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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的合称。三人皆由明臣仕清，籍贯因都属旧江左地区，诗名并著，故时人称为“江左三大家”,顾有孝、赵□选其诗为《江左三大家诗钞》9卷，有康熙刊本。 钱谦益(1582～1664),常熟人、吴伟业(1609～1672)，太仓人，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入京师，授直指使，巡视北城。降清后官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等职，有《定山堂集》。龚氏与当时名士多所往来与唱酬，诗词皆工，于婉丽中亦多寓兴亡之感，与钱谦益、吴伟业有相似的地方，但成就和影响都不如钱、吴。 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番禺县人）、陈恭尹（顺德县人）、梁佩兰(南海县人)的合称。三人居里邻近，时相过从，在创作上互相推重，在当时岭南地区最享盛名。康熙三十一年(1693)，同为岭南人的王隼编选三家之诗成《岭南三大家诗选》，隐然有抗衡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之意，自此始有“岭南三家”之称。 不过屈、陈、梁三人的生活道路与思想情趣实有区别。屈大均、陈恭尹曾参加持久的反清斗争，终生不仕清廷；梁佩兰则热衷功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得授翰林之职。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屈、陈有共同的民族思想，胸怀一股郁愤不平之气；梁诗多酬赠和吟咏景物之作，风格较平淡。唯在反映岭南的山川风貌、人情世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方面，三家则有共同之处。 在艺术风格上，三家也各自迥异。王□《岭南三大家诗选序》说：梁佩兰之诗“温厚和平，置之清庙明堂，自是瑚琏圭璧”；屈大均诗“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藏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虾蟹鳖”；陈恭尹“诗如哲匠当前,众材就正,运斤成风，既无枉挠，亦无废弃,梁栋榱题,各适其用，准程规矩，不得不推为工师”。这是符合三家诗的不同特点的。 清康熙、乾隆时期的重要词派。此派创始于朱□尊。他持论标举南宋,认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词综·发凡》）；推尊姜（夔）、张（炎），曾在自题词集里声称：“不师秦七（观）,不师黄九（庭坚）,倚新声玉田(张炎)差近”。他强调指出，“词莫善于姜夔”（《黑蝶斋诗馀序》），认为词作“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崇尚醇雅，要求“词以雅为尚”（《乐府雅词跋》）。朱氏词论实是针对当时词坛颓风而发。明代以来，词风的主要倾向不是深受《花间》、《草堂》的影响,囿于闺□儿女、花草闲题,就是“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水村琴趣序》)。因此，朱□尊想用清空醇雅之辞，以洗纤靡淫哇之陋，以纠粗率叫嚣之律。其论有某些救弊补偏的作用。但他的理论更多地重视字句声律上功夫，对词的内容虽说过宜“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红盐词序》），但又鼓吹“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将词引向了狭窄的境界。其说正是清朝文网渐密、文士远祸避害心理的反映。朱氏选辑的《词综》，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 朱□尊词论引起颇大反响。“浙西填词者，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静志居诗话》）。其同里友人相与唱和，互相标榜，于是风靡一时。龚翔麟、李良年、李符、沈□日、沈岸登皆有词集行世，与朱□尊共称浙西六家。播扬朱□尊词论最力者是厉鹗，他不仅从理论上继续申述朱氏之说，而且创作上成就亦较显著，使浙派的势力更加兴盛。 浙派的创作往往以词调圆转浏亮、琢句工致精美取胜，但内容比较贫乏。朱词有沉厚不足的毛病，厉词有□□窳弱的流弊，所以文廷式评论说：“自朱竹□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慢。”（《云起轩词抄序》）他们间或也有一或感时寄兴之作，包孕着兴亡之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康熙、乾隆时期，词坛主要为浙派所左右。浙派标举南宋，推崇姜（夔）、张(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到了嘉庆初年,浙派的词人更是专在声律格调上着力,流弊益甚。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大声疾呼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反琐屑□□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一时和者颇多，蔚然成风，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常州词论始于张氏编辑的《词选》。其书成于嘉庆二年(1797),所选唐、宋两代词，只录44家，160首。与浙派相反，多选唐、五代，少取南宋，对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张炎仅收1首。虽失之太苛，但其选录的辛弃疾、张孝祥、王沂孙诸家作品，尚属有现实意义之作，说明词在文学上并非小道，以印证张惠言在《词选序》里所申明的主张。他竭力推尊词体，援引《说文》“意内言外”来论述,指出词作近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用“敷衍古体以自贵其体”(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抬高词的历史地位。张氏比较注意词作的内容，能寻绎词作“感物而发”、“缘情造端”的意旨,剖析词人“低徊要□”的寄托用心。由此出发，他批评了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诸家词作是“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可见其持论之严。但他亦有过分寻求前人词作的微言大义而流于穿凿附会的弊病。比如解说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还认为“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这种无根臆说曾遭到王国维的讥议。他又勇于立论，疏于考史。对一些词作的解释有失实之处。尽管如此,张氏强调词作比兴寄托,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显然在格调上高出一筹。张惠言的同调者有张琦、董士锡、周济、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金式玉等人，彼此鼓吹，声势大盛。 其中周济最为突出。他撰定《词辨》、《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谭献《箧中词》卷三）,但他并不囿于张氏的立论,“论词则多独到之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深化了张氏词论。周济在张氏推尊词体的基础上，着重提倡词要有“论世”的作用。他认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这就证实了张氏提倡比兴寄托的内容，要求词作能反映现实生活，发挥其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思的抒写，实为有识之见。另外，周济还指明了词作如何寄托的门径，提出了“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并且以精丽的语言，描绘了词人在“触类多通”以后，“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如郢斤之□蝇翼”(《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构思、创作过程，使“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浓郁感情通过“铺叙平淡,摹缋浅近”（同前）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来，所论也较精辟。但他实际品评词作时，与其立论常有矛盾龃龉之处。从他早年所著《词辨》仅存的“正、变”两卷来看，把周邦彦9首、史达祖 1首、吴文英5首遣兴、咏物、应歌之作，划为“正”体，而将26(李煜^李煜)9首、辛弃疾10首、陆游1首列在“变”体,就令人难以索解。晚年所著《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分领一代。并主张“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虽想博观约取，仍不免囿于“婉约”一派。 常州派词人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肃。比如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和周济〔蝶恋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遣词精密纯正,似别有意蕴，但比较晦涩。实际上也并无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其立论尚有距离。这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倾向，也是整个常州派词人的局限。 常州词派对清词发展影响甚大。近代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这四大词家，也是常州词派的后劲。虽然他们创作同样走向内容狭窄的道路,境界并不恢宏,但他们的词学整理研究颇有成绩。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汇刻《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村丛书》，都收集了大量的词学遗产。 近人龙榆生《论常州词派》材料翔实，可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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