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清代谓之“词学中兴”，其词风之特盛，历代无两，龙榆生故云：“数十年间，词风特盛；非特为清词之光荣结局，亦千年来词学之总结束时期也”（《中国韵文史》）。而“词风特盛”并非只在词家作手的巨富，同时更因词学托体日尊，进而饱学之士在词书整校中得以“校勘经籍之力”，故清朝之词风气极并理论与创作。 又清代词派更替，各类审美趋向自然递主词坛，清初先有浙西朱彝尊倡白石（姜夔）而抑梦窗（吴文英），所谓“家白石而户玉田”；后常州周介存摩前集后，使天下欲学宋四家，并云“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宋四家选序》），逮至此时，清之词学理论即成大成。 嘉道文风与张惠言之“寄托”
清嘉庆、道光年间，在内则“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朝鲜李朝时录中的中国史料》）又洪亮吉追述乾隆云“士大夫渐不知廉耻”；在外则列强欲豆剖瓜分，鸦片荼毒益盛，内忧外患之下，国祚式微。 故嘉道之前，盛世升平，文人于词便“竟崇尔雅”，以玩咏风流为主，所谓“家白石而户玉田”便在此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
彼时浙西止境只在姜夔、张炎二家，故为人诟病，谭献云“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概因其多承平词家，不免汲汲于雕章弄句，千篇一律而少有建树，其中高者不过朱彝尊、厉鹗等寥寥数人。兹录《念奴娇》一词如下： 秋光今夜，向桐江，为写当年高
嘉道中时，家国震荡，有识之士感时微危，发感文学便转入幽深曲款，一寄愁肠。故常州张惠言出，作《词选》并序云“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概传“意内而言外”方为是词。 张惠言“意内言外”虽定常州词派之基论，然其《词选》弊病逼仄，张《词选》仅四十四家共百六词作，又大多只在唐五代、宋初作手转圜，故潘德舆驳其言曰“张氏《词选》抗志希古，标高揭己；宏音雅调，多被排摈。五代北宋，有自昔传诵，非徒只字之警者，亦多恝然置之”。（《与叶生书》） （张惠言）又因“专崇比兴”，涂术虽开，然不免穿凿过甚，每特于唐五代词中贯串比附、沉深解剖，如评冯延巳《蝶恋花》云“三词忠爱缠绵，宛然《骚》、《雅》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盖以排间异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词选》），三词示一如下：
词虽有愁自寓焉，但何至于上并骚、雅？经学治词，病则矫枉过正。 周济之“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
张惠言发蹈“寄托”在前，然在其体系中，只“张先、苏轼 、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 、 王沂孙 、 张炎”能达至“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的境界。 然周济虽继承比兴，传“寄托出入”（“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事一物，引伸触类，意感偶生，假类必达，斯入矣；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赤子随母笑啼，野人缘剧喜怒，能出矣。”《宋四家词选叙论》），然其词学理论却与周济颇有出入。周济辑有《宋四家》，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为宗本。 与张惠言不同，张氏以王沂孙为比兴宗掌，而周济一反前陈，却以王沂孙为门径。王沂孙工于咏物，周济称其为“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深化无痕,碧山胜场也”，大凡咏物词最宜以物而入，以寄托而处，故所谓“问涂碧山”，兹录其咏蝉词如下：
碧山咏物虽旨意遥深，然其沉郁之外，典事硬雅，故周济并又提出“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一说。其中便以王沂孙为寻径，得吴文英之秾挚、辛弃疾之阔宕，最后达到周邦彦的“集大成”。
于周氏词论中，吴文英词始复大观，其中嬗变此处按下不表，详细见前文词艺录丨谈吴文英地位嬗变及《梦窗词》笔法特点 吴词偶失晦涩，辛词则偶见堆砌，故于词法之中，皆是不如周词之集大成（周词特点详见前文号称“词中老杜”‘宋词之冠’的周邦彦到底填词有多厉害？谈李清照与周邦彦：目空一切的她，为何对同代的周邦彦只字不提？） 李清照《词论》点校词家，独独放过周邦彦不表，其中虽不免有“为生者讳”之意，但以李清照标准以观周词，真一一中的，不论音律、故实、情致、典重都难刺锱铢。纵观历代词论，除去王国维、刘熙载诟病旨意，王国维且不多说，晚年更崇清真，刘熙载则云：
余下诸家，莫不引清真为宋词第一，所谓独步千古，“词中老杜”恰的其名。 结言常州词派以“比兴”为词家最高旨意，概因此并附诗家刘义，复能祖述风、雅，故流派更迭之中，虽审美迁移，周、王、姜、吴余波虽然循流往复，但内核始终不变，此时代所致，一如南宋咏物词而已。 而常州之后的清季民国词坛，甚至摈弃四家之说而独尊吴文英，乃至天下学吴文英者十之八九，故又移一代词风。但这些就是后话了，留待下文复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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