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词唯宋论，这种普世且流传甚广的说法，是非常偏颇的-------因为词继宋之后，虽然抵元、明二代而式微，但却至清代而有“中兴”之势。陈乃乾《清名家词序》曾称：“清代三百年间，问学之业绝盛，经史词章，远迈前代，词亦勃然中兴。”，且在现代词学中，如孙克强在《清代词学》、沙先一、张晖合在《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叶嘉莹在《清词丛论》中都或辩证、或默认的以“清代词学中兴”为共识。 当然，清词虽然中兴，但也没必要将其擢升成“超迈两宋”的高度-------我们至多只能依龙榆生“或有两宋未到之境”的说法来看比较恰当。更进一步的谈，清词除去“为体为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之外的“两宋未到之境”，大略应该从两个方向来看，一则是晚清词人以校勘经籍之力作词学研究所带来的论词风气；二则便是以晚清四大家们通过对前人（包括清前、中）创作集大成的总结。 晚清四家以校勘经籍而带起的词论风气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梳理过文体的兴衰更替，其云“万事万理，有盛必有衰。而于极衰之时，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灭。词盛于宋，亡于明。国初诸老，具复古之才，惜于本原所在，未能穷究。乾嘉以还，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张出而溯其源流，辨别真伪。至蒿庵而规模大定，而词赖以存矣。盛衰之感，殊系人思，独词也乎哉”。清代的“词学中兴”业已公论，但这种“中兴”起于何时，学界却多有争论，有以常州词派推崇“比兴”为兴，有以甲申之变时期为兴，也有的认为是以朱彝尊、陈维崧等清初诸佬为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家看法不一，但都不谋而合的认为清词中兴是“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灭”。 严昌迪在《清词史》中认为文体的盛衰，在乎于社会功能性与文学功能性的统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是龙榆生提出的以陈子龙为代表的清词中兴，还是杜文澜在《憩园词话》所谈到的以朱彝尊、陈维崧为代表的清词中兴，都并没有脱窠于两宋词学的范畴。龙按陈子龙所代表的云间词派，仅仅是在五代花间体之外能投射出明清易代的惨痛国变，这与宋室南渡，宋元易代间的词人同一而足，甚至比及南宋词还差了对音律的讲求。 而以朱彝尊、陈维崧为代表的清词中兴，因为顺治、康熙间的政治因素，与词体认知的不完整，也并不能达到并肩两宋的地步。按朱彝尊时期横行的浙西词派的词学风貌来看，虽然是达到了“家白石而户雨田”的浩大声势，但浙西六家真能达到南宋姜夔、张炎水平的却寥寥无几；而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一派，虽然祖眺苏、辛，但毕竟差池。文廷式便称：“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慢。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 故而，阳羡、浙西二家所代表的“中兴”并不能足抗两宋词学，而真正能抗手两宋甚至偶能超迈的清词，便是自常州词派提出“比兴尊体”之后，同治、光绪间“其笃学之士，又移其校勘经籍之力，以从事于词籍之整理与校刊”所带来的词学风气最为清词之盛极------其中，又以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四家为趋倡。 晚清四词家在经历清初的“百家争鸣”到浙西的尊姜张、常州之尊四家之后，以校勘经籍倾注词学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对吴文英词进行了审美再定义，且带起来了词学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思潮演变。