是那个建国后为大明王朝可以掏心窝子的明朝“魏征”，当朱元璋向他询问丞相人选时，他说杨宪有才，但气度不够；说汪广洋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胡惟庸会推翻朱元璋的“车”。

朱元璋让他做宰相，他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恐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天下其实人才济济，要明主仔细去发现了。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合适的。”没过多久，胡惟庸就接替李善长做了宰相。

由此，刘基才发现自己走入了一个凶险游戏，他可能被朱元璋出卖，胡惟庸可能已将他列入黑名单。于是，刘基在洪武四年选择急流勇退，回青田老家避祸，以度余生。

但胡惟庸终究还是没放过他，他向朱元璋上报说，刘基在老家找到一块有“王气”的风水宝地以建造自己的坟墓，其心可恨又可杀。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但朱元璋恐怕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新朝的政治斗争在他有意无意的导演下惊心动魄地展开，他抓住官员之间相互攻奸的机会，借胡惟庸之手除掉了刘基，由此揭开新朝政治大清洗的序幕。

但胡惟庸恐怕也没想到，下一个就是他。刘基在洪武八年神秘去世，五年后，朱元璋将矛头对准了时任左丞相的胡惟庸。而在此前，杨宪在洪武三年就死于淮西集团头目李善长的诬蔑之下，洪武十二年右丞相汪广洋也被赐死了，接着朱元璋可能认为罢中书省的时间到了。

胡惟庸深谙为官之道，但关键时刻还得看贵人运如何。李善长就是胡惟庸的官场贵人，在他的引荐下，胡惟庸一路青云直上，终于在洪武三年入驻了中书省，出任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右丞相汪广洋被出迁广东，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独尊省事”数岁，七月代替汪广洋升为右丞相。

洪武十年九月，迁为左丞相，汪广洋仍出任右丞相，但自打汪广洋洪武六年被迁出后，实权就落到了胡惟庸手里，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为止，做了长达七年的丞相。

胡惟庸的起家与李善长关联很大，李善长是皇亲，临安公主嫁得是李家儿子李琪，而胡李两家人又认了亲戚，因此，胡李二人来往甚多，杨宪之死，胡惟庸就是献谗言的那个人。再到后来，李善长也成为朱元璋的刀下鬼，都牵扯到了胡惟庸。

胡惟庸不论从人品，学识还是才干，都比不上刘基，而他之所以成为丞相很大因素在于，朱元璋早就摆好了一盘大旗，那就是罢中书省，废丞相，将所有的权力全部归结到皇帝手中，不再有人对朱家人指手划脚。

胡惟庸一直以为自己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在朝中有恃无恐，尤其在刘基死后，已不按正常上奏途径行事，内宦外室及各司上奏的文件，都先拿来自己翻阅，对自身不利的就搁置一边。四面八官急于升官的文武大臣，争相向其献媚，并以重金贿赂他，几乎掌握了官员们的生杀大权。

一时间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威胁极大。朱元璋不得不加快“罢中书省，废丞相”的步伐。丞相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年多年的时间，继争夺相权的相互激烈倾轧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

朱元璋在发起讨伐胡惟庸之前，在洪武九年，就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改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相等官，高布政使一员，又增改了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有名无实，丞相的权力随之被削弱。

到了洪武十年左右，发生了“奏言实封直达御前”和“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两件大事，表现出了朱元璋的权力焦虑症和对官僚机构及官员们的信任缺失。这对胡惟庸来说已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胡惟庸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是坐以待毙还是铤而走险，他选择了后者，君权与相权的斗争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朱元璋多次问责胡惟庸，胡已感到万分恐惧，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为保命，纠集一伙人起来谋反，也在情理之中。胡惟庸还没来得及起兵造反，后院已经起火了。

《明史》记载胡惟庸的儿子坠死车下，胡惟庸杀挽车者。《明史纪事本末》又说是马死，胡惟庸杀挽车者；《国榷》则说是“误践人死”，说法不一。不管如何，朱元璋对这一事件发话了，“命偿其死”，这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洪武十二年，汪广洋被赐死，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多名官员涉案，被杀之人多达1.5万。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发布了一道具有历史意义的旨令：罢除中书省，从此不设，废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属官，只保留中书舍人一职，并为朱家后嗣皇帝立下规矩：“以后嗣君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奏请的，置之重典。”，而且还被录于《祖训》当中，成为明王朝始终奉行不渝的圭旨。

朱元璋以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为目的，而以丞相为首的中书省分散了皇帝在行政上的权力。他不让刘基当丞相，就说明他根本不想再设丞相了。而胡惟庸一案只不过是将废相的时间表提前了而已。

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胡惟庸谋反的直接证据，但从双方的政治斗争逻辑分析，可以说胡惟庸谋反是有其必然性的。

胡惟庸死后，朱元璋的杀戮并没有停止，洪武二十三年，年已77岁的李善长及其家族七十余人因涉及胡惟庸案而被诛。本年度因李善长案而被株连的官员高达三万余人，帝国一时间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下。

但高潮还没有来到，朱元璋借口肃清逆党的杀戮行为还在继续，下一个出局的人是蓝玉，同样以谋反的罪名被诛杀，通过蓝玉一案，朱元璋几乎把跟着他打天下的将领一网打尽。

通过胡惟庸案，李善长案，蓝玉案，朱元璋几乎让百分之八十的开国功臣去了西天，最后连徐达也没有放过。

如果说杀胡惟庸是在夺相权，那么之后一系列的杀戮有功之臣，这无疑是在夺军权啊。最后，朱元璋终于如愿以偿的集三权于一身，从此每日埋头于工作中。据《春明梦余录》记载，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阅文件约20万字，处理事务400多件。

可以说，朱元璋在制度杀戮中成功杀死了制度，但在某种意义上也等于在自杀，将自己沦为制度下的奴隶，让我们“祝贺”他吧，终于圆了皇帝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