按孙克强《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的考援，晚清四大家对梦窗词进行了整理、校勘、研究、评论等全方面的理论研究，并合校了多种《梦窗词》刊本。同时，在四家校订梦窗词的过程中，由王鹏运确定了著名的校词五例（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开创了近代词籍校勘之学。这种严谨精审的词学研究风气，不仅仅是提高了吴文英在词史的地位，更是确立了千年词史中词学理论研究的最高峰------这是两宋词决然未曾涉及的部分。 兼收南北宋词而集大成的创作实践晚清四家除去在词学文献整理、词学理论研究等方面能到两宋未到之境，同时在创作实践、创作指导上也是形成了词学史上最后一次“大结穴”。单以清代为论，清词坛自迈入了宗派时期后，便有极深的门户之见。浙西词派中姜、张二家地位最高，其他的词人若流派不同则捐弃，风格相近则认其为姜、张羽翼，即汪森《词综·序》所称的：“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吴文英师之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平、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这种桥枉过正的地位擢升，便是门户之见的直观体现，正如前文所举文廷式语之“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 审美有分歧，却难以分高低，但要以词派为词学发倡，却又必须要分一个高低，浙西尊姜、张之后，在常州词派时，却直接将二位打入尘埃，周济作《宋四家选序》，独标王沂孙、辛弃疾、吴文英、周邦彦为“词家领袖，统领一代”---------这种论调无疑是步浙西之后尘而已。后人祝南在《无庵词话》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常州词人尊稼轩、美成而力诋白石，门户之见甚深”。逮至晚清四家，虽然全祖常州一派，但并没有为门户之见所影响。 四家词人固然是对梦窗用力最深，但对于别家词人，仍是保持了足够、恳切的认知。四家之中王鹏运最为早出，他并没有依循周济在《词选·序》中的理念，而对姜夔、东坡都表示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论姜夔是“高亢清空，声出金石”，论苏轼是“举非恒流所能梦见”；四家之郑文焯更是一生雅慕姜夔，虽然制力与吴文英的校勘，但其词中萧疏俊逸之气，步继白石，其云：“余平生慕尧章之为人，疏古冲澹，有晋宋间风，又能深与礼乐，以敷文博古自娱”（《瘦碧词序》），非如此，朱祖谋所选编的《宋词三百首》同样的也是对周济尊辛（稼轩）抑苏（东坡），过度拔高王沂孙地位的反驳，朱祖谋的传砚弟子龙榆生便记载道：“对止庵退苏进辛止说，稍致不满，且以碧山与于四家领袖之列，亦觉轻重不伦，乃益致力于东坡，辅以方回、白石、别选宋词三百首，示学者以轨范” 朱祖谋手抄,况周颐批点《宋词三百首》 值得一提的是，四词家创作实践中的审美取向非常开阔，尤其是四家之朱祖谋最为大成。近人唐圭璋称朱祖谋词是“取径梦窗，上窥清真，旁及秦、贺、苏、辛、柳、晏诸家，打破浙派、常州派一偏之见，取精用宏，卓然自成一家”，唐圭璋这种说法虽颇有夸饰之处，但以朱祖谋的词学成就来看，虽不是收尽前人之精粹，但仍是达到了晚清词学，乃至词学史上极其突出的高度，尤其是朱祖谋晚年更是打破了南北宋的壁障，在苏轼与吴文英的融合中走到了一个前人未到的境地。程千帆《吴白匋先生诗词集序》云：“比及近世,上彊村民合苏、吴为一手,乃大开异境。此固深可法也”又张尔田云：“先生所为词，跨常迈浙，凌厉跞朱，逌然而龙鸾翔，鬯然而兰苕发。拟之有宋，声与政通，如范、如苏、如欧阳，深文而隐蔚，远旨而近言，三薰三沐，尤近觉翁”。 结言总而言之，清代虽是词学最后的中兴，但纵观整个清词史，除却词人数量、作品数量之外，其实真能比及两宋之高度的时期，就是以晚清四家统领词坛的时期。若按引龙榆生的说法便是：“自常州派崇比兴以尊词体，而佻巧浮滑之风息。同治、光绪以来，国家多故，内忧外患，更迭相乘。士大夫怵于国势之危微，相率以幽隐之词，借抒忠愤。其笃学之士，又移其校勘经籍之力，以从事于词籍之整理与校刊。以是数十年间，词风特盛；非特为清词之光荣结局，亦千年来词学之总结束时期也。” 故而，晚清四大词家共镶举力的推动下，词学总归是以校勘经籍而南北合一的集大成，画上了一个光荣且圆满的句号。 |
|
|
